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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五、悲情校长陆志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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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土改的“润物细无声”，思想改造从一开始就透露出“暴风骤雨”的气息。中国胶体科学的主要奠基人傅鹰曾在五四时期进入燕京大学化学系学习，1957年夏，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言谈起思想改造运动。他说：“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个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叶冈在《说实话要比歌功颂德好》一文中说：“思想改造的时候，潘光旦的思想检查12次不被通过，也算得是个重点人物。为了整他的思想‘暗流’，最后甚至动员到他的家属，想用儿女之情去逼一个学者承认不甘心承认的错误。方法用到这一步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了。前几年，大学里的萁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也还是让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地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地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许多人在一些运动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现在还舒不过气来。”当年燕大思想改造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夏自强也曾回忆燕大思想改造的情况：“在运动中，启用了不少宣传工具，如出版《新燕京》刊物外，还有《三反快报》，举办‘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展览’，以造声势，提高认识。在运动中，由于群众的义愤，也出现了过火斗争的情况，如砸毁了燕大各主要建筑的匾额，在大会上让一些总务行政部门负责人下跪。在会上，有人揭发因辱骂领袖被称之为‘骂人团’的成员，被‘群众专政’，实行隔离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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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改造的手段分为两种，其中之一是通过“三反”“五反”：凡是公家财务部门、金融机构的主管以及私营企业主、资本家，差不多都成了贪污犯、“大老虎”（大贪污犯的代称）的嫌疑犯，很多都被“隔离审查”，此种手段开了解放后无需任何实证、无需司法部门批准，单位或“工作组”即可非法拘留公民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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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沾经济的大学教师，无法使用“三反”“五反”的帽子，便使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工具。具体做法是按系划分，由青年助教开始，逐渐上升到老教授，人人“洗澡”。就是每人讲自己的基本经历和思想历程，并作自我批判，被称为“自我教育”。同时还有学生参加，帮助分析，其实就是批判。直到大家没有多少意见，算是“通过”了。事实上一切“帮助”和批判都已由单位领导事先安排好了（现在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但那时的党、团员，进步分子占学生群众的大多数，其中绝大多数又自觉地服从党领导的安排）。对于进步教师或民主人士的帮助实以表扬为主，很快就过关。而对“落后者”则“组织火力”大加鞭笞，并且总“不满意”，多方刁难，不予“通过”，直至最后还可以“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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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令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触及灵魂”的大事件是从哪一天开始的，至今仍没有清晰的界定。早在1950年6月，毛泽东就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提出，要在知识界开展自我改造的教育运动。在第二年10月23日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7)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教会大学一时成为重灾区。当年燕大学生会主席夏自强曾经告诉笔者：“抗美援朝之后，美籍的教授就不被允许在燕大讲课了。西语系的教授柯安西走的时候，西语系有的学生给他送了一面旗子：春风化雨，惠我良多。这件事情在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拿来作为那些学生‘认贼作父’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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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大，思想改造运动是由北京市委派的以蒋南翔为组长、张大中为副组长的工作组领导的。陆志韦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声誉，此时又在燕园中地位最高，清算陆志韦对于肃清学校中无论教授还是学生极浓厚的“崇美思想”具有示范意义；另外，燕京大学在国内和国际都很有地位，和美国人的关系也最深，燕京大学校内的政治运动对于其他的教会大学，同样也存在示范作用。陆志韦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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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中在时隔多年之后曾经向笔者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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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底到1952年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带着工作组进入燕京搞思想教育运动，中心题目是搞“爱国主义教育”。针对当时学校里“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我们就针锋相对地搞“抗美、反美、蔑视美国”。这个运动有一个背景，就是抗美援朝。战士们在前线作战，我们要把后方搞得干净一点，所以当时把所有跟美国有关系的人都清理了一遍。对于一般的人来说还是以教育为主，也重点批判了几个人。那次运动的好处就是没有做组织处理。就是重点批判的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批虽然批得很厉害，但是在生活上都作了一定的安排。