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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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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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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财源为燕大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然而，燕大的成功，绝不仅仅是因为其财源的充足。更为关键的是，在司徒雷登出掌燕大之后，燕京大学的办学目的几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尽管我们在考察这一转变背后的逻辑时，依然可以看到其内在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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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笔者在开篇第一章中叙述的那样，在燕京大学的起源时期，作为其前身的三所学校——华北协和大学、汇文大学以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的根本目标，是为基督教服务，而非为教育。经历义和团运动之后，尽管传教士们开始反省办学宗旨，但是孕育时期的燕京大学，在整体方向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直到1919年燕京大学正式成立，司徒雷登对燕大的办学宗旨又作出更进一步的改革，把办学目的从以前的摸索阶段明确化，才使燕京大学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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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司徒雷登如此写道：“在试图创办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时，我的任务似乎包括四个方面：传播基督教；提高科学水平，开设专业课程；增进同中国的关系，增进各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开辟经费来源和筹办物资设备。”站在事后研究的角度，众多学者把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确立的办学目的众口一词地总结为基督化（或曰宗教化）、学术化和中国化。(1)这种总结固然没错，也符合司徒雷登自己在事后回忆时的表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司徒雷登执掌燕大之后，燕大的办学宗旨和风格也非一蹴而就，更非无源之水。它既是面对不断转变中的中国时局作出的相对的适应和回应，也是对之前传教士教育家们的继承与发展。更加需要指出的是，燕京每个时期的办学目的，也和当时中国形势以及世界局势息息相关，因此，本章更愿意回顾一下燕京起源和孕育时期的办学目的及其转变，以便读者在之后读到燕大每个历史阶段办学目的转变时，对其内在脉络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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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19世纪初传入中国，适逢中国面临千古巨变的噩运，西方国家携工业与科技革命带来的船坚炮利的优势，以压倒性的力量爆破中国的大门。自《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1845年，在外国压力之下，在中国一向被视为异端邪说的天主教正式弛禁，同样被视为异端邪说的基督教自动受惠。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传教士在外国领事的保护之下，得以毫无障碍地在各处传教，并自由地建立基督教各项事业。1860年之后，传教工作飞跃发展，大量传教士来华，教会学校也在这一时期纷纷成立起来，如刘广京《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所说：“至19世纪末，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传教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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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之前的印度经验，美国公理会从一开始就呼吁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教育工作上，有的美国传教士甚至指责在中国的传教士只顾世俗的教导，而缺乏直接的传教。然而，只有身处中国的传教士们，才能切身体会让生活在一个有着上千年儒家传统的国度中的人们信仰上帝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为此，潞河男塾的校长江戴德对教会的劝谕作出了抵抗。他同意来华的目的是宣讲基督的福音，但是信众每天很难抽出时间来听讲福音。对他们来说，学校就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使信众有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聚集在一起，听宣道士们的讲道。因此，他坚持要维持学校教育，但同时表明从属于直接宣教的目的。1870年初，谢卫楼加入了中国宣教的行列，与江戴德一起工作。最初他热衷于直接宣教，但是经验告诉他，向群众直接布道，就好像在水中撒种，很快就漂流而去，不能生根、发芽，无法培育一些真正的信徒。这样的现实让他的兴趣转向了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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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争议之中，在华传教士于1877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传教士大会。在大会上，备受讨论的文章是狄考文的《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狄考文所说的内容，正是困扰江戴德和谢卫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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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学校的目标在教导学生思想、道德及宗教三方面，不但使他们相信基督教，并且在信主后能够成为上帝有用的工具，保卫并发扬真道。故学校必须同时教授西方科学及文化，并使学生在体格和社会性上都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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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观点让谢卫楼感到吃惊。他本来在会上想听到人们对于教育工作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却没有想到狄考文对教育工作那么乐观。尽管谢卫楼已经把兴趣转到了学校教育上，但他总觉得有其危险性，因为经验告诉他，“世俗教育不会带领人更接近耶稣，而且经过西方科学教育的异教徒比一般异教徒更难接受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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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卫楼的想法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传教士的观念，在那些传教士看来，宣教工作、拯救灵魂比办学校更重要。他们觉得如今的教育模式已经到了极限，今后应该注意的是如何作有效的直接布道。狄考文的观点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和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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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谢卫楼和大多数传教士一样对世俗教育表示怀疑，但他仍然继续学校的工作。