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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学习要从假设大师是对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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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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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哈里·约翰逊(Harry G. Johnson)是个比我还要高傲的人,但才高八斗,大家就让他高傲下去。一些关于哈里的故事很经典。他寄出一篇三十多页的文稿到最大名的《美国经济学报》,被接受准备发表了。但学报老编遗失了文稿,要哈里再提供。哈里没有存稿,于是凭记忆从头到尾把该文再写出来。老编收到新稿后,原稿也找到了,比对一下,发觉竟然没有一字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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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故事,同样精彩。我的一位朋友获多伦多大学以高薪聘请为大教授。那是一九七一年。该朋友在聚会上遇到哈里,知道后者曾经就读于多伦多大学,兴高采烈地告诉哈里他的新职,问意见(其实是希望哈里恭贺一番)。殊不知哈里说:“多伦多是很不错的大学,是二等脑子的最佳收容所!”兴高采烈的朋友吓得把手上的整杯咖啡倒在衣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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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视我如亲弟弟,凡事维护,认为我是搞理论的最适当人选。但对其他同学或年轻同事他就不大客气了。要跟他辩论,他会不耐烦地说:“无论我说什么你就当作是对,可以省却不少麻烦!”有人说在理论逻辑上哈里没有错过,但那种高傲的回应倒也自成一家。数十年来,我自己写得比较慎重的英语论著,说我错的大不乏人,但我老是屹立不倒,而说我错的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严谨的分析我没有错过;不严谨的中语随笔,分析可能有错,但自己数不出来。然而,我不敢说哈里的无所不对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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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昔日拜阿尔钦、赫舒拉发、布鲁纳等高人为师,我的学习态度,是无论自己怎样不同意,永远先假设他们是对的才细想。这些高人当然会错,但机会不大。动不动认为他们错,不同意,我还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得什么呢?假设他们是对的,我就会想,为什么他们会说那样的话?究竟他们是对在哪里呢?这样考虑,九成以上的机会到最后我发觉他们毕竟是对的,是自己低估了老师的本领。是的,假设一位专家是对而后想,比认为一位专家是错而不想下去,学习的收益远为可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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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我在经济学作了四十五年的训练,日思夜想,任何问题的有关局限,理论怎样约束,怎样行得通怎样行不通,数分钟之内可以想得很阔、很远。你没有学过经济,不可能理解任何问题必有复杂的一面,想也不想就说我错,其命中率不是近于零,而是零。好比跟杨官璘或胡荣华下象棋,你只学过两三天,大叫他们错,以为可以教他们一下,不是妙想天开是什么?如果你不想学象棋,怎样胡说不打紧,但如果要学就要问:为什么棋王会这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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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杨官璘对胡荣华,胡氏无端端走一着象五进三。我想,发神经,但为什么他要走这一着呢?想了很久才知道他对,而杨氏也因为这看来是不成章法的一着而败下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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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大学问都复杂,往往深不可测。经济学也如是。你不要学,不妨不断地大叫错、错、错。但如果要学,你就要想,为什么这位经济学家那样说?这是初学的人应有的态度。到你自己成为经济学家,在某专题上练到有独得之秘,你才有足够的判断力说这专题的某些观点是错、错、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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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告诉我一些网上客喜欢说我的经济分析错、错、错。无聊之辈怎样说是无聊的事,但如果是学子,这样的学习态度是错、错、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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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二、个人经历的回顾(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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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文昌沙的华英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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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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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香港的皇仁书院肄业。今天大名鼎鼎的简福贻当时是我不同班的同学。最近在刊物上见到简老兄说,在九七之后,皇仁书院的大名应改为“香港第一中学”。这把我吓了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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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间,我是佛山文昌沙的华英中学附小的学生。今天香港的香植球,与数以十计的香港成功人士,也曾经是当年华英的学生。一九五一年,华英中学把校名改为佛山第一中学,简称“一中”,简老兄似乎向华英拜师,建议把母校皇仁改名“一中”了!若真的成为事实,这是香港的不幸,是我的不幸,是简老兄的不幸,也是皇仁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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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如此说呢?因为皇仁多年来所培养出来的、数以千计的成功人士,会因为皇仁改了校名而失却了对母校的归属感!佛山华英的经验确是如此。改名“一中”后,居港的华英校友会的昔日同学感到“败兴”之至,对“一中”(母校)所邀求的捐助置若罔闻。是的,八年前我到文昌沙的华英一行,校长对我四十余年前在该校的顽皮有所闻,也对我后来的“小成”知一二,于是对我说:“当年华英人才辈出,但他们今天都没有什么归属感,怎么办?”我答道:“把今天‘一中’之名改回‘华英’吧!”他当时拍案叫绝,但想不到,纵然他要改(华英的师生也要改),由于政治因素却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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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战后,我九岁,考进了文昌沙的华英附小,读的是六年级。所谓“考进”,其实是投考初一不及格就降了一级,不用考了。当时,九岁读小六算是特别年轻,可不因为我有什么超级本领。抗战期间,母亲带着我们一群孩子在广西东奔西跑。我既然是读书年龄,便要进学校,不过,只三数月又要转校了。那时兵荒马乱,进校时不用考试,哪一级有空位就读哪一级。所以,我上一个学期小四,下一个学期初一,跟着的却是小六……申请读华英时,他们问:“你以前最高读到哪一级?”答曰:“初一。”于是就考初一了。不逮,下降至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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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山文昌沙的华英念了三年书,我破了该校的三项纪录。其一,我是他们唯一的从小六升初一,然后竟然从初一再下降小六的人!其二,我的顽皮使老师心惊胆战。犯小过三分,大过五分,每星期六的下午,过了分的要“罚企”,在旗杆下立正的时间长短是以“过”分的多少而定。我是华英“罚企”时间最长的冠军,破了纪录。其三,我是华英历来唯一被赶出校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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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战乱的生涯要付一点代价。左转右转、左插班右插班地读书,会使学子不知进退,无所适从。但习以为常,留级、降级的怪事就变得司空见惯了。后来回港就读,留级显得顺理成章,不留级是例外。本来比同级的同学年轻几岁,但到我有机会进大学时,已近二十四岁了。年纪比大学的同学长五岁,很尴尬。知耻近乎勇,于是急起直追。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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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只解催人老。我在华英念小六时,香植球与新华社的叶少仪是高三。那时,香氏不可能富有,因为富家子弟是不会跑到文昌沙念书的。叶少仪呢?虽然她高我六年级,但对我的顽皮耳熟能详。一九八四年,我在香港第一次遇到叶大姐,她说:“张五常的名字我早在华英听过了,因为你当年以顽皮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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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留升升,升升降降的求学生涯,所学当然无几。然而我这留级生有两点“过人”之处。其一,虽然读书不知所谓,但强记、背诵之能是高的。级转得多,要背诵的文章就多起来。今天,我写文章套用古人之句时,当年背诵之功给我不少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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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虽然我当时的考试成绩不好,但是有老师的宠爱。在华英时对我关怀备至的老师,有一位姓吕的。无论我的考试成绩怎样差,他总把我看作天之骄子。例如作文,我十题只交出一二,但交出去后,吕老师必定把我的文章贴在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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