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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170474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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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丛书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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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国学”？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说清楚的问题。中国学与海外学术界常见的三个名称——Sinology、Chinese Studies、China Studies——有着密切的关系。Sinology一般被翻译为“汉学”，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其中尤以欧洲学术界对中国研究数百年的悠久历史，奠定了“汉学”研究的地位。过去的重点在传统的语、文、史、哲学问，“汉学”所牵涉的是传统经史诠释、文字训诂一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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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地区或汉字文化圈，“汉学”同样是历史悠久的研究领域，其界定也有地域和国情之别。在日本，他们将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称为“汉学”（KangaKu），而将自己本国的语言称为“国语”，研究自己母语的学系称“国文系”。在越南，历史上有一段颇长的时间使用汉字，中国的语文被称为“汉文”，河内的汉喃研究院便收藏了大量古代中国输入的汉籍及越南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文献的汉文著作。而在大陆，对于中国传统学问之研究，则称为“国学”；在台湾，中文系也称“国文系”，道理是同样的。有些人认为汉学（Sinology）是近年大陆流行的“国学”的前身，这其实是误解。“国学”是有关自己国家的学问，正如“国语”是指自己国家的语言，“国文”是指自己国家的文学，所以在中国本土，“国学”便指中国的传统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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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年因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被称为“汉学”（Sinology）的传统学术研究，开始发生变化，甚至被质疑其实用价值。为了摆脱其传统训诂考据的形象，海外有些学术机构开始舍弃带有古典意义的“Sinology”而改用范围更广和更具有现代意义的名称——“Chinese Studies”，虽然仍然以语、文、史、哲为主，但同时涉及近现代中国和海外华人的研究。针对汉学的现代发展，海外有些学者提出“新汉学”或“后汉学”的概念，颇有新意，但并未得到广泛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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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的崛起和西方学术潮流的冲击，学术界近年兴起“中国学”（China Studies）的研究，有些学者甚至提出让“中国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中国学”是“汉学”式微以后在学术界日渐受到重视的领域，范围比“Sinology”“Chinese Studies”更为广泛。除了传统文字、文本的研究，中国学也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出版、信仰、性别研究或周边关系等领域，举凡与中国有关的课题，纵及古今，横跨中外，都可以是中国学的范围。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学只限于当代研究，其实并不尽然。从“汉学”到“中国学”，其转变关键，可谓有迹可循。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从传统的语、文、史、哲，到走出传统，延伸到现当代的研究，并以社会科学及多元学科的研究方法去探讨中国课题，反映中国研究的新趋势，也突显人文学科面对时代变迁的挑战而迈向更多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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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学丛书》的出版，在于联络、组织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推介他们的研究成果与方法，作为中外学术交流的平台。同时，在中文已经成为国际上重要的语言的当下，《海外中国学丛书》采用直接用中文书写的著作，以避免文字翻译的障碍。丛书的作者拥有不同的学术背景，他们在国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和熏陶，他们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视角和所利用的材料，反映了海外学者研究中国课题的方法和心得。过去学术界常面对学科分类的局限，相关研究往往被割裂出互不相干的成果。《海外中国学丛书》鼓励多元视角和跨领域的研究，突破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传统界限，从宏观的视野、崭新的角度去探讨中国研究，希望假以时日，集腋成裘，为中国学的建立贡献绵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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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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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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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170474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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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女子之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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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才女吴琪（1644-1661）序《红蕉集》时言及“女子之不朽”，她直言道：“若斯编者，可以传矣。然则古今女子之不朽，又何必不以诗哉？夫抱贞静之姿者，尽不乏批风款月；具挑达之行者，或不解赋草题花。彼有大节或渝，而借口一字不逾阃外，其视集中诸夫人，相去为何如也。”1吴琪批评了妇女诗词付梓有碍妇德的说法，并将诗歌创作提升到“女子之不朽”的高度。这种以著作追求不朽的心理说明妇女具有了“立言”的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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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中有“三不朽”说，即立德、立功和立言。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列举了“修身、爱施、取予、耻辱和立名”，并指出：“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太史公有志于成一家之言，然后“托于世”，“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由此可见，古之君子以著作求传世的执着。