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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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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五、校长的人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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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吴雷川之后，燕大的校长职务一直由中国人担任或者代理，不过在陆志韦出任校长之前，人们逐渐认识到，校长只是一个忙于其他事务而不能密切关注校内行政的名人。孔祥熙正是按照这一方针于1937年被任命为燕大校长的。正如前文中叙述的那样，校长和校务长暧昧模糊的职权分工，仅仅是为了满足教育部的要求。吴雷川在校长任上并不是十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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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于燕京大学来讲，吴雷川是个不错的选择，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吴雷川并非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大学行政首长，也不甚了解西式大学的管理体制和教育内容，加上他不谙英语，很难在以英语为主的董事会上获得话语权。“我记不得他是否参加过教授会议，也许他参加过吧！在那种场合，英语几乎占了优势，偶尔也会用些中文，如有必要，也会找人做翻译。”里特尔（Richard H. Ritter）所说的情况道破了吴雷川的尴尬，尽管“吴雷川起初非常重视身为中国人校长的意义与重要性，不止一次地提醒自己的同事校长是一全权大学行政人员”，但“语言上的隔阂，根本引不起同事的共鸣”。“这种有职无权的处境当然令吴雷川不满，燕大校园内的洋化气氛与生活也使从未出过国、属于中国传统学者的他感觉不习惯。”“为免除如此尴尬的境遇，吴雷川不久就干脆不再参加董事会会议。到了1931年，又黯然提出辞呈，请求辞去校长一职，遭到婉言谢绝。之后复要求校长任期为两年，获得同意。”两年任期期满后，吴雷川离职。燕大校友韩迪厚也曾经写到这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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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两元制，和当时的东西文化交流一样，诸多矛盾。而1933年吴雷川的辞职，更引起一些无聊的揣测。实际上一般的想法不外争权和实利，这对于两位有人格的教育家来说是多余的。吴雷川急于要把燕大变为一个中国人的学校，但是，只要燕大必得向美国托事部伸手拿钱，此事就难办到。等到他了解到这一层，势必辞职。辞职后他为什么仍留在燕园呢？因为，燕大虽然和他的理想有距离，却仍然有一部分是他的理想，和其他学校毕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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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吴雷川并非燕京大学中国人校长的第一候选人，像曾出任多国公使并担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且摄行总统职权的颜惠庆、后来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宠惠，都曾是校长人选。在吴雷川离职之后，司徒雷登找到曾任清华副校长的周贻春，这位奠定了清华学校规模和“一切美国化”教育传统的校长曾遭遇外交部亲日派的排挤，被派系斗争搞怕了的周贻春并不愿意主持司徒雷登全权负责的燕京大学，所以只答应暂行代理校长一年。一时之间，燕大校长无人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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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陆志韦的儿子陆卓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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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燕大的七年一次休假制度，父亲于1933年秋到芝加哥大学作学术访问。1934年春末，司徒雷登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说：“托事部决定由你丈夫任校长，你赶快写信请他回来。”过了两天他又来说：“中国处在危险之中，要志韦回来支撑燕京，请你打电报催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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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与燕大早有渊源，1921年10月，他和妻子刘文瑞（刘廷芳的胞妹）的新式婚礼，就是燕大校园举行的，当时的一则报道叙述了陆志韦婚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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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近有两起新式婚礼，就是陆志韦先生和刘文瑞女士（在6日），徐淑希先生和刘文庄女士（在7日）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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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东南大学心理学主任，徐淑希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政学硕士，返国后曾任香港大学讲师，刘文瑞和刘文庄是高师教育研究科主任及北大、燕大心理学教员刘廷芳的两个妹妹。他们结婚的礼堂就是燕京大学的礼堂，堂之一端挂一幅花幛子，幛子上满挂榆叶，中段摆了十几盆洋绣球花儿，闪闪的蔚蓝色天空上的显明星，令人觉得无限美感，比满屋挂红幛子喜对的好得多。至于婚礼，两天都是一样，到了4点钟，来宾入座，主持人中立，新人左右立，按照基督教的仪式举行婚礼，大约10分钟就礼毕，比起中国从前磕上两点钟的头还不止的，时间经济得多。他们结婚的证书很简单，都很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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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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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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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和刘文瑞今天在崇文门内燕京大学礼堂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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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行婚礼牧师：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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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婚人：范源濂、张伯苓、金邦正、韩安、陶孟和、刘廷芳、曾国治、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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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毕，便全体到刘廷芳家里茶话，来宾可自由和新人谈话，随后照完了相，便各自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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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校长（右）和陆志韦校长合影。他们是燕大主政时间最长的两位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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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报道虽短，却透露出燕大里不少的人际关系。陆志韦受聘燕大是受司徒雷登之邀，而陆志韦与司徒雷登的相识则正是通过其内兄刘廷芳。在燕大之内，还有陆志韦早年的东吴大学同窗加挚友赵紫宸。可以说，陆志韦来到燕大，颇得人和，这可能也是司徒雷登属意他出任燕大校长的原因。1934年周贻春离职之后，1927年入职燕大的陆志韦开始出任燕大校长，开始了他与“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的司徒雷登的搭档生涯。尽管陆志韦答应只代理一年，但事实上一干就是三年，直到七七事变日寇占领北平后，为了应付日军的骚扰，才由司徒雷登担任校长和校务长两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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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出任燕大校长的时间虽然前后长达十年之久，但在很长的时间里，燕大校园里依然是司徒雷登大权在握。1946年6月24日，陆志韦在给司徒雷登撰写的祝寿词里隐约表达出了这种情形：“燕大内部的人事，芝麻绿豆的都轮到他管。”“他也喜欢管，所以越管越多。”这样的情况常常令陆志韦这个校长的权威受到挑战。1936年寒假，研究生院学生李秉德回家乡河南过年，由于要参加开封教育实验区的“比纳西蒙”智力测验，下学期开学时不能按时返校，便给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的陆志韦写信要求请假一周。当假满返校注册时，教务处办事员却说：“你迟到了六天，应缴每天一元的罚款，共六元。”李秉德回答：“我已向陆志韦先生写信请了假。”办事员说：“陆先生没跟我们办手续。”李秉德只好找来了陆志韦，向办事员证明确实是请过假的。但办事员仍然不买账，非要陆志韦回去拿请假信，并在信上签名批准同意。陆志韦无可奈何，只得回去找来请假信，并在上面认认真真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不过随着陆志韦和司徒雷登两人之间的信任日益加深，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抗战爆发之后，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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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是司徒雷登之外对燕大影响最深的校长，如果以校长作为燕大历史分期的标准，燕大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司徒雷登时期、梅贻宝时期和陆志韦时期。其中梅贻宝时期之后我们会在成都燕大时期专门叙述。而陆志韦真正掌校的时间，其实是从中共接管北平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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