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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七、院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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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改造调整旧大学的方针，教会大学全部取消。为了保障调整在燕园里顺利进行，1952年5月，教育部先对燕大领导班子作了调整，指示如下：你校的校务委员会，本部同意改组，兹决定由翁独健、蒋荫恩、褚圣麟、翦伯赞、侯仁之、严景耀、赵承信、李德滋、王平、谢道渊等10人组成新的校务委员会，并由翁独健代理校长职务，主持校政。5月28日，新的校务委员会正式成立，陆志韦榜上无名，此时，距离陆志韦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燕京大学校长仅一年零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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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翁独健与中共之间已经取得了相互的信任，自觉地“从一个教育科学救国论者转变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积极行动支持抗战、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抗日战士和民主战士”。翁独健去世之时，他的学生丁磐石在撰文怀念恩师时，也特别着重指出：“好些学者都在报刊上撰文盛赞他在蒙古史和元史研究中的开创性成就，还讲他重视人才培养，桃李遍及海内外。而我们许多校友感受尤深的是他崇尚革命，痛恨反动、独裁统治，大力支持爱国学生运动。”1942年，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与四周游击队里外呼应，对日寇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地下组织通过在燕京大学、中国大学与翁独健有师生关系的党员和他取得联系，派遣党员以他的寓所为联络点，并借他的掩护，安全出入于北平城内外。一些学生也通过他和地下党发生联系，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秘密进行抗日活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一些在1942年及以后和翁独健有联系的中共党员奉命潜回北平，又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与翁独健联系，并在他的掩护下，开展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临近解放时，又有一批“城工部”的干部潜入北平作接管城市的准备，这些人以翁独健在燕京大学的教授住宅为秘密联络点和开会地点，翁独健本人则以知名教授身份，走在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前列，同国民党展开合法斗争。当时，翁独健兼任燕京大学教务主任，便于掩护地下党组织活动，他的政治态度也较易影响大部分站在中间立场的教师向进步方面转化。因此，他在燕大校内无形中成为进步力量的核心，在社会上成为名重一时的民主教授。他以这种资望，在北平解放前夕担任了地下党组织的护校指挥部的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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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翁独健的女儿也曾向笔者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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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到1948年两年之间，我只是个七八岁的孩子。现在记忆最深刻的，是父亲已经和地下党有了联系，那时候并不知道，后来回忆起来，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时父亲在书房里，跟一帮学生，把窗帘拉上之后，就开始在里面偷偷地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他们把声音开得很低，但是在外面的我能够听见，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广播是这么开始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SRRA，频率850千周353公尺……因为他们总是听，每次听都是这么开始，我就记住了。具体的内容，反倒忘记了，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那些内容也听不懂。后来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他的悼词中看到，父亲还曾经是地下党组织护校指挥部的总指挥。这些事，父亲后来没有给我说起过，我也没有问过。父亲在那一段时间到底具体做了些什么，我到现在还不清楚。后来我在很多的场合看到当年燕京学运的中坚分子说起父亲，他们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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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有这样一段经历，解放后，父亲被任命为燕大代理校长，同时担任北京教育局局长，两边兼着。刚解放的时候，大城市的教育局长都是由一位民主人士来担任。而在燕京的角色上，大概是觉得父亲还比较能够被老燕京的人们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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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的女儿还告诉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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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接管燕京的时候，大人一起遛弯，我也跟着。一堆大人在一起，谈论的都是大人的事情。他们会说，谁谁谁是那一派，谁谁谁是这一派。这些话，我听都听不懂，也不关心。后来去问当年那一段事情，当年的那些大人都讳莫如深。父亲也没有说起过。