民国时期的学者胡适对“三不朽”进行了白话诠释。他说，“德”便是个人人格的价值，使当时的人敬爱信仰，使千百年后的人想念崇拜。这便是立德的不朽。“功”便是事业，替当时的人开一新天地，替天下后世的人种下无量幸福的种子。这便是立功的不朽。“言”便是语言著作，像《诗经》三百篇的许多无名诗人，又像陶潜、杜甫一类文学家，做了几首好诗使千百年后的人欢喜感叹，或在后世影响无穷。这便是立言的不朽。“总而言之，这种不朽说，不问人死后灵魂能不能存在，只问他的人格，他的事业，他的著作有没有永远存在的价值。”2漫漫历史长河中，立德、立功和立言之“三不朽”已然成了知识阶层男子的人生理想。时间也见证了他们以载诸史册的功德伟绩和汗牛充栋的文章而永垂青史。虽然妇女不能在庙堂之上为天下社稷建功立业，但她们也同样关注着人生的不朽。翻开史册，那些节妇烈女、诰命贵妇以及教子有方的贤母不绝如缕。掩卷扼腕之际不禁令人深思：历史中的妇女是如何考虑人生之不朽的，这种想法又如何影响着她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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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论者以大量的墓志铭为研究材料，深入地探讨了宋代官绅家族知识妇女对完美的理想人格的追求。研究指出，这些妇女成为相夫教子、家族兴旺的有力支柱和家庭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她们不仅是时代妇女的杰出代表，而且突破了性别、时空界限，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在人格上都是不朽的。3比照男子之立德与立功，家庭乃至社会责任感成为中国古代妇女理想人格的永恒主题之一。由于历史久远的原因，今天所能见到的宋代妇女的著作可谓寥若晨星，研究者很难再现这一群体的文学成就及相关的性别语境。相对而言，灿若繁星的明清妇女著作则为从性别语境入手研究古代社会文化、家庭文化教育及知识妇女群体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颇具价值的材料。而这一妇女群体在著作中所表现出的通过写作和结集出版追求不朽的渴望，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古代妇女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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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唐宋以降女教书所灌输的正统观念与男文人在传记、墓表中流露出的对妇女的角色期待和评价，分别在训导层、舆论层直接或间接地塑造着社会和家庭需求的妇女角色。古代科举社会对妇女的母教角色日渐重视，文人家庭的女教将诗书声韵和内则箴规并重，寄望她们能教子以书香继世。然而闺秀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所反映的自我意识明显地游移于女教规范与文学启蒙之间。4高彦颐（Dorothy Ko）基于对晚明女作家的研究，在《闺塾师》一书中明确指出了妇女写作开启了女子的不朽之门。5近年来美国学者的明清妇女史研究间接或部分地涉及了相关问题。一些学者或侧重宗教信仰与女子不朽的关系，或从生育和教子的角度入手。6综观之，在明清历史中妇女试图以结集出版、颂扬母道、宗教修行等为渠道流芳百世。她们对于著作、理想人格以及灵魂的思考明显受到了当时的社会性别制度的影响。因而有必要以“女子之不朽”作为一个内在的文化视角来考察明清以降的中国妇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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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从女教、女学及妇女启蒙三个方面逐一考察明清时期女教传统之演变和才女文化之兴盛，并反思清末民初的妇女启蒙观念及其在民族国家话语中的变奏。明清的女教把妇女纳入到整饬家庭秩序、巩固王化基础的社会系统中。在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体系中，“正女”被视为齐家的关键基石，更关系到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大业。无论是女教书的条文，还是文人撰写的妇女墓志碑文，都充斥着对妇道母德的颂扬。在这种大环境下，闺秀才女以妇道母德为行为尺规，并不懈地追求女学。她们在文学创作中陶冶情操、发古今之幽思，并通过著作昭示其责任意识和“不朽”观。清嘉道以降，中西交会之际，女教和女学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1895年）及《马关条约》签订引发的戊戌维新（1898年），这一时期维新派的妇女启蒙则把妇女纳入民族国家话语，沿着女教传统强化妇女的责任意识。女革命者秋瑾在捐躯前的绝命词中表示：“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7秋瑾此言绝好地诠释了在清末的启蒙思潮中，女子以“尽责任”求“虽死犹生”之“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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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的明清才女文化被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宣布为“废学”。迎着20世纪初曙成长起来的冰心等一代女作家则开创了会通中西、肩负国家兴亡责任的新女学。在明清女学和民初的新女学之间有着怎样的传承或断裂？明清才女所苦苦追求的“不朽”难道就真的随着王朝的崩溃而不复存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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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二、研究概况：明清妇女的写作、教子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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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妇女写作和结集出版之盛况已经成了学界不争的事实。但针对妇女作品的出版，时人评论道：“从来妇言不出阃，即使闺中有此韵事，亦仅可于琴瑟在御时，作赏鉴之资，胡可刊版流传，夸耀于世乎？”8这种“妇言不出阃外”的批评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女子以“立言”求传世不朽与男子的“三不朽”有着一定的区别。那么，我们该如何在明清社会性别的语境中进一步挖掘妇女对不朽之追求呢？本节试图透过“女子之不朽”的视角来检讨近年来海内外相关的妇女史研究，以期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目的。本节分三个部分论述：妇女写作、教子和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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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妇女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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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对于结集出版的困惑源自女教中的双重观念。一方面，她们受女训观念束缚，觉得“内言不出阃外”，为恪守女子之道就只能将自己一生的心血之作付之一炬；另一方面，诗书之教和文学创作启蒙又赋予了她们历史使命感，在咏史怀古的创作中，历代女杰召唤着她们发古今之幽思。虽不能像昭君那样出塞和亲以平息边塞干戈，也不能像班昭那样兰台续表修国史，她们仍希望其著作能汇入历史长河。她们在序跋中虽然表达了在创作和出版中受到女教的困惑，但是她们最终决定出版作品之举则表明她们没有向女教规范的束缚屈服。不管其文集如何以“绣余”“红余”“焚余”命名，她们还是将“妇言”推出了阃外，并坦言等待采王风者将其作品纳入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