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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革命 下篇 AI教育革命十大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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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可穿戴设备和物联网（包括车联网）的快速发展，地球信息圈正在快速成型。从00后尤其是10后开始，他们会觉得现实世界和信息世界没有本质区别，他们与地球信息圈之间就像是鱼和水的关系。他们是纯粹的信息体，因为他们从小就习惯于在线上获取资讯、搜索知识、开展社交、进行购物、享受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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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信息圈的发展进程中，信息社会好比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工智能社会好比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虽然更高级，但其经济本质上还是围绕信息、数据展开的。这一代纯粹信息体长大后的核心工作内容，就是处理不断变化流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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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教育革命要做的，是让这些纯粹信息体具备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包括利用人工智能处理定量信息的能力，以及发挥自身处理使命、意义、情感等定性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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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立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革命纲领？新教育纲领有必要从信息社会的成功教育经验中汲取养分，因为人工智能社会是建立在信息社会技术之上的。全球最典型的信息社会是美国，美国教育界数十年的不少（但不是全部）经验与理念仍适用于人工智能社会，因此本书下篇将援引不少美国教育界的案例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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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革命 第五章 开展AIQ教育：动手养成信息化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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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力可以被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高AIQ的（擅长利用智能机器，技能与智能机器互补）和低AIQ的（不擅长利用智能机器，技能与智能机器无法互补，甚至正面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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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Q正如EQ，要从小培养。AIQ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动手练习，让孩子们习惯于用信息化/数据化的眼光看待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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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1.从边缘到主流：AI教育进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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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时代转型，本质上都是一次知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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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传统社会积累的丰富农业知识，在工业化时代没用了，必须更新。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间，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成了举世瞩目的工业大国。这背后的实质是几亿种田农民掌握了现代工业、服务业的知识，是契约交易知识、国际贸易知识、企业管理知识、现代金融知识、IT互联网知识的大规模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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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清朝的“中兴名臣”、洋务运动的重要推动者曾国藩就已经意识到知识转型的重要性。作为科举考试的成功者，曾国藩受益于最传统的教育，但他却支持两个儿子放弃科举之路，学习西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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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选择的道路，在当时人来看绝对是旁门左道——他居然在32岁的时候开始学英文。虽然对于曾纪泽感兴趣的这些所谓的西学，曾国藩自己不是太懂，但他为了儿子也努力地去看了不少书。后来，曾纪泽写成《西学述略序说》和《〈几何原本〉序》。这两本书出版，都是曾国藩亲自批阅后为之刻版发行的。1881年，曾纪泽以外交官的身份代表清政府在彼得堡同沙俄谈判并且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城。如果没有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没有西学的根基，就不可能取得这次重要的外交胜利。曾国藩的次子曾纪鸿则喜爱自然科学，精通天文、地理，最精代数，著有《对数评解》《圆率考真图解》等书，还计算出一百位的圆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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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曾国藩还大力支持容闳提出的“留学教育计划”，建议朝廷从年幼的孩子中选拔一些聪明的、对西学感兴趣的，由政府出资送他们出国去学习。于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了第一批出国的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首期120个孩子中，不少人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佼佼者，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矿冶工程师吴仰曾，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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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面临新一轮时代转型，向全民尤其是向少年儿童普及人工智能知识，实现新一轮知识转型，是全社会顺利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的奠基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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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都已经意识到AI教育进课堂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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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在《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中介绍，美国各个级别的教育机构都在设立和发展人工智能项目。大学院校甚至中学都在扩充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课程。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还建议在中学乃至小学就引进数据科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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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知名人工智能专家松尾丰呼吁，让日本国民都能通过基础科目学习掌握人工智能知识。日本的机器人教育开展得比较早。福冈县有个机器人广场，人们可以看到143种机器人，还可以和很多有趣的机器人互动。比如会卖萌眨眼的海豹机器人、古代侍女机器人、Hello Kitty机器人以及陪老年人聊天的机器人，让人大开眼界。感兴趣的孩子们还可以参加培训班，学习一些与机器人制作有关的知识。2009年的“机器人世界杯”共有来自全球的15支参赛队伍入围，其中有6支队伍来自日本，在这6支队伍中，又有3支队伍来自福冈的机器人广场培训班。由此可见，日本的“机器人教育从娃娃抓起”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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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新加坡教育部部长王瑞杰宣布，未来3年，新加坡将有1万名中小学生参加机器人设计计划，学习编写机器人的程序。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与新加坡理工学院联合推出机器人设计计划（RMA），希望通过趣味游戏培养中小学生的计算机思维及掌握基本的编程技能，造就未来的科技专才，为新加坡成为“智慧国”的愿景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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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中国的情况。2016年6月，共青团中央的直属单位“中国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与贝尔科教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展“创造未来”青少年机器人教育促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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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I元年”签署这样一份重量级的协议，是中国的机器人教育从边缘进入主流的标志性事件，意味着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革命吹响了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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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教育进课堂要遵循怎样的指导思想？要回答这个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回顾科技教育先驱西摩尔·帕普特（Seymour Papert）的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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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普特具有跨学科的深厚素养：他在24岁和30岁时先后拿到两个数学博士学位，然后到瑞士日内瓦，追随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学习儿童发展的理论，再后来他参与创办了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也是后来成立的MIT媒体实验室的创始教员。这段宝贵的跨界学习经历让帕普特具备了将科技和教育结合起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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