有一次在同学聚会上，章诒和告诉我，有一次燕京开批判会，批判校长陆志韦，陆先生急得要撞墙，被父亲一把抱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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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校务委员会成员谢道渊曾向笔者如此口述当时的工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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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关于院系调整的文件是什么时候下达到燕京的？我还真不记得了。当时很单纯，领导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没有什么想法，总觉得领导的决定是正确的。院系调整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个工作组，当时是由市委学校工作部派来的，在学校里面成立了大学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宋硕和彭珮云，具体的事务好像彭珮云负责得比较多一些。我主要是负责和北大方面进行交涉。当时北大的负责人是张群玉，是北大的书记。其他的人还有王学珍、王孝亭、谢青等人，都是北大党委的。当时我们几个人终日在一起商量，院系调整应该怎么进行。当时开会都是在沙滩进行的，张群玉给我打个电话，我就过去了，记得当时还有市委大学部的一些人。当时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党委来讲，三校（北大、清华、燕京）如何很好地团结，大家怎么很好地相处，从我们干部来讲就是不要有门户之见。其他的内容实在是记不得了，但是我记得当时开会的频率还挺高，差不多几天就开一次。在燕京那时候，组织上已经对陆志韦作了安排，不再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而是被调到中科院的语言研究所去当研究员，后来他就一直待在语言研究所。调走陆志韦，是上面有关的部门安排的，应该是比较高的部门，但是至于高到哪个级别我就不知道了。陆志韦被调走之后，学校的工作暂时由翁独健同志代理。翦伯赞就是在那段时期被中央安排到燕京做统战工作，担任燕京大学的历史系主任，但是当时有的燕京的学者还看不上他。在没有公开身份之前，因为都是单线联系，所以跟我们也没有什么来往，我当时跟他的接触并不是很多。经过商量，北大保留文理，工学院分到清华，医学院、农学院都独立出去成立北京医科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当时清华没有派干部参与院系调整，但是还是派了一个人来。至于燕京，当时好像还保留着社会学，取消社会学好像还是后来的事情。家政学当时就取消了，宗教学院转到了北京刚成立的那个神学院那里。这些调整当然都是教育部定的。当时还有一个情况，那就是燕京和北大的教授们怎么调整。北大是有些人离开，有些人留下；燕京则是有些人被调到北大，其实就是留在了他们生活的燕园，有些人则被分到别的地方去了。当时好像还从别的学校调了一些哲学教授来到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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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翁独健女儿的叙述可知，当时在校务委员会内部，对于燕大教务人员的去留已经有了初步的打算。教师们也已经隐约知道了消息，一时间燕园之内人心惶惶。徐苹芳多年之后如此回忆：“一旦院校合并，将来到哪个学校去便成了问题。所以老师们对这个问题特别关心，一天到晚打听这些问题。学生们对这个问题倒不关心，我们的心态是无所谓，只要有学上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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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如此紧张的时刻，燕大教师却被党中央安排和北大、清华教师一起到青岛度假。这一安排，显示了领导人对于如此大事举重若轻的高超技巧。当时的亲历者夏自强刚毕业留校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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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暑假，在全国高校主要是北京地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告一段落，即将进行院系调整、迎接新任务的时候，抓住这个空隙时间，党中央和北京市委决定组织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教师去青岛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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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来得很突然，可大家都很兴奋。在这样紧张的时间，有大量的事情要做，而党中央却想到让老师们休息一下，轻松一番，并且可以带家属去，真是考虑得太周到了。于是，三校领导小组就立即组织筹划这件事，决定抽调三校的干部组成一个办事班子，并以燕京的干部为主。可以说，这是在三校合并之前，最先的三校联合工作。通过报名登记，很快形成一个团体。经过酝酿，请雷老——雷洁琼教授担任团长，三校教师赴青岛团的副团长是当时在清华任职的周一良教授（也是燕京校友）担任，具体工作由我和李欧同志等负责。我当时刚毕业留校工作不久，从以往做学生工作转为做教师工作，一切还不熟悉，主要依靠雷老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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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雷老后来对我说，在临出发的头一天晚上，雷老见到了周总理。总理关切地对她说：“我交给你一个任务，把三校教师带到青岛去，让他们好好休息。”我才明白这件事牵动了总理，是总理决定要组织教师到青岛去休息的。同时，也组织了三校学生到大连去旅游。那时候，新中国刚建立不久，还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国家的财力物力都不富裕，全部免费组织师生到青岛、大连休假，花费不少，是要下决心才能做到的。由此可见中央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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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以后不久，三校合并的方案就逐步公布了。大多数人留在新北大，也有一部分调到别的单位，有的是参加组建新的学校，有的充实其他单位。大多数人仍留在北京，也有一些调往外地。