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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睡在图书馆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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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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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纽约大学的清贫学生，交不起宿舍房租，偷睡图书馆八个月，被发现了，校方没有处分，反而安排这学生免费住宿舍。这个有趣而又感人的故事，最近成为国际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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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的年代了。当年做研究生，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图书馆断断续续地睡了两年多，不是偷睡，是光明正大的，而“睡馆”的同学还有其他两个。说断断续续，因为当时有自己的小公寓，交得起房租，只为了读书方便而选睡图书馆，不回到自己的公寓去。那时成绩好，校方免了学费，做助理教员的月薪大约美元三百，找外快，替教授改卷每份一元，替学校运动员补习每小时五元。那是四十多年前，通胀之前的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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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学的图书馆每天开二十四小时，每年开三百六十五天。研究生可以申请，在图书馆内拿得一个专用小室（称cubicle），在地上对角可以睡觉。小室内有书桌，桌上的墙有书架，小室有门，可上锁，外人不得闯进也。台灯是自备的，也带了枕头、被铺、清洁用品之类，而重要的是一只发热针。后者用于把罐头汤在数分钟内煮开，与饼干同吃大有奇趣。不是没有钱吃得较好的，而是懒得跑到外间吃汉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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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图书馆，可不是因为在地上睡觉有其过瘾之处，而是要读的书太多，借出搬回家，搬来搬去，很麻烦。看官要知道，图书馆藏书的分类，先是一门学问分类，继而专题再分类。要研读一个小专题，可以一下子把所有有关的书籍搬进自己在图书馆内的小室，不用借出去的。馆内有小手推车，满载推进自己的小室，读后满载推到走廊，不须放回原来的书架上去。事实上，图书馆的管理禁止我这种大读客把书放回书架，因为可能弄错编排次序。有这样的服侍，图书馆乃天堂也。只有研究生，有教授推荐信的，才有这样的享受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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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阅读十多本书，可以那样快吗？可以的，因为不是逐字逐句地读，而是随意地翻阅。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书都很无聊，毫无创意，多一本不多，少一本不少。问题是求学的人不多翻阅就无从作出判断。老师或同学津津乐道的重要读物，有口皆碑的，与自己所学有关当然要细读。但这个层面的作品，与自己攻读有关的，叠起来不到两英尺。其他很多很多的书，不被重视的，可能有一章半章值得细读，或其中可能提到一些事实，不知是真是假，与他书所载不同，对学问上的思考有助。偶尔碰到一本不见经传但自己认为是要读的，惊喜也。沧海遗珠不常有，但有这回事。当年翻阅群书，找新意，有大海捞针之感，但做学问，捞针总要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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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才知道的意外收获，是当年睡在图书馆的日子，苦闷之余找了好些与自己读书考试无关的书籍看。什么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明治维新、艺术历史、路易十四……都很有消闲价值。目过不忘，这些是我今天写专栏文章的本钱了。虽说不忘，其实忘了不少。历史的年份有时记错（不会大错，小错无伤大雅吧），而细节免不了有点出入。最难记的是人名与地名。不知何解，年轻时的记忆力，虽然朋友认为是奇异功能，永远记不起他人认为是容易记的人名与地名。我这个人对专用名词显然有抗拒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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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三、教育的制度（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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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角度看香港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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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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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尔在《明报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海外遗珠》的文章，畅言“香港富甲一方，大学设备精良”，但在最近的“第一届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术会”中，香港的贡献却平平无奇，因问：“香港尚有无学术与科学？”这一问，引起港大的王纪庆与戴树焯的反驳。反驳者的言下之意是指责鲁尔目中无人，不知天高地厚，盖香港是藏龙卧虎之地，怎可一笔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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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这些有趣的笔战，我想起哲学大师尼格尔（E. Nagel）说的几句话：“错误的出发点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但以出发点错了而判断结论因而也错，是错上错。”我以为鲁尔的出发点是错了，但结论却是对的，因此为之一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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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尔的错误所在，是见到异地一个华人学会少有香港人士参加，就作出结论。这是说不通的。据我所知，杰出的香港学者，虽是屈指可数，但仍然可以屈指。例如，香港大学有关医学方面的，据一般的评价，确是有二三指可屈的。然而，一般而论，说香港是学术的沙漠地带，也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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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事实 难以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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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下列的几点事实，难以反驳地支持着鲁尔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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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政府对教育及学术的资助，以市民或国民收入的比例计，近于举世无双，而香港学子的智慧也绝不后人，但香港的“世界级”学者的数量，却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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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样是中国人，在没有思想学术自由的地方发挥不了先天的智慧无话可说；然而，在以言论自由见称的香港，在学术成就上，比例与在美国的中国人的悬殊，大致应与鲁尔所指的尴尬比例相若。“月是他乡明”的现象该如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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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香港两所大学的讲师所发表的文章质量看，也显示水平低落。不是说文章数量不够多，而是少有重要性的。美国的三流学府是“计”（重视）文章数量而不计重要性的——香港也是如此。我见过不少发表了数以十计的文章的讲师，作品被引用的次数却绝无仅有。香港的大学讲师要升级，多产比写出有分量的文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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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香港学者认为香港是弹丸之地，学术无人问津，虽有佳作，也会被人漠视了。这观点不能成立。有分量尤其有里程碑性的文章，就算埋地三尺，也会被人发掘出来。经济学大师J.Viner的一篇《成本曲线》，遍投多本学报不被采用，其后以德文发表，被翻译后成了名。科斯定律的经典之作，是在当时仅发行五百本的《法律经济学报》发表的。后来该学报为世所知，二十多年来，因为科斯大文所在的那一期重印了数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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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后一点是香港的学术气氛非常淡薄。鲁尔提出“美食”是香港人所好——民以食为天，也许无可厚非，可是对“赌马”的狂热，我们是难辞其“咎”的。我们不能否认鲁尔所提出的“九七”问题对香港的学术研究有某程度的影响，但香港的学术不成气候，绝非“九七”问题出现之后才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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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大学的饭堂内，我很少听过教师们在进午餐时讨论学术以外的问题；在世界任何稍有名望的研究院中，我们很难找到选科以“容易”为准则的学生。在美国，大学教授的名片上不会印上博士的名衔；芝加哥大学所有教授的称呼，都是“先生”、“太太”或“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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