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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劝学宗旨在于德才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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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中我已说明，基于天理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享有自由的权利，不受拘束是对个人与国家最大的奖赏与尊重。假如一个国家的自由独立受到妨害，那么即使与全世界为敌，也要全力抗争获取自由；假如一个人的自由受到妨害，他同样可以为了自由与剥夺他自由的政府进行抗争。尤其是现在，士农工商四类公民彼此平等的基础已经建立，所以我们更可以做到放心于这个国家，只要依凭天理人情行事，我们的自由就不会受到损害。不过也应该注意到，明白事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自由的获得却需要做到这一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份，他必须具备与自己身份相适应的德才。只有德才兼备，才能真正明白道理；而要做到明白事理，就必须虚心求教、不断学习，这也是为什么人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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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形势是士农工商四类人当中，农民、工人和商人的身份较以往相比已经得到上百倍的提高，几乎与过去最高等级的“士”并肩持平。而且政府也已经开辟了一条道路来吸纳这三类人群中出现的人才。为此，农民、工人和商人就应该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不要再有过去的自卑，更不能做出卑劣的事情来。他们应该不断学习，才能让自己的德才同身份相配。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最可怜又可恨的就是那些无知的文盲了，切莫成为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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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旦无知到一定的界限就会变得不知羞耻，这类人因为自己的无知而让自我和亲人陷入贫困境地，但是他们从来不曾认识到贫寒交迫的原因在于自己，不会从自身寻找原因，而是去怨恨那些比较富裕的人，认为所有的资源都被他们占有了，所以自己才会变得的不幸。甚至有时候他们会结党营私，结集一群和他们一样好吃懒做的人进行暴动，打击伤害他们眼中的“资源抢夺者”，最终导致社会动乱。这种行为和想法真是恬不知耻，不仅伤害了他人的自由，更是置国家的法律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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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是投机取巧的典型，一方面他们会依赖国家的法律来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与基本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却想方设法在暗地里破坏国家的法律，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满足自己的私欲，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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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出身清白并且家境殷实。但是这些人认为只有金钱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不断地赚钱，而对子孙的教育却不管不顾。这些人的后代由于没有受到哪怕是最基本的教育，所以无比笨拙愚蠢；更有甚者因为学识浅薄而流于恣情放荡的状态，最终将他所继承的家业挥霍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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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家统治的是这样的愚民，那么就不能跟他们讲道理，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用处，用道理是无法唤醒他们的；西方有一句俗语“愚民之上有苛政”，也就是说，统治他们只能使用威力以达到让他们敬畏、臣服的目的。而且这样的统治并不意味着政府严苛、不近人情，而是实在没有办法，这一切都是那些愚民自作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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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愚民，这个国家的政府就会严厉；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良民，这个国家的政府自然就会是良好的政府。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日本国内有这样的政府，因为我们的人民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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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今天社会上的人们的品质很差，而且也不去学习，那么国家就会有比现在还严厉的政治和法制；相反，如果社会民风清明，而且每一个人都明白事理、乐于学习，那么国家和政府的政治就会比现今更加宽厚与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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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政治完全是依照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有德才来决定的。没有人厌弃仁政而喜好严苛的制度，也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国家被外国欺侮伤害，这是人之常情。不过，虽然具有报国之心，但也没有必要非得为此身心疲倦、焦躁无比。只要他做事的方法和努力的方向基于人情，并且立志向学，同时具备与自己身份相符合的才能与品德，那么国家就很容易对他们进行管理，人民也不会受到严苛政治之苦。只要双方在发挥自己力量的同时能各得其所，社会自然会因大家齐心合力的维护而变得和谐安宁，这就是我们劝学的宗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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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道德之教应顺应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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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作为一种伦理问题，没有既定的衡量标准，但在求学之中却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因素。