雷老和景耀先生就来到新组建的政法学院，直到“文革”中间，雷老和严先生又调回到北京大学。学校的干部也进行了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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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道渊曾对笔者特别强调：“对于院系调整，由于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燕京人倒是没有表现出多少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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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史称“院系调整”的运动中，燕京大学被一分为八，机械系、土木系、化工系被调整到清华大学，教育系调整到北京师范大学，民族系调整到中央民族大学，劳动学系调整到中央劳动干校，政治系调整到北京政法学院，经济系调整到中央财经学院，音乐系调整到中央音乐学院，其余各系调整到北京大学。而新北京大学的校址，便坐落在原燕京大学的校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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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历史系教授张芝联生前曾向笔者口述：燕大历史系的教授们何去何从，大概是翦伯赞和夏自强统筹的。当时教授们都在政治上排队，分成左、中、右。当年的校务委员会是根据什么标准和理由将燕大职员分流的，由于目前无法查阅相关档案，只好根据公开资料将其中的主要人物作整理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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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职员：美国职员已经有一部分在1948年离开了中国，留下的在这次运动中或选择离开或被遣返，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教授丁荫（Samuel Dean）。据丁荫的女婿回忆：1950年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中，很多美籍教授都纷纷离校回国。有人说：“这个美国人（指丁荫）为什么还不走呢？”为此他曾和我商量要不要走。我建议他请示陆校长。经陆志韦请示周恩来后，周的指示说：“如果是技术人员，我们需要，可留下不走。”1952年春，丁荫以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头衔被驱逐出境。（王希芝：《我所认识的丁荫先生》，载《燕大文史资料》第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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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作为燕大的校长，司徒雷登之外对燕大影响最深的人，陆志韦不仅无法改变燕大消逝的命运，也无法安排自己的命运。院系调整之后，陆志韦被调离燕大，调入中国科学院语言所担任一级研究员。在燕园划归北大之后，北大就来催促陆志韦搬家了，这位前燕大校长在一个上午一个人默默走出了南校门。据其子陆卓明回忆当时陆志韦离开燕园的情形：“他不要我陪伴，说：‘我还认识路。’其实他仍有认不清楚的地方。周总理和陆定一同志在一次宴会上向他举杯道歉说：‘我们做得太过分了。’他在心领之余仍然不懂那不过分的部分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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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家搬出燕园之后，又搬了三次家。“然而燕京人在历次运动中陆续挨整的消息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他的耳中。有些人对他说这些事，无非是要他进一步认识燕大的罪恶。他也真的在内心作检讨，不过出发点是觉得对不起燕京人，即使是那些在‘三反’运动中打头阵的人。三年饥饿中的一天，他在僻静的端王府夹道中说：‘为什么×××等也受批判呢？我有责任啊，因为我是校长。’”在花甲之年，陆志韦依然没能从阴影里走出来，他的学生王恺增去看望他时，发现他外貌虽然“并没有很大变化”，但“过去那种爽朗、锐利而又带点调皮的眼神不见了”，却“不时流露一种勉强、疲乏，甚至带些规避的神色”。1970年11月21日，陆志韦含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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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9年12月11日中国科学院为陆志韦追开的追悼会上，恪于身份的原因，中国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在为陆志韦写的悼词中，仅仅提到“‘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下，强加给陆志韦先生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洋奴’、‘文化买办’等虚构的罪名，都是不能成立的”。对于陆志韦在思想改造中的遭遇只字未提。多年之后，夏自强回忆起当年那场运动，坦承当年对于“陆先生并没有全面地、历史地进行调查了解”，对他的情况也只是“略知一二”，“在运动开展的情况下，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包括一些估计和猜测，宁可把问题估计得严重些，而避免估计不足”。在夏自强的反思中，当年对陆志韦的批判存在四点问题：“断章取义，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混淆黑白”，“刻意制造所谓‘众叛亲离’”，“以运动方式开展斗争”。此时，陆志韦在地下已经长眠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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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汉章：院系调整之前负责校园修建与院系设备配置，“三反”运动中被指为贪污分子，半年之后无罪释放。院系调整之后，被调到北京医学院工作。1971年，北大学生数次去他家，强令他诬指一个老同学为反革命，王大声抗辩中激愤晕倒，被诊断为脑溢血，自此卧床，1972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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