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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六、燕大中国化的内在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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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期，燕大和其他教会学校的中国化，表现为一种外来文化系统为了适应客观环境需要和人的主观认识的变化而作出的调整。不过，我们在考察燕大中国化的过程时，需要注意到的是，燕大的中国化，并非只源于非基督教运动及收回教育权运动这些外缘条件，而是有其内在的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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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5年，中国基督教教育协会首先提出建议，由中外教育家共同对中国教育情况进行考察。1921年秋天，北美外国传教大会顾问委员会委派该委员会主席、芝加哥大学的神学教授巴顿（E. D. Burton）(16)率领调查团来到中国。调查团共有16名成员，其中英美代表13人，中国人只有3名，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作为美国教会代表，是调查团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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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月到12月中旬，调查团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对中国30多个主要城市和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在对调查结果进行了研究和评价之后，巴顿调查团得出结论：为消除中国新式学校带来的威胁，使教会学校保持强盛，对中国现有的教会学校进行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同时，巴顿调查团提出了改革的三个原则——教会学校必须更加有效率、更加基督化、更加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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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顿调查团关于教会大学要更加中国化的建议在教会内部引起了争议，尽管有许多中国基督徒认为教会大学中国化的程度还远远不够，但是在许多传教士看来，教会大学已经太中国化了。这一观点在教会大学内部也引发了不同的反响，如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大学、齐鲁大学等表示反对，但也有不少教会大学表示支持，其中以燕京大学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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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的代表，其自身的总结观点以及跟着调查团走南访北所掌握的许多关于教会教育的第一手资料，都使司徒雷登对巴顿调查团的报告表示出了高度的认同，也使他对燕大之后的办学方针有了明确的答案。因此，有必要简要考察一下司徒雷登宗教以及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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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出生于教育世家，在他之前，他的家族就已经先后独自或参与创办过5所学校并出了5位大学校长、学院院长和女子学校校长。这是司徒雷登从事教育的渊源所在。同时，这个家族具有浓厚的宗教传统，从司徒雷登的曾祖父算起，五代人中共有13位长老会的传教士，其中不乏美南长老会的重要成员。这样的传教士家庭，即使在传教活动一度十分盛行的美国也不多见。不过，出生于中国并在这里长大的司徒雷登在懂事之后，并不喜欢传教士的生活。同许多传教士家庭一样，司徒雷登接受的是基督教教育，祈祷是家庭中每日必不可少的功课。但是当司徒雷登跟随父亲上街布道时，他看到的是围观的老百姓只是对他们的衣着和外表感兴趣，这让他对父亲传教效果的评价大打折扣。十一岁之后，司徒雷登和弟弟被父母送回美国接受教育，而父母则回到中国继续传教。由于是传教士的儿子，在其他小伙伴无拘无束享受周日生活乐趣的时候，司徒雷登和弟弟却不得不步行几里路到城市另一头的教堂去做礼拜。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和弟弟被告知禁止跳舞和去戏院看戏，这一切让司徒雷登对传教士生活感到厌倦和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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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经历了犹疑与彷徨之后，成年的司徒雷登最终还是踏上了传教士之路。在司徒雷登来华传教的那段时期，美国教会中“现代主义”传教方式逐渐占据了上风，日益重视社会福音和对知识分子的传教工作，注重面向整个中国社会。同时，司徒雷登从父亲一生辛苦传教却无所作为的结局中，看到了狭隘的老一辈传教士的不足，使他认识到“基督教不是永不进步的，每一时代应当有一个时代的解释”，之后倾向于“现代主义”的他形成了笃信基督教教义的世界观和崇尚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在他看来，人们信仰基督教是为了获得人生的真谛，是为了使现世生活更有意义。因此传教士和教会学校的任务不是熟读经书、背诵教义或者遵守教条，而是使人获得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精神力量。这一切，都折射在他日后主掌的燕京大学里。在燕京大学刚刚组建的岁月里，像博晨光、步济时、艾德敷等燕大元老，都有着与司徒雷登相类似的宗教观点。他们这样的观点，使得燕大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中与中国的冲突比其他教会大学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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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五四之后中国的变化也在让越来越多传教士的观点发生转变。任职于燕大的美国传教士易文斯（Robert K. Evans）在《生命》杂志中，曾这样说到自己在燕大成立前后思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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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早年来华传道的经验，我现在可以把我自己的地位比往昔看明了了许多。……我来给他们做牧师并没预先征求他们的意见，也不曾问如我这样的人才他们是否需要，我竟来到他们中间，行使了许多过分的职权，这实在是可羞愧的。一个外国宣教士，在中国教会内任意行使教政上的权威，无论其是否得本地教会的同意，结果便是把中国信徒的活动力摧毁。所以……引起极大的反感……我们唯一的职务是服务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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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传教士们思想转变的原因是中国外在环境的变化，但是燕大校园中发生这样转变的传教士数量越多，司徒雷登因为推行中国化而受到的差会方面的压力就会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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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考察燕大中国化的内在理路，不能忽视在燕大组建初期就供职于燕大的那些中国基督徒领袖，他们对于西方教会传教政策的批评，形成了收回教育权运动的侧翼，尽管基督徒的特殊身份令他们在批评教会的目的上与当时兴起的民族主义不尽相同，但由于他们与西方传教士联系密切，因此反倒能起到其他批评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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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中国基督徒普遍认为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教育权的时机尚未成熟，主张缓议此事。