当时党的政策还没有像后来的“反右”时那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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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进入燕京不久，就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开展运动。我作了一个动员报告，讲了当前的形势，动员大家要检查对美国的认识。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很难再全面地去考虑美国人办燕京大学在学术上还有贡献这些方面，都是尽量地以揭发的角度去看美国人在燕京大学做了什么坏事。有一份揭发材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材料说在美国国会曾经有过议论，说在中国办大学比派军舰去更重要。这个材料出来之后，经过小组讨论，得出结论：美国人到中国办燕京大学是有政治目的的，我们要和他们划清界限。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大家的揭发材料，之后又搞了展览会。展览会的主要内容就是表现美国人为什么要办燕京，他们的政治意图到底是什么。如果现在能把那次展览的材料找到，当时的情况基本上就明了了。当时工作组还办过一个报纸《燕京快报》配合运动。报纸的主编是彭珮云，具体编辑工作是吴玉宁（负责）。这个运动的目标很清楚，重点是三个人物，其他人是教育问题。在活动的开展上，依靠了一些进步的教授，比如说翁独健、雷洁琼、严景耀、侯仁之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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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展览中，陆志韦和美国人的通信被公开了。在燕京化公之后，陆志韦在给美国朋友的通信中说：“财产还是你们美国人的，你们走了，我们要负责为你们把财产保护好。”尤其是到了抗美援朝期间，美军打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美国的教授给陆志韦的信中说：“我们还要回中国，希望很快能见到你们。”这种信跟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就不得了了。后来工作组还动员陆志韦的女儿去批判他。这个消息传到美国去之后，在美国华人里引起了很坏的反应。这样的做法，现在看起来是粗暴的。而且工作组作出这样的决定，我是同意了的，我是组长，我不同意，工作组就不能那么做。这些人过去都做过我的老师，老师们的为人我都是知道的，但是在政治上怎么样，我心里也没有底。当时很多燕京人说我：“大中，燕京也是你上学的地方，你怎么不理解这些人？”这样的估计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后人怎么评价那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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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年党总支统战委员兼教职工支部书记张世龙回忆，除了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这三个重点对象之外，当时燕园中的知识分子大致可以分为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重点落后分子三类。一般说，当时法学院教授多为民主人士、进步分子，如严景耀、雷洁琼夫妇，赵承信教授，林耀华教授，郑林庄教授等。文学院新闻系蒋荫恩教授、中文系林庚教授等是进步分子，而中文系主任高名凯教授以及教育系廖泰初、胡梦玉夫妇属中间分子。文学院重点是历史系聂崇岐、齐思和二教授，他们曾参加1946年《华北日报》公开发表的所谓十八教授的反共声明，聂还是发起人之一，因此在运动中经工作组批准（以“三五反”委员会名义）都曾被隔离写检查。心理系沈璋教授因被人检举骂过共产党，所以也被短期隔离写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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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倒、批臭’陆校长和张东荪教授，是由工作组组长蒋南翔传达的党中央的决定。我们只是听了传达，按工作组提的要求组织实施。”张世龙说。为了把陆志韦、张东荪与一般教职员区别开来，思想改造运动的领导者们专门作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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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形成“对比”，组织全校师生大会听取某些教授的典型“自我思想检查”，先由著名民主教授雷洁琼（民进中委）、翁独健教授，以及1949年由英国回国的侯仁之教授作“检查”。这些发言事先都由工作组帮助，主要是王志诚同志和我直接与他们谈话。我们并与学生干部联系，让他们在大会期间组织学生向大会主持人传递“表扬”“满意”的字条，由主持大会者宣读。在一片掌声中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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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陆校长和张东荪教授（的批判）却完全是另一景象。事先由王志诚和我分别向学生干部报告“批判”他们的要点，其实是组织学生（主要是党、团员）向大会主持人传递“不满意”“不通过”的字条，以及对某些问题的“质问”。最后“轰”下台来不予“通过”，挂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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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陆志韦、张东荪以及燕园中其他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的遭遇，就难以了解为什么在之后的院系调整中他们对燕京的消失默不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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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陆志韦的清算是从1952年1月间开始的，“三反”运动刚刚开始，陆志韦是被拿来开刀的第一个，陪绑的还有燕大教授张东荪和赵紫宸两人。一直到3月11日，举行了一个“全校师生员工大会”算是总结，开会时发言的包括教授、职员、学生、工役，以及陆志韦的女儿。言论是“一致”的，都是“彻底”地、“无情”地揭露“陆志韦及其反动集团”把持校政、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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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有哪些罪状呢？据朱伯耆总结，大致可以分为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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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反动集团，把持校政。