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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第一章 诞生于伟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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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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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使这个年份在中国近现代史庞大的坐标系中，成为一个显著的坐标点，比如巴黎和会以及由此引发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一年，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美国传教士接受了执掌一所大学的任命，在之后的岁月里，这所大学成长为一所驰名中外的大学，并且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30年之后，在共和国成立之初连绵不断的政治斗争中，伴随着1952年的院系调整，这所大学又在历史上永久地消失了，留下的只是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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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美国人的名字，叫司徒雷登，他所执掌的大学，便是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名声显赫的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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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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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生于中国杭州，青年时代在美国神学院毕业后回到中国。他于1919年担任了新成立的燕京大学的校长，后改任校务长，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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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燕大文史资料》第一辑的“前言”中，言简意赅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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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是由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建的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于1919—1920年合并而成的。校址仍沿用汇文大学与协和女子大学在东城盔甲厂和同福夹道的旧址。1926年海淀燕园以未名湖为中心的新校舍建成，遂迁新址，即现在北京大学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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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组成燕京大学的几所大学的合并过程，远远没有这样简单，而是经历了许多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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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要追溯到1864年。那一年，在北京的街道上，苏格兰独立传教士威廉·彭斯（William Burns）牧师见到一个妇女带着三名小女孩乞讨。这一情景深深地打动了他。身为一个单身汉，彭斯牧师当时没有能力照料这些女孩，但是，他带她们去见了贝满夫人（Mrs. Eliza J. Bridgman）。贝满夫人收留了她们，答应负责她们的全部生活。贝满夫人的丈夫是第一个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za C. Bridgman），1861年在上海去世。完成了丈夫的传记后，贝满夫人从上海迁到北京，成为美国公理会(1)成员。从北京街头救来的这三个小女孩和另外两个女孩成了一所学校的首批学生，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贝满女校。在贝满夫人离开北京转往上海的1869年，学校已经有了16个在校女生。这还是由于严格限制裹脚学生入校的规定，使入学人数受到了影响。在美国长老会(2)、伦敦会(3)和美以美会(4)的妇女国外布道会的帮助下，该校最后发展成为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20年，麦美德女士（S. Luella Miner）领导着女子学院成功完成加入重新组建的燕京大学的谈判时，这所学校已经有了73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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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满女校成立三年之后，美国公理会的另外一名牧师江戴德（L. D. Chapin）认为需要受过现代训练的人手来帮助开展工作，于是在当时处于北京以东的通州开办了一所寄宿学校，接受来自基督教家庭的男生。20多年后，它发展成潞河书院。1903年，潞河书院转变成为华北协和大学。1908年，博晨光（Lucius C. Porter）来到学校，开始了他长期而忠诚的教育工作。现在矗立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博雅塔，就是他的叔父捐资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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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汇文大学。根据刘海澜（H. H. Lowry）的回忆，汇文大学的前身是美以美会于1870年在北京开办的一所小日校，当时只有一间小教室，仅有的三名男生还是靠每天提供一餐膳食吸引来的。但是这所小学校一年年地繁荣起来，逐渐发展成一所寄宿学校，并于1876年升级为中学。1888年阜查理（C. H. Fowler）会督访问该校时，又作出了将其建成一所大学的勇敢决定。它的英文名称是Peking University(5)，中文名为汇文书院。按照纽约州的法律，在美国组成了一个负责管理汇文大学事务的九人托事部。从法律上来说，汇文大学的财产和最终控制权归属于一个独立于美以美会的美国团体。最初的托事部由美以美会中的五名会督和四名世俗成员组成，从而保证美以美会对学校的控制。负责学校事务的校董会于1892年成立，按照章程，校董会成员不超过24名，都必须信仰新教，且都必须居住在中国，至少保证有四分之一的成员居住在北京。学校校长是校董会的当然主席，须由纽约托事部任命。校董会有权自主填补空缺。但美以美会对此显然产生了担心，为了保证美以美会对学校的控制，章程后来作了修正，要求有三分之一的校董须是美以美会成员。校董们有权管理学校事务，但需要托事部的批准。事实上，在实际工作中托事部和校董会逐渐划分了各自的责任。当时的校董之一塔夫脱（Marcus L. Taft）很好地描述了这一点：“托事部的专务是募集资金并进行投资，用它们来为几个部门谋取最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校董会可以自行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金。但当校董会或教师背离了严格的“新教原则或福音主义原则”时，当政治变动或者地区性变动提出需要时，当学校能够自立时，或当托事部一致认为大学并未实现最初的宗旨时，托事部有权撤回经费。在并入燕京大学之前，汇文大学已经设立了以下院校：文学院、理学院、神学院、医学院、预科、工艺学校。之后的燕京大学制度和架构，基本上继承了汇文大学的传统。可以说，汇文大学是之后联合而成的燕京大学的主体。汇文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李安德（L. W. Pilcher），他因为1893年11月24日去世提前结束了任期，刘海澜在12月5日的校董会特别会议上被任命为代理校长，旋即被任命为副校长、校长。在此后的25年里，他一直担任校长这一职务，直到新的联合大学产生之后，他才退休，以便司徒雷登能够接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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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满夫人、江戴德和美以美会开办的这三所学校，就是燕京大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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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这三所学校的根本目标是为基督教服务，而非教育。例如，在汇文大学组建执照中，关于大学宗旨是这样陈述的：“在北京、北京近郊或者附近乡村建立和维持一所高等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它建立和运行的基础是严格的基督教和福音主义原则，而不是世俗原则——帮助中华帝国和其他国家的青年获得文理科教育或职业教育。”而通州潞河书院在1893年印制的一份通报中，对学院的根本宗旨表述如下：“无论事实上还是名义上，它的存在都是为了基督和教会。它的目标绝不是培养能够胜任许多新式官办事业中的肥差的人才。它将全部精力用于培养具有彻底基督教精神的青年，这些青年只能服务于为他们提供教育机会的教会，他们接受教育也就是为了教会的需要。”联合而成的燕京大学在以后的岁月里，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尽管在一开始，它只是教会在当时中国大地上播下的一颗传教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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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二、联合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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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的契机始于义和团运动爆发的1900年。5月20日，这场风暴突如其来地蔓延到通州。通州最高官员友好地告诉当地的传教士，他已不再能够保护他们的安全。传教士们决定前往北京，但是发现已经很难雇到大车。于是，北京美国公理会的梅子明（William S. Ament）博士于6月7日晚带着16辆大车来到通州。传教士们在潞河书院集合，于次日凌晨3点离开了通州。根据资料，这队西方人有6名男人、11名女人和7个孩子。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不少决定和他们一道逃亡的中国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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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北京的次日，通州传教士们站在城墙上，看到他们刚刚撤离的学校正在燃烧的大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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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过后，变为瓦砾的学校开始重建。但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在了教会面前：至少，在西方人看来，义和团运动反映了中国人的愚昧和无知，“打碎了中国人对其古老文化所具有的优越感”，并使他们认为“只有按照西方方式进行改革才能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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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潞河书院的校长谢卫楼（D. Z. Sheffield）看来，政府的改革和教育改革激起人们关心国家的热情，但是单单引进西方科技和知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满足他们心灵和伦理的需要。而另外一些传教士则意识到，要培养中国的基督教领导人，根除老百姓反洋排外的情绪，就必须争取中国的文人学者和知识阶层，改变中国社会上层敌视基督教的心理，必须唤醒中国对现代文明的需要，加速发展教育以改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