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使他们对于教育权属于国家主权的观念并不排斥，认为“收回教育权一事，吾人对外国人所办之学校，宜有此言”，甚至认为反教人士以国家主义为前提，攻击教会学校，主张教育与宗教分离，也“固大有可表同情之处”。在燕大的中国基督徒领袖中，吴雷川在收回教育权问题的主张上是比较鲜明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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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开封的会议召开之后，吴雷川认为那是“中国学界对于教会学校最后的警告”，因此敦促各教会学校应联合召开特别会议，对办学宗旨重新设定，尊重中国主权，本着基督教社会服务的精神，注重国文教育，力求改进。五卅运动之后，国人收回教育权的呼声日益高涨，面对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与学校发生冲突并集体退学的情况，吴雷川急切地向基督教界呼吁教会学校应该向政府立案，并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教会学校的校长请华人信徒担任，学校规章都遵守政府要求，校中经费仍由教会提供，以教会私立的名义立案。1925年，中国政府公布了明确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的立案标准之后，吴雷川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指出燕大所关心的问题“不在现时外国人肯否立案，而在立案后中国人如何维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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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身处燕大的中国基督徒领袖们虽然没有如此明确的主张，但是在思想和态度上则无疑是积极推进的。比如刘廷芳就认为，“关心教育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个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知识水平日渐高涨的年代，基督教教育需要作出重整，才能发挥其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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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燕大的中国化之路，既有外缘环境的压力，也有其自身对外界适应的内在逻辑。在中国政府注册之后的燕大，不再完全是外国式的、根在外国的西方教会的一部分，而是开始成为中国教育系统的一部分。此时的燕大，从差会暂时的使命，变为中国本土上永久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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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证明这个论断的数据是，到20世纪20年代初，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已经占到中国大学在校生总数的80%。参见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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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尽管西方的传教士教育家无时无刻不在为了适应中国时代的需要而改变，但一直到20世纪初叶，教会大学的教育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教会大学与中国的教育体制在办学目的上的不同——教会大学的办学目的直至20世纪初依然是以宣教为主要目的，而国家所建立的学校其根本宗旨是为了服务国家与本国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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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廷芳的文章认为，该篇文章“有三样特色：（1）这是一篇很好的白话文，措辞很清晰；（2）这是一篇很嫩的文章，全凭意气，（3）从头至尾偏执激烈。不讲理性；这是一篇鼓吹作用的文字，这篇文章是要反对基督教，因此反对基督教的产物‘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但反对的论调，是像初学布尔什维克的口吻，不是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平心静气、切实具体的研究和由研究后细心精确的批评”。载《生命》第2卷第7期，192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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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司徒雷登当时是燕京大学校长，刘廷芳是燕大神学系教授，之后先后出任神科科长和宗教学院院长，高厚德为燕大教育系主任，步济时为社会学系主任，博晨光则是第一任男子学院院长，洪业是历史系教授。后来成为燕京大学首任华人校长的吴雷川也是证道团的成员。以中西成员合计，三分之一以上的证道团成员都是供职于燕大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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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甚至在燕大组建初期，学校的许多重要决议都是在证道团的例会上作出的。参见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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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燕京大学行政委员会4月24日的会议记录也有相关记载：“由于本市的恐怖问题，会上任命Gibb先生等三人组织安委会。”载燕京大学行政委员会会议记录（1921年10月—1923年11月），北京大学综合档案，YJ21001，转引自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Susan Chan Egan，A Latterday Confucian：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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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23年苏州大会宣言》《少年中国》第4卷第8期，1923年12月。在之后的岁月中，这种评价对教会大学影响深远，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关于教会大学的研究起步之时，这种论调还充斥于各类研究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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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钦士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燕京华文学校，1927。在这篇文章中，余家菊对教会教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在文章开篇，于余家菊以饱含民族主义感情的笔触写道：“于中华民族之前途有至大的危险的，当首推教会教育。教会在中国取得了传教权与教育权，实为中国历史上之千古痛心事。”文章揭露教会教育的三大危害：（1）教会教育是侵略的；（2）基督教制造宗教阶级；（3）教会教育妨碍中国教育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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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广州圣三一学校是一所由英国圣公会创办的学校。由于受国立学校学生自治运动的影响，1924年3月下旬，该校部分学生决定成立学生会，以促进学生自治，并着手准备举行国耻纪念。该校校长（英国人）获悉此事之后，立即严厉制止，并警告学生：“未得我的同意，敢擅自发起组织学生会！”学生质问理由，他回答说圣三一是一所“英国人所办的学校，有英领事在广州，断不徇你们的情，听任你们中国人自由”。为了防患于未然，校方决定提前于4月9日放暑假，逼迫学生离开学校，禁止在校内集会，并且开除了几名比较活跃的学生。这样的举措激怒了学生，学潮很快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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