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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第十四章 东德的“宣传教育”为何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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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苏联、东欧政治剧变之前，东德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共产党）政府的政治宣传是在东欧国家中最有效的。匈牙利出现过1956年事件，捷克斯洛伐克有过“七七宪章”，波兰有过团结工会，但东德人民的思想却很稳定，1953年出现的动乱被很快平息，在这以后的36年间，东德的政权一直没有放松对人民的宣传教育和思想统治，人民也没有任何明显的反抗。似乎谁也不怀疑东德政权和政局的稳定，而且以为会一直如此，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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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连学者们都一直在预言，统一社会党政权会在东德长期存在下去。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东德政权却一下子崩溃了。在这政权存在的时候，它一直受到人民的一致拥护，但在它垮台的时候，却很少有人为它惋惜，更不要说挺身而出，拼死保卫了。这样出人意料的突变到底源于何种原因？是纯属偶然，是出于统治者的一时疏忽？还是有一些更深层的必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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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庞大的宣传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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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的思想宣传和纳粹思想宣传都发生在德国，都是典型的“党宣传”。东德的“党宣传”比纳粹更体现党的绝对领导。纳粹宣传体制有“政出多门”的特点，因为即使像戈培尔这样的党棍，也还是会顾虑到政党和国家的不同“法律权威”的问题。在他的心目中，“党”和“国”还是有所区别的。1931年至1945年戈培尔担任纳粹党的“帝国宣传首脑”。纳粹取得政权后，他同时兼任党的“帝国人民启蒙和教育部长”和国家的“帝国文化部长”。他掌管的宣传、审查、督导范围包括报纸、杂志、电影、书籍、公共集会和庆典、对外宣传、戏剧、艺术、国内电台和党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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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于1935年这样规定纳粹的党宣传系统：纳粹必须控制报纸，但是必须通过国家而不是由党来直接控制，“因为党不能这么做，党既没有手段，也没有法律权威来控制报纸。报纸因为我是（国家政府）部长才听我的。如果我要以帝国宣传领导（党）来控制报纸，他们就会说，你没有那个法律权威。……如果我们需要用集会的方式，通过宣传动员人民，那是党的责任。如果我们要用报纸来影响人民，那就是帝国文化部的事情。无论是国是党，影响民意的事全掌握在我们手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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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并不是纳粹德国宣传的唯一掌管人，例如，迪特里希（Otto Dietrich）是“帝国人民启蒙和教育部”副部长，在党内与戈培尔属同等级别，自1937年担任希特勒的新闻秘书，战争期间比戈培尔更经常陪伴在希特勒的左右，对戈培尔形成掣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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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纳粹宣传体制相比，东德具有更直接的“党宣传”特征，德国统一社会党控制宣传，国家部委的作用要小得多。宣传政策一直由党的最高首脑直接掌管、决定，从1950年至1973年是乌布利希，从1973年到1989年是昂纳克，政治局委员参与决策意见。东德党宣传的一元化体制使得党对宣传和思想控制拥有当然的“法律权威”，通过国家有关的“部委”来传达党的旨意，也就不过是形式而已，而这些部委的领导在政治权威和级别上远远低于党的意识形态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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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权的宣传体制模仿苏联模式，分为“宣传”和“鼓动”（或动员）两个部分。宣传着重在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建设，以历史的必然发展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共产党的先进性为内容对人民进行长期的教育，而“鼓动”则是直接动员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政策，投入实际的工作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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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宣传的工作人员包括各种专职的宣传官员、干部、工作人员，人数相当庞大，东德的全部人口为1650万，而宣传工作者就有80多万，占总人口的5%（相当于中国的6500万）。德国统一社会党有一个被称作“党员年训”（parteilehrjahr）的训练课程，是所有的党员都必须完成的，光是1988年（垮台前一年），参加这个课程的宣传工作者就有11万人之多。