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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思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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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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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熊彼特(J.A.Schumpeter)曾经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道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再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非同小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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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爱因斯坦可以想到的,跟他们有什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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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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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转做旁听生。有一次,赫舒拉发(J.Hirshleifer)在课后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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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朋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综合了他们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多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是自取平凡。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六点细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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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谁是谁非毫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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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绝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要“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中,“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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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弗里德曼好胜,往往强词夺理地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弗氏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是没有认错。在我认识的思想高人中,没有一个推理时把“自己”加上丝毫重量。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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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学术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人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要尽信。当然,高人的推理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人之见作较详尽的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要以为高人之见就是对。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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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佩服斯密、密尔、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把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把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不会把他们的理论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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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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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问得好,答案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解释了求学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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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这是弗里德曼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问,务求达到重点的所在。举个例。当弗里德曼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他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愈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愈少了?”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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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问题要问得浅。这是阿尔钦(A.A.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什么是货币?为什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为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吵得热闹时,阿师问:“什么是功用?什么是量度?我们用什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阿师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选择的准则,而功用只不过是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为功用理论。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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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佃农理论”也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的理论,以为土地的收成若要将一部分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好像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努力生产的意向,因而令产量下降。我问:“既然产量下降,租值就减少了,为什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的收租办法呢?”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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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在我认识的高人中,衡量问题是否重要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然后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会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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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问题的重要性不太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些什么?”如果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什么关联,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问题就无足轻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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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什么是蠢问题呢?如果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这含意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成本。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成本是否过高了,但基于这学者自己的假设,“过高”是不可能的。弗里德曼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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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要把预感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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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会受到压制。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hunch)抹杀了,以致什么也想不到。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是一门湛深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会弄巧反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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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波普尔(K.Popper)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的问题。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波普尔胜了一筹,但科学上的贡献他是籍籍无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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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或见解的根源。科学方法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过不少。他们胸有实学,思想敏捷,缺少了的是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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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复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合乎逻辑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那些主张“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或“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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