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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学习要从假设大师是对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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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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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哈里·约翰逊（Harry G. Johnson）是个比我还要高傲的人，但才高八斗，大家就让他高傲下去。一些关于哈里的故事很经典。他寄出一篇三十多页的文稿到最大名的《美国经济学报》，被接受准备发表了。但学报老编遗失了文稿，要哈里再提供。哈里没有存稿，于是凭记忆从头到尾把该文再写出来。老编收到新稿后，原稿也找到了，比对一下，发觉竟然没有一字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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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故事，同样精彩。我的一位朋友获多伦多大学以高薪聘请为大教授。那是一九七一年。该朋友在聚会上遇到哈里，知道后者曾经就读于多伦多大学，兴高采烈地告诉哈里他的新职，问意见（其实是希望哈里恭贺一番）。殊不知哈里说：“多伦多是很不错的大学，是二等脑子的最佳收容所！”兴高采烈的朋友吓得把手上的整杯咖啡倒在衣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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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视我如亲弟弟，凡事维护，认为我是搞理论的最适当人选。但对其他同学或年轻同事他就不大客气了。要跟他辩论，他会不耐烦地说：“无论我说什么你就当作是对，可以省却不少麻烦！”有人说在理论逻辑上哈里没有错过，但那种高傲的回应倒也自成一家。数十年来，我自己写得比较慎重的英语论著，说我错的大不乏人，但我老是屹立不倒，而说我错的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严谨的分析我没有错过；不严谨的中语随笔，分析可能有错，但自己数不出来。然而，我不敢说哈里的无所不对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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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昔日拜阿尔钦、赫舒拉发、布鲁纳等高人为师，我的学习态度，是无论自己怎样不同意，永远先假设他们是对的才细想。这些高人当然会错，但机会不大。动不动认为他们错，不同意，我还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得什么呢？假设他们是对的，我就会想，为什么他们会说那样的话？究竟他们是对在哪里呢？这样考虑，九成以上的机会到最后我发觉他们毕竟是对的，是自己低估了老师的本领。是的，假设一位专家是对而后想，比认为一位专家是错而不想下去，学习的收益远为可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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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我在经济学作了四十五年的训练，日思夜想，任何问题的有关局限，理论怎样约束，怎样行得通怎样行不通，数分钟之内可以想得很阔、很远。你没有学过经济，不可能理解任何问题必有复杂的一面，想也不想就说我错，其命中率不是近于零，而是零。好比跟杨官璘或胡荣华下象棋，你只学过两三天，大叫他们错，以为可以教他们一下，不是妙想天开是什么？如果你不想学象棋，怎样胡说不打紧，但如果要学就要问：为什么棋王会这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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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杨官璘对胡荣华，胡氏无端端走一着象五进三。我想，发神经，但为什么他要走这一着呢？想了很久才知道他对，而杨氏也因为这看来是不成章法的一着而败下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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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大学问都复杂，往往深不可测。经济学也如是。你不要学，不妨不断地大叫错、错、错。但如果要学，你就要想，为什么这位经济学家那样说？这是初学的人应有的态度。到你自己成为经济学家，在某专题上练到有独得之秘，你才有足够的判断力说这专题的某些观点是错、错、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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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告诉我一些网上客喜欢说我的经济分析错、错、错。无聊之辈怎样说是无聊的事，但如果是学子，这样的学习态度是错、错、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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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二、个人经历的回顾（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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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文昌沙的华英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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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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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香港的皇仁书院肄业。今天大名鼎鼎的简福贻当时是我不同班的同学。最近在刊物上见到简老兄说，在九七之后，皇仁书院的大名应改为“香港第一中学”。这把我吓了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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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间，我是佛山文昌沙的华英中学附小的学生。今天香港的香植球，与数以十计的香港成功人士，也曾经是当年华英的学生。一九五一年，华英中学把校名改为佛山第一中学，简称“一中”，简老兄似乎向华英拜师，建议把母校皇仁改名“一中”了！若真的成为事实，这是香港的不幸，是我的不幸，是简老兄的不幸，也是皇仁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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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如此说呢？因为皇仁多年来所培养出来的、数以千计的成功人士，会因为皇仁改了校名而失却了对母校的归属感！佛山华英的经验确是如此。改名“一中”后，居港的华英校友会的昔日同学感到“败兴”之至，对“一中”（母校）所邀求的捐助置若罔闻。是的，八年前我到文昌沙的华英一行，校长对我四十余年前在该校的顽皮有所闻，也对我后来的“小成”知一二，于是对我说：“当年华英人才辈出，但他们今天都没有什么归属感，怎么办？”我答道：“把今天‘一中’之名改回‘华英’吧！”他当时拍案叫绝，但想不到，纵然他要改（华英的师生也要改），由于政治因素却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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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战后，我九岁，考进了文昌沙的华英附小，读的是六年级。所谓“考进”，其实是投考初一不及格就降了一级，不用考了。当时，九岁读小六算是特别年轻，可不因为我有什么超级本领。抗战期间，母亲带着我们一群孩子在广西东奔西跑。我既然是读书年龄，便要进学校，不过，只三数月又要转校了。那时兵荒马乱，进校时不用考试，哪一级有空位就读哪一级。所以，我上一个学期小四，下一个学期初一，跟着的却是小六……申请读华英时，他们问：“你以前最高读到哪一级？”答曰：“初一。”于是就考初一了。不逮，下降至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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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山文昌沙的华英念了三年书，我破了该校的三项纪录。其一，我是他们唯一的从小六升初一，然后竟然从初一再下降小六的人！其二，我的顽皮使老师心惊胆战。犯小过三分，大过五分，每星期六的下午，过了分的要“罚企”，在旗杆下立正的时间长短是以“过”分的多少而定。我是华英“罚企”时间最长的冠军，破了纪录。其三，我是华英历来唯一被赶出校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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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战乱的生涯要付一点代价。左转右转、左插班右插班地读书，会使学子不知进退，无所适从。但习以为常，留级、降级的怪事就变得司空见惯了。后来回港就读，留级显得顺理成章，不留级是例外。本来比同级的同学年轻几岁，但到我有机会进大学时，已近二十四岁了。年纪比大学的同学长五岁，很尴尬。知耻近乎勇，于是急起直追。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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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只解催人老。我在华英念小六时，香植球与新华社的叶少仪是高三。那时，香氏不可能富有，因为富家子弟是不会跑到文昌沙念书的。叶少仪呢？虽然她高我六年级，但对我的顽皮耳熟能详。一九八四年，我在香港第一次遇到叶大姐，她说：“张五常的名字我早在华英听过了，因为你当年以顽皮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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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留升升，升升降降的求学生涯，所学当然无几。然而我这留级生有两点“过人”之处。其一，虽然读书不知所谓，但强记、背诵之能是高的。级转得多，要背诵的文章就多起来。今天，我写文章套用古人之句时，当年背诵之功给我不少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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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虽然我当时的考试成绩不好，但是有老师的宠爱。在华英时对我关怀备至的老师，有一位姓吕的。无论我的考试成绩怎样差，他总把我看作天之骄子。例如作文，我十题只交出一二，但交出去后，吕老师必定把我的文章贴在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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