据一项来自莱比锡的报告，党宣传工作者中，约有一半参加领导“党员年训”，大约有20万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都兼有部分的宣传任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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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德，党员是“先进分子”，即使他们不是全职的宣传工作者，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引导群众正确思想，紧跟党的路线，自然是他们应尽的分内责任。这些有关宣传工作者的数字还不包括“记者”（他们的新闻媒体单位是由党直接控制的）、“自由德国青年团”（共青团）、四个行业的“政党”（如基督教人士、农民等，相当于中国的民主党派）中担任宣传任务的人员。其他许多组织也都担负着宣传的任务，如德苏好协会、自由德国贸易联合会、对外友好协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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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动”工作者的人数就更可观了。一项1976年的估计认为，当时东德的统一社会党党员有200万，其中10%15%都有鼓动群众的任务。行业政党和各种政府组织中的许多成员也担负这项任务。东德有一份专门为鼓动员出版的周刊——《什么与如何》，1979年的发行量是45万份，约等于当时东德人口的3%。尽管订阅这份杂志的并非都是“鼓动员”，但这么大的发行量也还是反映了鼓动员的队伍非常庞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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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统一社会党非常重视宣传工作者的培养，成绩也相当显著。1945年“二战”后东德建立，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干部。德国的共产党在希特勒12年的纳粹统治下，几乎已经被消灭干净。1950年，德国统一社会党决定运用苏联的教育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全国各地区的政府机关中都开办了党校。到1989年政权崩溃时，主持“党员年训”的宣传工作者中有一半曾在党校至少学习过一年，其中8%有研究生学历。其他的人员也都在党校短期学习过。到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所有领导干部都拥有党员大学的正式学位。以学历证明来看，党的宣传领导干部的知识化是绝对没有问题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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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宣传工作者”不同的是，“鼓动工作者”都是一些在单位里发挥作用的党员，学历和效率都不如宣传工作者。来自莱比锡的一项报告说，在当地一家百货公司的调查中发现，“挑选出来当鼓动员的大多是纸上人数，他们没有接到上级党领导的指示，因此无法有效地做同事的工作”。5鼓动员虽然担负着做同事们思想工作的任务，但实际上往往是有人无责，有责无能，做做样子而已。没有热忱的宣传成为后极权和新极权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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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宣传工作人员队伍庞大，其中有热情工作的，也有的纯粹就是端一个党宣传饭碗的，更有的是以这个职务谋取个人的实惠（升迁较快、孩子上大学有优先）。党的领导对此也有所了解，1961年8月，在布莱顿堡召开的一次宣传会议上，宣传人员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些会议的准备工作还是相当好的，严重的问题是，192名受邀参加会议的宣传工作者，只有52人出席了会议”。许多宣传工作者都说工作太忙，顾不过来，他们从来不买书，不读书。1961年的一份报告说，许多宣传工作者连必备的36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40卷《列宁全集》都没有买过。就是买了的人也很少有人真正读过。这些人当中，一大部分都是因个人实惠、好处、功利而吃党的宣传饭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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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缺乏特色是最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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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党多么努力地在党校里为宣传工作者提供学习和深造的机会，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统治的40多年中，宣传工作者的素质和效能仍然一直是一个问题。这里面有个人素质的因素，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政治制度本身的因素。1957年德国统一社会党“鼓动部”的一项报告认为，宣传工作者自己对问题了解不够：“要取得群众的信任，党的干部应当比一般报纸读者对政治有更多的了解。但是，党的书记们一样只能从报纸上得知消息，与共和国的公民没有什么不同。”7报告建议，为党的基层书记多提供一些“内部消息”，结果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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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干部在许多事情上与老百姓一样蒙在鼓里，这种情况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权存在的全部40多年中没有什么变化。供党员干部阅读的《什么与如何》和《新路》（Neuer Weg）发行量很大，根本不可能登载“内参消息”。东德官方最害怕的就是把自己的坏消息走漏给西德，为了防止“泄密”，许多事情连自己的基层干部都不能让他们知道。