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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生家庭和解 心理分析所反映的鄙视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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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症中自体表达的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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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局限于只启发患者的认知层面或者是增强他的防御机制（在某些心理治疗中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必然就会和每一个患者共同踏上一段新的发现之旅。发现的不是一座偏远的大陆，而是一座从没有存在过的大陆。在发现以及占据的过程中，它才开始存在。陪伴患者走过这段旅程，是一种迷人的经历，只要我们没有先入为主地用已知的概念去对这块大陆进行殖民。我们总是对未知怀有恐惧，倾向于绕过不理解的东西。患者通过体验自己的感觉和需要来逐步发现他真正的自体。在这个过程中，分析师也需要接受和尊重患者的这些感受，即便分析师还没有真正理解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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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课或者单独对话中，我有时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分析师应该如何对待由患者偶尔引起的愤怒？一个敏感的分析师当然能够感受到这种愤怒。问题是，为了不拒绝患者，他应该压制自己的愤怒吗？但是这样的话，患者还是能够感受到被压抑的愤怒，但是又不能明确理解，所以就会困惑。那么分析师应该说出自己的愤怒吗？这种行为会让患者觉得受伤，失去安全感。我发现，如果我不以建议的形式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和同事的这种对话就会发展得更深、更私人。如果人们确立一个前提，即患者在分析师那里唤起的所有的感情，都是患者一种潜意识的尝试。患者潜意识中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分析师他的故事，但是同时又要隐藏它们，因为要保护自己免受新的无意识的操纵。知道这点之后，那个关于如何处理由患者引起的愤怒以及其他感情的问题，就不言自明了。我认为患者除了他目前采用的方法之外，完全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告诉我他的故事。所以在我那里出现的所有感觉，包括愤怒在内，都是患者加密的语言，是具有极大的心理价值的。有的时候，它们可以帮助找到失落的钥匙，去打开处于黑暗中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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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文献当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讨论：人们怎么能确定反移情不是分析师的移情表达呢？如果分析师能够自由地与自己的童年进行情感连接，那他就能轻易区分反移情和自己孩童时的感觉（也就是自己的移情）。反移情的感觉就像一个闪光、一个信号，它显然是跟被分析者有关的。如果那些感觉十分强烈、痛苦、持续，那么它就和自体有关。反移情要么是患者从前的原始客体（无意识地拒绝成为分析师的患者）的信号，要么是患者把孩童时没有体会过的分裂的感觉，在治疗过程中派送给了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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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表现他们不知道的故事吗？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上这发生在每个心理分析中。为了能把故事场景化并且理解它，患者需要将治疗变为他发展移情的场地。他需要一个人，这个人不依赖他，对他没有任何要求，允许他如他所是，但同时又随时开放自己，接受被赋予的任何角色，并且持续扮演这个角色，只要这对分析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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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分析对强迫症是极为重要的。关于强迫症的消极面已经有过很多讨论。它一直将那忘却的创伤场景化，那可怕的倾向有时候隐含了一些惊悚的、自毁的东西，让人联想到死本能。但是强迫症也有积极的一面。它是哑孩子的语言，是表达的唯一可能性。哑孩子想要被理解就需要一个特别的移情对象。另一方面，这种语言很有可能不是为真正的感情和思想的表达服务，但却是为了将其隐藏、模糊和否定，也就是说它是为虚假自体服务。因此我们有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工作来处理患者的强迫症，因为它是真自体的唯一的显现方式。它是移情的基础，也是患者整个互动域的场景化。而在文献中，这种互动却被称为伤害，有时不被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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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举个例子。在很多分析中，刚开始的几周或者几个月，患者会产生想要一个孩子的愿望。这种愿望早就被与俄狄浦斯情结联系起来。有的时候这也正确。但是患者的联想却经常明确地揭露愿望背后的自恋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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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人那里即是说：“我想拥有一个人，我能完全占有他，利用他（母亲离开了我）。他不是一周给我四小时，而是一直在我身边。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但是如果我当了父亲或者母亲的话，那我大概就是一个对别人更重要的人了。”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我想把我曾经缺失的东西都给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可以自由发展，不需要否定自己。我想把这样的机会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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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说法看起来非常偏“客体关系”。如果真是这样，患者可以给自己实现愿望的时间。在心理治疗快结束的时候，患者也可能有足够的收获，以至于有能力去赠送。但是如果想要孩子的愿望在治疗初期就显得急不可待，呈现出一种焦灼，那么这就是自身需求的一种表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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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把不同的方面总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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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想要一个在场的母亲。（因为从来没有体验过好的共生关系，自己的孩子就成了一个新的机会，来创造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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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希望生出自己的生命活力。（孩子被当作患者真实自体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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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潜意识中借助强迫症来表达自己的童年命运（孩子作为“兄弟姐妹-竞争”和“希望的放弃”）：兄弟姐妹的出生加剧了自体的丧失，而当自己的孩子出生时，病人（暂时）放弃实现自己的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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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种复杂地想要孩子的愿望解释为“表演”，大多数时候没什么成果。因为这时候强迫症还非常严重。分析师被认作总是发号禁止的母亲，人们总是想要反抗她。