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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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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三、燕园被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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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时间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早晨7点55分，或者北平时间12月8日（星期一）凌晨1时55分，日本出动了350余架次的轰炸机，对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所在地——夏威夷瓦胡岛的珍珠港海军基地进行了轮番轰炸。由于毫无防备，在不到两小时的时间里，太平洋舰队死伤3400多名官兵，损失了300多架战斗机和21艘战舰，几乎全军覆没。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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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对美日之间发生战争似乎早有预感。1940年冬天，司徒雷登到上海开会，特意召见一群已经离开沦陷区的燕大学生。据当年的学生杨富森《偷渡新黄河》一文回忆，司徒雷登告诉他们，他此次南来，正是与美国驻华代表们会商分析目前的国际局势。他们一致相信，美日之间的冲突已经尖锐到极端，太平洋上战云密布，一触即发。如果真的不幸言中，那么燕京大学便要经历“最后一课”的不幸局面。“我们的校园也许会被迫封闭”，“但是我们的学校绝对不能因此而停办。恐怕不久的将来，整个燕大师生将步你们的后尘而离校出走”。在谈话中，司徒雷登回顾了过去三年的情况：燕大虽然处于敌伪的双重压力之下，但是燕大师生都能忍辱负重、洁身自好，无苟安之心，而存报国之念。但目前的局势已经酝酿着巨变，美国的旗帜恐怕不能久悬于燕园的上空，因此他表示：“我们师生也应当贡献自己，参与这次史无前例的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我们恐怕要效法过去北大、清华、南开师生的先例，奔向自由，准备长期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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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41年的12月8日，燕大却不得不面临严峻的历史时刻：这天清晨，一队鬼子骑兵迎着北平初冬的朝阳，从西苑疾驰东去，飞奔燕京大学。转眼，校园被严密封锁起来。据陈嘉祥回忆，9点，宪兵队长荒木把学生集合到礼堂，严厉宣布：“日本现在正式接管燕京大学，学生听从处理，不准有任何反抗。”日本人要求“学生必须离开校园；除了列入逮捕名单的人外，中国教职员在找到其他工作前可以留在校园内；西方人则必须全部集中在燕南园”。此时距离燕大得知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不过仅仅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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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傍晚，学校宿舍楼门口贴出通告：“夜晚禁止出入，以免危险。”“显然是根据事先做好的计划”，几个著名的中国教职员当天就被捕。后来又逮捕了其他几人，使被捕人数达到15人(1)，其中包括4个院长、总务主任、注册主任、校务长助理和其他几名系主任和教授。同时有11名学生(2)也被捕。在狱中，日军发给被捕学生的《燕京大学抗日容疑取调询问》调查表表明，日本对于燕大的抗日活动早已察觉，被捕的学生被问到如下8个问题：（一）个人之普遍思想，对美思想，对日思想；（二）学校援蒋抗日策动；（三）学校抗日教育；（四）学校亲美教育；（五）对共产党及其外廓团队之认识及关系；（六）与共产军之联系；（七）学校内之抗日团体；（八）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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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的文彬如事后有一段极为生动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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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晨我去穆楼上课，教室里只有李家骥和另两位38班的女同学。她俩神色抑郁，语调低沉，不时叹息。我纳闷地问了一声：“快上课了，怎么来的人这样少？”李家骥未及答话，那位女同学开口了：“还上课，日本人和美国打起来了。你看！”我顺着她的指向，看见西校门果然有两个日本兵持枪把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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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步走向贝公楼，一进门就看见一群日本兵匆忙地进入各个办公室，搬动一摞摞的文件。这时我想退出来，又怕欲进又出引起日本人的疑心，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稳步穿过正厅走出贝公楼。正厅上站着一个日本军官，没有好气地对着鸟居龙藏教授，鸟居耷拉着头，时而抬起应对几句，旋又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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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10时许，日本人通知全校师生在贝公楼集合，一个日本军官讲话，身边站着一个翻译，军官讲日语，译者译成蹩脚的英语，讲了些什么，现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最要害的是句：“If you… you are in danger of shooting.”