再说，有的情况（如高层的意见分歧）如果泄露出来，还会在国内造成思想混乱，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也是不能让基层干部们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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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宣传沉闷单调，翻来覆去地重复同样或类似的话，高层主管想尽办法，也还是没有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例如，东德的官方报纸《德国新闻》虽然发行量高达100万份，但内容单调，1955年的一份党内报告批评道：“总的来说，这是一份无趣、沉闷、勉强可读的报纸，至少它的重要文章都是味同嚼蜡。……报纸刊载过多的长文、领导长篇讲话，就连党员干部都不爱读，不要说一般党员了。”一年以后，一份给党中央政治局的报告说：“《德国新闻》对本国各经济部门发展的报道，还不如资产阶级报纸。”1977年，党中央认为，“民主德国的报道应当有更多的信息、更活泼、更生动有趣”。官方语言是不能用“缺乏信息”、“不活泼”、“不生动”这样的负面说法的，说要“更”如何如何，表明情况已经相当糟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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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东德人都从西德媒体获取新闻信息。德国犹太作家海姆（Stephan Heym）对东德新闻的结论是：“用字越冠冕堂皇，说辞越空洞无物。”党的“鼓动部”的一个干部不慎对一位记者说：“海姆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样子。”这把那个记者吓了一大跳。官方新闻要么是报道领导的讲话和活动，要么是干巴巴地说教，而且大大小小的报纸都是同一个腔调，要改变这种情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媒体报道要求统一口径，要求用不同的嘴巴说同样的话，就连一点点小事，出现了口径不一的情况，也可能引起当事人一阵紧张和惊慌。1980年，东柏林就出了一件“银餐具事件”。在“鼓动部”档案中有一份文件是这样说的：“百货公司只有昂贵的银餐具出售，进货员说别的货物全销到西德去换外汇了。经理不能把这个实情告知售货员，售货员也不知道到底该对顾客说什么。因此，各个商店有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我们应该至少在每个城市有一个统一解释！”这样的小事都能把维护“统一解释”的“鼓动部”弄得这么紧张，更何况是关系到政治性的大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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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个制造焦虑和谎言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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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保险做法是“引述”，高层领导引述马列主义或相互引述，下面一级一级的领导就引述党领导的各种报告和党的文件。有一次，昂纳克在瓦尔特·乌布利希的一份备忘录中，对党内印发的文件表示不满。昂纳克说：“我发现，这份报告中一处也没有提到，中央委员会在第一书记的领导下努力贯彻第五届党代会的决议。”乌布利希在备忘录上打了两个惊叹号，强调这是重点。上自党内高层领导，下到各级官员，报告、公文、讲话、指示中引述党的文件，以示贯彻党的精神，有冠冕堂皇的官话才能证明思想正确、立场坚定。政治立场的明确和正确需要用正确的语言、说法、口号来表现，所以翻来覆去地说，翻来覆去地领会、解释，大家牢记熟背、使用起来习惯成为自然，结果人云亦云，有口无心。在中国，这样的语言被嘲笑为假大空，在德国，这种语言被嘲笑为“党版中国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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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主管宣传的官员和媒体工作者一样，总是害怕报刊语言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麻烦，因此，用套话、官话是最安全的。评论家舒伯特（Renate Schubert）称此为“一个制造焦虑的制度”。11下面被管的怕上面怪罪下来，觉得老是被人掐着脖子过日子，上面管事的唯恐下面出了纰漏，又有更上面的要怪罪下来，所以不得不战战兢兢。遇到模棱两可的事情，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由此形成了一种焦虑型的自我审查。这种歇斯底里的自我审查不但减轻不了焦虑，反而是在添加更多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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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宣传对新闻报道的管制尤为严格。社会学家埃吕说过，一般民众对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并没有太长的记性，而只是对眼下发生的事件才会有强烈的反应。12戈培尔也说过，新闻不能与民众的直接经验不符，“把在每个人眼前发生的事情加以歪曲，那是胡说八道”。13不能把人人都知道发生过的事情说成是没有发生过，但可以不准媒体报道这样的事件，就像它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党的宣传要求新闻从“正面报道”，所以总是尽量不让坏消息曝光。它认为，坏消息不利于稳定人心，也可能被别人利用，所以，坏消息也成为一种不能泄露的“国家机密”。即使在有坏消息不能不见诸报刊的时候，也一定要从正面来报道，例如出现了大灾害，就应强调救灾的成绩。而且必须永远把不良事件地区化，当作一个不影响大好全局的地区特殊问题，当作一个已经得到解决，或至少已经在有效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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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工作很多流于形式，1963年东德发起了一场联系群众、在报刊登载“人民来信”的运动。运动热过一阵就冷了下来，每份报纸都有一长串写信者的名单，但真正写信的却寥寥无几。这个长名单是为了向上级呈报用的，为了显示工作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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