所谓的“反动集团”，据说是所谓的“四兄妹”，中心人物是聂崇岐、齐思和、沈迺璋、陈芳芝。按照清算大会上的发言来说，这些人都是地主阶级、买办、反动分子、美帝间谍、反动派走狗。他们的主要手段，是以“拒、挤、打、拉、提、摆、掩”七个字来控制人事。所谓“拒”，是“拒绝进步人士”或共产党员如光未然、郑民初等来校担任教授；“挤”是排挤校内的进步分子如沈志远、翁独健等；“打”是打击校内的进步力量；“拉”是拉拢可以被利用的人；“提”是提拔党羽；“摆”是把既不能“挤”又不能“拉”的人当作花瓶摆在那里；“掩”是掩护校内的美帝分子（西籍教授）搜集情报。在这七字诀的控制下，他们一面成为陆志韦的智囊团，一面组成“骂人团”，把持校务，“打击进步力量”，“包庇美帝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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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行“美帝文化侵略政策”。据说，美帝是通过陆志韦、范天祥、梅贻宝等工具，保持燕京这个“文化侵略堡垒”，继续在中国的内部进行侵略活动。陆志韦在北平解放前，不主张燕大南迁是有目的的，而且解放后陆志韦依然和“联合托事部”保持联系，接受托事部的命令，与司徒雷登等人通信往还。“解放前后一贯和美帝国主义勾结，抗拒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政策在燕京的贯彻，保持美帝文化侵略。”“已暴露反动面目的人撤退，有的回美国，有的留在大陆边缘的台湾及日本、东南亚保持活动，有保护色的反动人物继续留校，以强调宗教自由、学术自由为外衣，同时尽量保持私立、行政经济独立。具体事例包括，在庶务课的仓库中，查出了美国国旗和国民党国旗，已离校的蔡一谔、梅贻宝、王克私等人的箱子，司徒雷登的寿礼，以及范天祥的日记，陆志韦和上述人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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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贯抗拒公立。因为陆志韦一直是仰仗美国人的钱来办燕大的，所以他“一贯抗拒人民政府收回主权”的燕大改公立政策。陆志韦曾于北平解放后——1949年5月，写信给在南京的司徒雷登说：“如果纽约方面在二三周内没有信来，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解散整个机构，或是交给政府。我赞成前者的办法。……我是被派坚守岗位的，否则我对行政工作并不感到兴趣。”另一个文件是范天祥的日记，1951年1月3日，范天祥的日记如此写道：“我想陆志韦喜欢私立有几个原因：一、宗教学院能被照顾；二、我们（有）一点更多的自由；三、当美国和中国交好时，由于保持私立，使我们更容易继续（办学）。”其他的如陆志韦不止一次写信给托事部，表示“非常欢迎”“国外经济援助”，希望“美国托事部能照顾多久就照顾多久”，由此种种，陆志韦在解放初派人到石家庄去见毛泽东，要求燕大改为国有的一段事实，就变成了谎言。虽然在陆志韦被清算以前，燕大已经在陆志韦的主持下改为公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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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破坏“抗美援朝运动”。陆志韦这一项罪状的最大证据，是他不但没有参加《反对美国占领台湾宣言》，而且于1950年10月28日写信给美国托事部副秘书威廉·凡，说：“最近有一批曾经留美的人，发表了一个反对美国侵略台湾的宣言……我之所以拒绝签名，有人以为是怕燕京所接受的大量国外援助会受影响，这也不是全无道理……事后才知道我原来还被期待作为主要的签名人之一。”其他的还有，比如，中国出兵前夕，陆志韦制造“恐美”空气，他说：“政府要是有力量表示，早已表示了，现在不是不肯，是不能。”又说：“大家对美国的力量估计得太轻了，美国是活老虎，不是纸老虎。”“打起来，美国不一定败的。”陆志韦曾经为范天祥、夏仁德（均为美国籍）在“抗美”声中作解释。又如陆志韦不肯捐钱去“抗美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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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除了上述各点是“荦荦大者”之外，其他较小的“罪状”也不在少数。例如贪污，浪费，供给美国情报，拿中国灾民做生理实验，经常散布“亲美反动言论”，利用图书馆“毒害青年”，迫害图书馆同人，迫害工友，伪装清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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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罪状”和控诉，陆志韦是无法承受的。但在那时，已经没有辩解的余地。国文系教师林焘《沉重的回忆》一文，可以让我们了解陆志韦当时受到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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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众斗志昂扬地反贪污、反浪费的时候，万万没想到的是突然把运动矛头转向了知识分子。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开始，先是让大家批判“崇美、亲美、恐美”思想，虽是人人过关，还算是和风细雨，但很快就把矛头集中到燕大三位最有影响的教授身上，那就是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陆先生是校长，自然更是集中火力批判的对象，大会小会，批判揭发，说他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代言人，是文化买办。对他的批判开始时我完全想不通，对群众的揭发批判更是有抵触情绪，但是声势浩大的揭发批判和慷慨激昂的口号声又（让我）觉得也许是我错了。在群众高呼“陆志韦必须坦白交代”“打倒陆志韦”的口号时，我看见陆先生坐在那里也举起手来跟着群众呼这些口号，更使我感到迷茫困惑。就在这时，国文系唯一一位党员来和我多次谈话，帮我从阶级路线分析当前的形势，认为我跟随陆先生梦想将来做一个国际学者，不过是美帝国主义通过陆先生在争取我远离革命，到头来只能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殉葬品，被革命所抛弃。在我感到迷茫困惑的时候，这些话对我的震动很大，（我）终于在一次会上和许多人一样，站起来控诉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对我的毒害。到开全校师生员工揭发控诉大会时，我的那次发言竟然被选中，经过运动领导修改润色后在大会上宣读。那次大会的发言显然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上台控诉的除我以外，还包括高名凯、吴兴华和陆瑶华。高先生当时是国文系系主任，是陆先生多年亲手培养提拔的教授；吴兴华是陆先生最为欣赏的才子型人才；陆瑶华则是陆先生的亲女儿。安排这样几个人上台控诉，目的显然是让陆先生感到已经“众叛亲离”，无疑会对陆先生形成很大的精神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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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系教授、旅美学者巫宁坤后来在回忆文章里说到了吴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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