翻译是日本人自己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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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即行戒严，我们郁闷地坐在宿舍里，忽听一阵拖沓的皮鞋声，一群日本宪兵把李欧同学带走了。平时夜11时全校熄灯，而今全校通明，贝公楼更是灯火辉煌，一夜之间不知有多少人被捕遭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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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9时许，听说学生可以离校了，凡离校者均须出西校门。于是一两千男女学生沸沸扬扬，各式各样的行李捆、衣服箱、手提包，肩扛、手提、一人挑、二人抬，各就各便，还有人把两辆自行车绑在一起，以扩大载重量。这里一堆，那里一片，贝公楼前如茵的草坪上，顿时布成集市摊点，听任敌伪警宪检查，熙来攘往，乱哄哄，忙匆匆，个个愁眉苦脸，惊魂不定，拥出校门。校门外围了一群拦揽生意的人力车夫，来往搬运行李。过路的行人驻足旁观，大门里外挤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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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燕园里的西方教师，英国人班威廉（William Band）夫妇和林迈可在收音机中听到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之后迅速收拾好了必需物品，在日本人到达以前的几分钟离开了学校，直接投奔了距离学校不远的西山游击队；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作为瑞士公民，与战争没有关系，因此被准许在北平的瑞士领事馆服务；年老的澳大利亚人毕善功（L. R. O. Bevan）则于1942年获准乘坐英国游轮离开中国。除了一两个特殊情况之外，其他的西方人在燕南园生活了几个月之后，经过一次转移然后被转移到山东潍县，在潍县待了6个月，其中的22人被遣送回国。(4)而具有军事服务能力的美国男性教职员，还有一些英国教师则被迫留在了潍县(5)，因为他们回国后有可能会参军与日本人作战。博晨光教授虽然已经超过了服役年龄，但他自己决定和那些人一起留下，以便在日本人将燕京归还给其合法所有者时能够到场，因为他确信日本最终必要归还燕京。日本战败后，他们被援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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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的当天，司徒雷登不在学校。他应天津校友会邀请在前一天到了天津度周末。12月9日正当他准备返回学校时，两个日本宪兵找到他在天津的下榻处逮捕了他，然后押送回北平，从此司徒雷登开始了他近四年的囚徒生活。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司徒雷登写到了这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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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关闭燕京之后，曾经想把它作为一所不受西方影响的傀儡学校保留，因此曾经问中国教师在什么条件下愿意继续在燕京的工作。此时，已经退休的校长吴雷川站了出来，带领其他教师坚定地表示，只有允许西方教师留任，并且给予学校完全的教学自由时，他们才会恢复燕京的教学。日本人没有接受这样的条件，北平燕大于是被彻底地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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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珍珠港事件之后燕大人员的去向，吴其玉也有回忆：因为战争爆发而不愿待在沦陷区的教职员一般都是中年以下的人，这一是因为资深年长的教工们这时很大一部分都已进入日本宪兵队的监狱，不可能出走；二则是因为另外一些人年事已高，如前校长吴雷川，已经无法成行，只好留在北平，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民族气节。离开燕园的人也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得知消息后甚至之前就已经奔赴解放区的，如中文系教授董璠、英国的林迈可和他的华裔夫人李效黎等人，另一种则是意在复校而选择到重庆或成都的，这些人包括郑林庄、关瑞梧、陈芳芝、梁思庄、王钟翰、吴其玉等人和在此之前来到大后方的梅贻宝、赖朴吾、包贵思、韩庆濂、蒋荫恩、林耀华以及冰心和吴文藻夫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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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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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燕大被日军封闭。外籍教师先被集中在燕南园，后被转移到山东潍县集中营。这是他们离开学校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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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四、成都燕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