他和同事们都认为有必要把年轻一代训练得更加开明，包括传授给他们世界历史、地理和几何学等知识。第一届传教士大会之后，一个专门负责编撰西学教科书的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成立起来，谢卫楼作为委员会的成员，不断努力从事出书的工作，并且认为这个委员会的成立，象征着中国基督教教育被肯定的发展趋势。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此之后的13年中，宣教士们对靠办教育传播福音的方法已经再无怀疑，代之而起的争论是进行什么样的教育，这似乎才更接近教会学校办学目的的讨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在1890年再次召开的传教士大会上更名为“中国教育会”，其职能不再是仅仅出版教科书，还增加了促进在华教育的兴趣、增强从事教育工作人员之间的合作、处理与教育有关的各种事宜等宗旨，并且规定大会每隔三年召开一次。作为第一个专业性的团体，中国教育会的成立，标志着传教士的教育工作已经开始注重专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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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谢卫楼对传教和世俗教育关系的看法在根本上却没有转变。潞河男塾在传教士工作专业化的进程中发展为潞河书院，1893年谢卫楼被选为校长，他上任后便开宗明义地说明书院“办学的崇高目标，是为不同阵线的基督教工作供应基督徒员工”。之后一直到1900年，谢卫楼不断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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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外在环境和谢卫楼的理念形成了一种张力，一般家长或是学生只注重西方科学知识，这可以让他们将来在社会上找到一份好的职业。谢卫楼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应对，在《基督教教育：它在传教活动中的地位》一文中，他告诫来到潞河书院的学生以及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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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读学生要明白清楚这是教会学校，所以是以宗教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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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或基督背景的家庭子女有被录取的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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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宗教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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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学生面对基督事务而培养宗教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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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或智性的训练次于心灵的训练及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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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合他的宗旨，潞河书院在课程上不教授英语，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学生用母语学习，即使原则上用英语的词汇应该更好一些；另一方面，不教英语的主要原因是故意令学生们能够专心为教会服务，因为他们会利用学习英语作为踏脚石而进身于世俗的专业当中。诸如翻译、教师等职位的薪酬在当时比传教士的薪金都要高出三至五倍，谢卫楼担心教会培训出的年轻人会服务中国，而不为当地教会献身，或者有些预备做牧职或其他基督教服务工作的人被世俗工作牵走。在潞河书院，学生们在课余传教的行为是被鼓励的，甚至新生在入学考试结束的时候也会被派发到宣传教会的传单，而每天的祈祷、读经和唱诗以及每个星期的主日崇拜更是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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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文大学虽然和潞河书院有着共同的理念，但办学目的却更为广阔，除提供中国基督教工作者高等教育的机会之外，大学亦扩展其科学及基督教的知识予一般中国人，教育普罗大众，希望在基督教教育事业上走到前线。汇文大学的课程设置与潞河书院大致相同，主要是《圣经》及宗教研究、西方科学知识和中国研究。不过教授用的语言却很不同，在1888年，汇文大学已经开始让学生自己选择是用中文还是英文学习他们教授的内容。据刘广京《中国早期的基督教大学》记载，当时的校长李安德有两个考虑：一是用英语教授西方科学知识更容易涉及深入的知识讨论，很多的用字、词汇在当时还没有中文翻译；二是提供英语教育更加合乎市场需求不断增加的趋势，英语在当时市场中最有地位，也是进身于政府机关、海关以及商业贸易公司的必备技能。后来汇文大学干脆全部采用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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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文大学英文科的开设，吸引了很多学生入学。到1895年，这个在创办时只有3个学生的书塾，已经发展到125名学生，当初学校需要提供免费食宿的待遇来吸引学生，现在却吸引到一些中上层家庭的子弟，他们未必有基督教背景，但是他们的父母却愿意以较高的学费让他们进入学校学习。而在一建校就拥有7个学生的潞河书院，到1895年却只有70人，这一趋势在以后一直延续（见下表）。而在当时，潞河书院的政策仍然是维持免学费以及给就读的学生提供住宿，其学生主要来自低下阶层的基督徒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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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协和大学与汇文大学历年在校学生人数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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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tatistical Report of Christ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1924,” ER Vol. 17 (1925), p. 298; “Christian Educational Work in Chinese,” ER Vol. 3 (1910), p. 157;” D. Z. Sheffield,” CR Vol. 26 (1895), pp. 224—228; “Annual Report 1914—1915,” UBCHEA; 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p. 126; E. H. Cressy,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28), p. 27。数字与原始资料有出入者，以第一手资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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