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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学习催化秘籍 行动学习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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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学习是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一个重要理念。在这段时间里,在同事们的帮助下,瑞文斯发起了两个主要项目:一个是在伦敦医院联盟(Wieland&Leigh,1971;Clark,1972;Wieland,1981);另一个是在英国的通用电气公司(Casey&Pearce,1977)。行动学习自那时起至今,都是……在组织发展和管理教育领域一个不同寻常的创新,因为它是以经理人员做自己的研究和解决自己的问题为基础的。在倡导人们来当学习者和实践者的同时,它反对专家咨询和传统的商学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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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在设立新的商学院的谈判中失败后,瑞文斯辞去了曼彻斯特大学的教授职位,在谈判中,他提出应该以行动学习的原则为基础。相反,大学决定以美国商学院MBA项目的做法为标准来建立曼彻斯特商学院。相比于技术学院(后来的曼彻斯特理工)的“工具”文化来说,瑞文斯反对旧大学的“学院派理论”,他认为“工具”文化更接近于管理者的需要(Revans,198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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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的酝酿,行动学习理念逐步成熟,直到20世纪70年代,瑞文斯结束大学生活后,他才第一次开始使用行动学习这个术语。从《发展高效管理者》(1971)这本书开始,瑞文斯出版了一系列关键的书籍和论文,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提出了为我们今天所知的行动学习理论和实践指南。瑞文斯的行动学习不仅仅是一种管理和组织学习的新理论,更是一种基于强烈的伦理价值的生活和工作的哲学。在瑞文斯的著作中,对道德和伦理的考虑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上,他的行动学习与其说是一种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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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研究(Boshyk等,2010;Boshyk,2011)表明,瑞文斯早期的生活经历和年轻时候的个人发展对他后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例如,他受到了贵格会(Quaker,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价值观的影响,这种价值观也许来自于他的家庭。当然后来则来自于20世纪30年代他离开物理学领域后在剑桥参加的贵格会会议。至于他离开物理学领域的原因,则是因为他怀疑自己卷入了用于侵略攻击目的的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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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格会教徒的信仰和实践与行动学习之间有着极其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Boshyk笔记中所记载的(2011:89):“贵格会强调行动或实践,并认为行动优先于信念,‘只有在实践中实施,才会具有意义’。”Boshyk等(2010:54-59)是这样评论传统的贵格会中澄心委员会的工作与行动学习小组之间的相似性是:为了寻求对于深刻的个人难题或决定的清晰化,任何人都可以召集5~6个不同但却可信任的人来帮助他们找到自己内心的声音。通常情况下,澄心委员会的会议持续时间约三个小时,会议开始于“静心默思”。除非问一些诚实的、关怀性的问题来为焦点成员提供服务,而非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否则,成员们是不能与焦点成员说话的。澄心委员会可以追溯到17世纪60年代,旨在利用集体智慧解决个人生活中的复杂难题。这不可避免会碰触到当事人有关个人责任、诚信、自我驱动等深层次的心智模式,同时要有效降低当事人因小组成员的评价对其造成的负面认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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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们称呼澄心委员会一样,行动学习开始于“不知道”,或者像瑞文斯常说的那样,在面对困难的问题时,除非我们理解和承认自己的无知,否则我们就不会去寻求质疑和学习。在行动学习和贵格会的信仰和实践之间,还有一些其他的相似之处:贵格会的价值观包括和平主义、平等、坚持公平以及“面对权威讲出真相”;贵格会的实践关注质疑和提问的重要性,认为安静和反思是必需的。贵格会中的这些信念,与瑞文斯在行动学习中提到的“逆境中的伙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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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学习催化秘籍 行动学习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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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学习是为满足工业化时代大型组织快速发展的需要。在本章第一部分所描述的行动学习的简单规则背后,瑞文斯的想法是以他提出的三个相互作用的α、β和γ系统的“人类行为学”或者“人类行为一般理论”为基础的(见专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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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2 瑞文斯的人类行为一般理论:α、β和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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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决策或战略系统,包括外部环境、可用的内部资源和管理价值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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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实施决策或战略所需的决策系统、沟通或影响循环——包括调查、试验、行动、审核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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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每一位行动学习者所经历的独特的学习过程,涉及自我反省和对自我与他人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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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瑞文斯(1971: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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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α、β和γ三个系统是不能分割开来的,它们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整体中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将这三个系统结合在一起,显示了瑞文斯行动学习的范围和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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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系统是需要解决的组织问题的来源。这个体系总结了瑞文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期间所做的运筹学研究中的收获。在这段时间里,瑞文斯将他的科学训练应用到了矿山、工厂、学校和医院的研究之中。外部环境的分析对于揭示可能存在的机会和挑战来说是必要的,与此同时,对于如何配置资源来说,了解内部资源的情况也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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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这种正统的主流战略思维之中增加管理价值观体系,瑞文斯很清楚,决策不仅仅是一种理性行为,它还会涉及道德的选择。α系统不仅仅是知识的分析,更是一个注重历史、文化、权力、政治和风险的分析,考虑不同群体认为应该发生什么,以及他们需要为此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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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系统描述组织问题如何通过计划、行动、反思和学习这个循环来得到解决。这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探索的循环、一个项目循环,并且也是一个“组织学习的循环”(Revans,1971:129)。确定问题不仅涉及问题的初始定义,并且也涉及有相关利益影响的重要发起人、客户、其他角色和小组之间围绕问题含义的协商过程。随着可选择的行动方案和机会的出现,难题的解决产生了效果,持续不断的尝试促成了学习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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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系统关注的是个人在与α和β系统交互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个人学习。所有学习都是自愿的,我们是如何从对问题采取行动之中学习的,这个问题既包括个人,也包括问题情境。它包括“变革或者对经理人在某一个方向上的影响,也包括变革对情境在其他方向上的互补性影响”(Revans,1971:54-55)。γ系统承认,正是个人将这三个系统的互动赋予了意义,并将其作为行动的基础。瑞文斯这样描述γ系统:本质上,它以自己的方式代表了所有的智能行为的结构,并且与α和β系统相结合,共同提供了人类行为一般理论和人类行为科学的起点(Revans,19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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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一般理论及其三个系统为行动学习创造了愿景:一种个体行动与学习的混合,持续的尝试和试验循环,以及更为广泛的系统变革。瑞文斯的理念预示着他对大约20年后出现的学习型组织和组织学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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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瑞文斯对于行动学习抱负的这个简要描述,也给行动学习催化师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即要实现远远大于为小组提供引导的宏伟目标!为小组提供引导只是整个图景中的一小部分,正如John Tann安全公司的例子所显示的(见专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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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3 John Tann安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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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in、John、Les和Pete是John Tann安全有限公司的高级经理,John Tann安全有限公司是一家制造保险箱、金库和安全设备的重型制造公司。他们在外部行动学习催化师的帮助下组建了一个行动学习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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