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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三、收回教育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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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1924年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可以视为非基督教运动的第二阶段。1922年，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一文中提出学校应该脱离教派和政党控制的主张，得到知识界和教育界众多人士的响应。1923年10月14日，少年中国学会在苏州召开会议，由于参会者大多数从事教育，这次大会对于教育问题尤其重视，而教会教育更成为少年中国学会攻击的目标，在其制定的纲领中明确表示：“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7)会后，少年中国学会领导人之一余家菊正式发表题为《教会教育问题》的文章，首次提出“收回教育权”的口号。(8)收回教育权运动由此掀开了序幕。与蔡元培等教育界人士说理性的文章相比，余家菊的文章不仅抓住了遏制教会教育的关键即教育权的收回问题，而且提出了缜密周详的具体措施，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伴随着民族主义浪潮的日渐涌起，反对基督教的宣传鼓动开始在教会学校里激起反响，教会学校里的学生开始提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奴化教育”“绝不容许帝国主义者趾高气扬于中国教育界”“与其为奴，毋宁失学”等口号，比较有影响的是一篇由教会学生写的题为《可怜监狱条件下的学生》，对中国人在教会学校中所受的歧视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924年4月22日，广州圣三一学校发生学潮(9)，学潮爆发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国民党的报刊《民国日报》以及广东省学生联合会都对圣三一学生表示支持。《中国青年》更是发表了文章《广州圣三一学生的民族革命》，认为圣三一学潮不仅是在挽救几个教会学校的学生，而且是在“救中国的国民性”，因此，文章呼吁“全中国各地九万六千多个教会学生”“要像辛亥年从满洲人势力下面叛逆起来一样”，都“叛逆起来”，反对教会教育。文章同时呼吁各界人士行动起来，支援圣三一学生，促使广东政府干预圣三一事件，并“借此确定中国政府对于教会学校的管理权”。以收回教育权为主要内容的第二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正式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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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三一学潮爆发之后，各地教会学校的学潮此起彼伏，不仅在广州、湖南等南方城市频频发生，在长江以北的开封、徐州等地也时有耳闻。在此过程中，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加入，把收回教育权运动推向了高潮。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10)在南京召集年会，其议题主要集中在收回教育权这一话题上；同年10月15日，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十届年会在开封召开，全国19个省区的35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在提交大会的80余项议案中，直接关系收回教育权的议案共有5项。与南京大会教育界人士调和色彩颇重的议案相比，开封大会对于教育权的态度更为明朗和坚决。(11)开封会议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有两所教会学校掀起了退学风潮，也是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北京政府于1924年正式作出了“凡教会学校未经核准备案者，其毕业生投考国内各大学概不录取”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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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教育权的收回，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除了各种利益的盘综错杂，教会学校得以在中国存在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自身教育机构的严重不足以及存在严重缺陷。摆在中国教育界人士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在国立及其他私立学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国教育事业度日维艰的情况下，怎么才能收回已经丧失的教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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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月，《中华教育界》推出了“收回教育权运动专号”，将焦点聚集在该用什么样的办法收回教育权上。经过充分论证，教育家们认为收回教育权的目的不外两个方面：其一，从外国人手中（无论教会学校或非教会学校）收归中国人手中，实施本国教育；其二，从教徒手中（无论中国教徒或外国教徒）收归非教徒的中国人手中，实行不带宗教色彩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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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两个目的，教育家们提出了两条具体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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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实施教育上的“不合作主义”。具体的做法是：凡是中国人，尤其是在教育界有地位的人，不为教会学校做事；凡已在教会学校做事的人，迅速离开教会学校；凡已入教会学校的学生尽早转入本国自办的学校；凡已入教会学校尚未转入本国学校的学生不做早祷、不做礼拜、不上圣经班、不受洗礼；凡中国国民或中国（各级）政府不以金钱捐助任何教会学校；凡本国教育团体绝对不与教会学校合作；凡袒护教会学校者，应被视为全国教育界之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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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组织收回教育权的特殊机关”。可分为两类：一类由国民自由组成，开封收回教育主权促进会、长沙教育主权维持会即为此类组织。其职责为在所在地积极谋求收回教育权，援助教会学校学生转学，敦促政府取缔教会学校。此类组织宜广为建置，遍及全国，长期存在，在地域分布上，至少每省应有一个。另一类由政府特设，分中央和省区两级。中央收回教育主权促进委员会的职责为：考察全国学校概况，特别注意中学以上各学校是否为本国人所设，有无宗教课程；筹设大学，吸纳过剩的学生与教会学校的转校生；议定“收回教育权令”，交由大总统颁行全国，切实实行；取缔违反“收回教育权令”的教会学校及本国学校。省级机构类似，差别在于权力范围限于所在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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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周详缜密的举措，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处境可想而知。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一直延续了五六年之久，并最终促成教育部在1925年11月16日正式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办法的内容共有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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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外人捐资设立各级学校，遵照教育部所颁布之各等学校法令规程办理者，得依照教育部所颁关于请求认可之各项规定，向教育行政官厅请求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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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名称，应冠以私立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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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如校长原系外国人者，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长，即为请求认可时之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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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校设有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名额之过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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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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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校课程，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列入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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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才告结束，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至为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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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四、燕大的反应：私立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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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般教会大学而言，不愿意放弃宗教传统，唯恐背离所属教会的规条而失去财政上的支持，或是担心教会大学变得世俗化而背离最初传教的宗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对他们而言，特别是在学校注册问题上的确做了许多挣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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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中对这两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没有只言片语的回忆，让之前的研究者们认为燕京大学基本没有受到这场运动的冲击。然而，尽管燕京大学没有像其他教会大学那样酿成学潮，但同样受到了深远的影响。1924年秋，当教会学校学潮涌起之时，胡适应邀到燕京大学作了题为《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的演讲。胡适的话在教会人士听来，不免心悸。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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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今日的传教事业有三个新难关，不容易打进去。第一是新起的民族主义的反动。……这种反动是不可轻视的。他们的理由就是80年来列强欺压中国人的历史；他们的证据就是外国人在中国取得的种种特权和租借。这些不公道一日不除，这些不平等的情形一日不去，那么这些反动的喊声一日不能消灭。……这是强权不能压倒、武力不能铲除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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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话对于燕大的执掌者们不可能没有触动，司徒雷登在同一年发表在《生命》上的《基督教教育问题》一文，就可以看作是他对胡适的回应。在那篇文章中，司徒雷登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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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外国传教士，关于种种问题，敬求中国人同情的指导，因为我们的宗旨是假借此教育事业竭力为你们服务，使此事业能为中国造得最大的幸福，及帮助养成一种真正的基督教生活，而可免受合理的反对，及能具有高大价值，使中国各等人都能领略及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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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可以说是燕大实行中国化方针的外因，对比燕大中国化的各项举措出台的时间和这两场运动的时间节点，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直接关系。不过，比较起来，在这两场运动当中，燕大相对于其他教会大学来说，所受到的冲击比较小，甚至在某些问题上，燕大的发展和时代以及中国社会的要求恰巧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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