但是强迫症这种自毁的方式是唯一的表达的可能性，因为患者还没有脱离投射的控制。因此分析师需要注意，患者是如何赋予一个新人生命的。看起来患者这样做是为了摧毁自己的机会，但是同时，他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去发现他早期的没有充分体验过的人生。现在他可以有意识地带着醒来的感觉去体验了。就像孩子用玩偶来展现他的家庭，患者潜意识中用他新出生的孩子来展开他自己命运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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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强迫症的双重作用。患者感到：这一次也是第一次，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他的，因此他的自体出生了。这样的期望表现为想要生一个孩子的愿望，期望通过他人实现。患者不是变成曾经的婴儿，而是去照顾一个现实的、当下的婴儿。这个新生儿就代表了他自身儿童时期的自体。在某种程度上，患者认为这个婴儿就是自己，或者他逐渐发现自己竟然跟自己的父母很像。不管怎样，患者就此跟这个婴儿一起，带着感情逐步发现被隔离的童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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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不进行分析，强迫症也或多或少地活跃着。比如，伴侣身上总是带着原始客体的特征，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但是在精神分析中，这种强迫倾向加强了。因为那种场景化将分析师裹挟进去，而分析师可以找到一个解答。这种借助额外移情对象的绕路经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旦矛盾的感情来了，害怕丧失客体的恐惧就会大到无法承受。必须区分开“母亲作为环境”和“母亲作为客体”。患者最早的经验便是，对于客体的不满和失望不能展示给同一个客体，因为这可能导致爱母慈父把爱收回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肯定会有这样的时刻到来，患者承受住了那种风险，但是分析师往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充当陪伴者，使患者早已忘却关于原始客体的经历复苏，以类似实验的方式，在额外移情的对象身上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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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重拾感受的能力，原来长久受到压抑的旧需求和愿望被解放。但是它们还不能被无条件地满足，满足的过程往往伴随着自我惩罚。或者它们在现实中压根就不能被满足，因为时光一去不复返了。那种迫切地想要孩子的愿望，或者说想要“当一位可被利用的母亲”的愿望，清楚地表达了后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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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分析中，患有自恋障碍的人也时常产生一些愿望，它们完全可以也应该在当下被满足，比如每个人想要自由表达自我的核心愿望。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如他所是地走出来，用真实的语言、姿态、行为表达自己。从婴儿的哭喊到艺术家的杰作，无不是表达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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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在小时候必须将真实的自体在他人、他自己面前隐藏起来。他在第一次走出来时，会感到极大的恐惧。但正是这些人迫切地感到，他们必须借助分析的力量打破那些陈旧限制。第一步带来的并不是自由，而是一种强迫症，患者不断重复童年景象，也就是说他不断重复体验羞耻带来的痛苦、暴露带来的疼痛，这是伴随着“自我表达”产生的。带着一种梦游似的确定，患者总是会准确找出那些像他的父母一样，完全不可能理解他的人（即便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患者就是强迫症似的试图让那些人理解自己，也就是要把不可能变得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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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的女人在精神分析的某个阶段，爱上了一位年长、聪明、情感细腻的男人。除了性爱，这位男士抗拒任何他不能从理性上理解的事情，包括精神分析在内。但恰恰是他收到了那位女士的长信，信中患者尝试向他解释，她目前通过精神分析有哪些收获。她成功地对他发出的疏离信号视而不见，而是做出双倍的努力，直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又找了父亲的替代者，因此不能放弃自己终究能够被理解的一线希望。清醒的过程带来了让人痛苦的撕咬般的羞耻感，而且这种羞耻感还会持续较长时间。有一天，患者在精神分析期间体会到了这种感觉，说道：“我真是太好笑了，就像对着墙说话，然后等它给我回应一样，真像个傻孩子。”我问：“如果您看到一个孩子只能对着墙诉说他的烦恼，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在，您会大笑吗？”跟随我的提问而来的，是绝望的抽泣。患者打开了通往她早期经历的入口，那里是无尽的孤独。哭泣也将她从强迫症那种痛苦的、毁灭性的羞耻感中解放出来。第二天，患者带来了她在夜里写的第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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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后，她终于可以不再借助额外的移情对象，而是把我当作墙，对我倾诉。这位女士本来具有很好的表达能力，但是有一段时间她的话语却很奇怪地颠三倒四、匆忙混乱，以至于我根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她，也许就像她的父母不能理解她的情形一样。她在某些时刻感受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厌恶和自恋愤怒，还指责我冷漠，缺乏理解力。尽管我始终如一，但患者就好像不认识我了一样。这时，她在我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孩子不能理解，为什么母亲能做美味的饭菜，关心他的咳嗽，满怀爱意地帮助他完成作业，但是某些情况下，却完全无法体会到他的隐藏的内心世界，就像一堵墙一样。在对我进行激烈的指责之后，患者的强迫症终于好转了。她以前总是倾向于寻找一个无法理解她的对象，或是自己构建一个这样的对象，然后去体验那种毫无希望的依附感。这种折磨人的关系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患者能够不断重复童年时对父母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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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和强迫症中的鄙视的永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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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前提是这样的，即一个人情感的整体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自恋平衡）取决于他母亲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对他的需求和情感的感受方式，那么我们也必须假设，情感和本能冲动的高价值在这里被确立。如果一个母亲不能履行镜映功能，不为孩子的存在本身而感到高兴，而是十分依赖于某种特定的存在状态，那么第一次选择就产生了：“好的”和“坏的”，“美的”和“丑的”，“正确的”和“错误的”，它们被区分开，而且这种区分被孩子内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父母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被进一步投射在孩子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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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每个母亲心中都有一个“道具屋”，也许每个婴儿都会知道他们身上有些东西是母亲不需要的。比如，人们通常期待孩子能够尽快学会控制肢体，在意识层面来说是为了在社会中不发生冲撞；在无意识层面来说，其实是为了不动摇父母的反射机制，因为父母自己在童年期肯定害怕在社会中发生冲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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