既然难以衡量，就需要依从社会整体的风俗与标准来校对，大众认为是善行的，那就是善；大众认为是恶的，那就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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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的道理大致如此，也无地域和国界之分，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不会存在任何一个国家或族群，认为杀人抢劫的行为是善的，也不会有人认为对父母、家人的无情值得赞扬。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但如果非要说出其中的道理的话，也确实让很多专家学者感到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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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妹或者姐弟不能结为夫妻，亲属死亡要举行必要的仪式，这些行为有人说是人类所具备的天然本质，也有人说是由于社会习惯所沿袭下来的风俗。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有其道理。对此辩论我暂且搁置不谈，这毕竟会涉及一些深奥的学术理论和伦理规则。只能简单说明这是世界上的人类依据实际情况长期积淀下来的习俗和惯例。这样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一种行为在有的地方会得到重视，而在另一区域却变得可有可无，总之，从整体而言人们区分善恶的观点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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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所有人在善恶问题上具有相对一致的观点，那么这种一致的观点就会形成既定标准，即天下人所认为的善就是善，恶就是恶。统一的认知日积月累被总结、归纳，成为了约束世人的道理，人们世代遵守形成习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社会保持安定，避免有人出现越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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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力的出现建立在整体社会基础之上，成为顺应自然的潮流，而引领这种潮流的人则成为杰出的知名人物。各国历史上都出现过这样的人，他们具备明晰的洞察力，能有效区分人的智慧与愚笨；同时他们拥有广博的知识和智慧，能借古喻今，参照古今惯例提出自己的理论，告知大众如何管理自己的行为，并以身作则去感化、引导他人。他们言传身教，著书立说，其思想流传于后世，并成为后人行事的蓝本，这就是圣人。像中国的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就是这样的人。当圣人出世之后，世界上就出现了系统体系的道德教育规范，他们的主张被记述成书本，影响后人。后世的人品读感知他们的言论和主张，并以身作则，于是天下的人情就趋于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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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来说，每一个时代出现的圣人对后世的人情而言都具有莫大的功劳，这就是道德学习和教导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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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需要明白的是，道德的教育被圣人归纳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实际上，它也以普通大众的学识为基础。圣人的理论并非臆造出来的东西，也不是杜撰出来的言论。社会会将众多的人归纳凝聚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中，作为个体的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想法，而总会有一些想法能够引发整体的同感和共鸣，圣人就是将这些引发共鸣的想法归纳到一起，并做出条理分明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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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孔子的《论语》中，有很多引人深思的名言警句，对普通人的警醒和感动成为它经久不衰的生命源泉。这些都是普通人不能说出来的一般道理，其记述的也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和铭记的内容。这一点同科学研究中的新发明是有很大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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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例子，在过去，人们认为天圆地方，地球是平的，而且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但经过科学实验研究证明地球是圆的，而且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再比如，在过去人们认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但是通过科学研究发现，地球是不断运动的，而且地球上的地质结构也在时刻发生微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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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这些，其实从本质而言只是因为普通人的无知而已，以至于人们的认知和科学发现完全相反，后来蒸汽机、电报的发明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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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就是科技发明和道德教育的区别。在道德教育中，人们更多的是强调一些规则和清规戒律，例如父子之亲，或者不欺诈、不偷盗等，这些都不是学术上的新发明和新发现，而是社会风俗中世人所理解的标准和人情，圣人的学问就是顺应人情去教导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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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所论及的道德，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道德，我们只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解读它。我们假设，在人类的整体社会中的不同地区、国家都对善恶存在大体一致的认识，而且当今我们所提倡的道德教育也并非圣人的新发明，而只是圣人出于体察民众思想，在顺乎人情的前提下提出的标准，那么就完全可以确定作为一个整体，世界上的道德在本体上都是相同的，即使有不同那也只是在细节上的微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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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些不同都只是道德上的细枝末节问题，对此我们无须过多谈论，也没有必要对这些不同提出异议，确立标准。我们需要相信的是在人世之间，主流的道德规范是完全一致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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