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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睡在图书馆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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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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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纽约大学的清贫学生,交不起宿舍房租,偷睡图书馆八个月,被发现了,校方没有处分,反而安排这学生免费住宿舍。这个有趣而又感人的故事,最近成为国际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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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的年代了。当年做研究生,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图书馆断断续续地睡了两年多,不是偷睡,是光明正大的,而“睡馆”的同学还有其他两个。说断断续续,因为当时有自己的小公寓,交得起房租,只为了读书方便而选睡图书馆,不回到自己的公寓去。那时成绩好,校方免了学费,做助理教员的月薪大约美元三百,找外快,替教授改卷每份一元,替学校运动员补习每小时五元。那是四十多年前,通胀之前的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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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学的图书馆每天开二十四小时,每年开三百六十五天。研究生可以申请,在图书馆内拿得一个专用小室(称cubicle),在地上对角可以睡觉。小室内有书桌,桌上的墙有书架,小室有门,可上锁,外人不得闯进也。台灯是自备的,也带了枕头、被铺、清洁用品之类,而重要的是一只发热针。后者用于把罐头汤在数分钟内煮开,与饼干同吃大有奇趣。不是没有钱吃得较好的,而是懒得跑到外间吃汉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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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图书馆,可不是因为在地上睡觉有其过瘾之处,而是要读的书太多,借出搬回家,搬来搬去,很麻烦。看官要知道,图书馆藏书的分类,先是一门学问分类,继而专题再分类。要研读一个小专题,可以一下子把所有有关的书籍搬进自己在图书馆内的小室,不用借出去的。馆内有小手推车,满载推进自己的小室,读后满载推到走廊,不须放回原来的书架上去。事实上,图书馆的管理禁止我这种大读客把书放回书架,因为可能弄错编排次序。有这样的服侍,图书馆乃天堂也。只有研究生,有教授推荐信的,才有这样的享受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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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阅读十多本书,可以那样快吗?可以的,因为不是逐字逐句地读,而是随意地翻阅。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书都很无聊,毫无创意,多一本不多,少一本不少。问题是求学的人不多翻阅就无从作出判断。老师或同学津津乐道的重要读物,有口皆碑的,与自己所学有关当然要细读。但这个层面的作品,与自己攻读有关的,叠起来不到两英尺。其他很多很多的书,不被重视的,可能有一章半章值得细读,或其中可能提到一些事实,不知是真是假,与他书所载不同,对学问上的思考有助。偶尔碰到一本不见经传但自己认为是要读的,惊喜也。沧海遗珠不常有,但有这回事。当年翻阅群书,找新意,有大海捞针之感,但做学问,捞针总要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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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才知道的意外收获,是当年睡在图书馆的日子,苦闷之余找了好些与自己读书考试无关的书籍看。什么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明治维新、艺术历史、路易十四……都很有消闲价值。目过不忘,这些是我今天写专栏文章的本钱了。虽说不忘,其实忘了不少。历史的年份有时记错(不会大错,小错无伤大雅吧),而细节免不了有点出入。最难记的是人名与地名。不知何解,年轻时的记忆力,虽然朋友认为是奇异功能,永远记不起他人认为是容易记的人名与地名。我这个人对专用名词显然有抗拒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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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三、教育的制度(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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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角度看香港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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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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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尔在《明报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海外遗珠》的文章,畅言“香港富甲一方,大学设备精良”,但在最近的“第一届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术会”中,香港的贡献却平平无奇,因问:“香港尚有无学术与科学?”这一问,引起港大的王纪庆与戴树焯的反驳。反驳者的言下之意是指责鲁尔目中无人,不知天高地厚,盖香港是藏龙卧虎之地,怎可一笔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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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这些有趣的笔战,我想起哲学大师尼格尔(E. Nagel)说的几句话:“错误的出发点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但以出发点错了而判断结论因而也错,是错上错。”我以为鲁尔的出发点是错了,但结论却是对的,因此为之一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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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尔的错误所在,是见到异地一个华人学会少有香港人士参加,就作出结论。这是说不通的。据我所知,杰出的香港学者,虽是屈指可数,但仍然可以屈指。例如,香港大学有关医学方面的,据一般的评价,确是有二三指可屈的。然而,一般而论,说香港是学术的沙漠地带,也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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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事实 难以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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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下列的几点事实,难以反驳地支持着鲁尔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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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政府对教育及学术的资助,以市民或国民收入的比例计,近于举世无双,而香港学子的智慧也绝不后人,但香港的“世界级”学者的数量,却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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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样是中国人,在没有思想学术自由的地方发挥不了先天的智慧无话可说;然而,在以言论自由见称的香港,在学术成就上,比例与在美国的中国人的悬殊,大致应与鲁尔所指的尴尬比例相若。“月是他乡明”的现象该如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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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香港两所大学的讲师所发表的文章质量看,也显示水平低落。不是说文章数量不够多,而是少有重要性的。美国的三流学府是“计”(重视)文章数量而不计重要性的——香港也是如此。我见过不少发表了数以十计的文章的讲师,作品被引用的次数却绝无仅有。香港的大学讲师要升级,多产比写出有分量的文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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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香港学者认为香港是弹丸之地,学术无人问津,虽有佳作,也会被人漠视了。这观点不能成立。有分量尤其有里程碑性的文章,就算埋地三尺,也会被人发掘出来。经济学大师J.Viner的一篇《成本曲线》,遍投多本学报不被采用,其后以德文发表,被翻译后成了名。科斯定律的经典之作,是在当时仅发行五百本的《法律经济学报》发表的。后来该学报为世所知,二十多年来,因为科斯大文所在的那一期重印了数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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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后一点是香港的学术气氛非常淡薄。鲁尔提出“美食”是香港人所好——民以食为天,也许无可厚非,可是对“赌马”的狂热,我们是难辞其“咎”的。我们不能否认鲁尔所提出的“九七”问题对香港的学术研究有某程度的影响,但香港的学术不成气候,绝非“九七”问题出现之后才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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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大学的饭堂内,我很少听过教师们在进午餐时讨论学术以外的问题;在世界任何稍有名望的研究院中,我们很难找到选科以“容易”为准则的学生。在美国,大学教授的名片上不会印上博士的名衔;芝加哥大学所有教授的称呼,都是“先生”、“太太”或“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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