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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从资助教育的两个基本原则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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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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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日的《苹果日报》有一个大字标题:《罗范椒芬舌战张文光》。顾题思义,这是关于政府资助教育应多应少或应加应减的“舌战”了。罗范椒芬是教育统筹局局长,是政府的人,面对赤字财政,要节省教育资助是很自然的。张文光是教协头头,代表教师工会,要增加政府教育资助不仅自然,而且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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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加,我要减,毫无原则的争议,“舌战”一百年也不可能得到有意思的解决办法。我说没有原则,是一方面为教师争取收入,这是与资助教育的本意脱了节的;另一方面要减少支出,也与资助教育的原意脱了节——难道政府大有盈余,就应该乐善好施,大花纳税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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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政府资助教育的或多或少,有两个原则是没有谁可以合理地否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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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则是资助教育从来都是指资助学生——尤其是热衷于求学但出不起钱的学生——而不是指资助教师或学校的。当然,政府资助学生,对学校的员工及教师会有好处。但学校不是出粮机构,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出售知识,学生是顾客。把钱交到学生手上,指明只限于求学的用途,就是资助教育了。至于学生要学些什么,要进哪间大学,到哪个地方去就学,一般来说,其选择愈自由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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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香港的情况本末倒置,资助的钱交到学校去,学生顾客没有什么发言权,而校方出售的知识是否有所值,没有市场衡量过。要是资助教育的本意是资助学生的话,那么老实说,张文光先生就没有什么资格在这方面发言了。他不是代表学生工会,而是代表教师工会的。但资助教育可不是资助教师,是多是少教师及他们的代表无权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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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会,我不是在搞什么文字游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有好些城市的市政府认为儿童是应该多喝牛奶的。政府于是资助儿童喝牛奶,把换奶的凭券交到儿童的父母手中。如果当年美国的市政府把资助牛奶的钱交到牛奶商人的手上,读者认为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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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争取多一点政府的牛奶资助,出声要求的人应该是儿童或儿童的父母,而不是牛奶商人。当然,当年在美国,有不少牛奶商人像张文光先生那样,跑到政府做说客,但那是令人反胃的政治活动了。事实上,有些城市中了计,要政府把牛奶钱交到商人的手上,换来牛奶价格管制,一塌糊涂,最后是取消牛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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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资助教育的基本原则,像资助牛奶一样,是教育的所值要以市场的判断为依归的。教育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在市场不值钱,说得怎样高深,怎样曲高和寡也无补于事。君不见,今天美国前二十五名的大学,差不多全部是私立而在市场出售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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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爱因斯坦,要研究没有市场价值的相对论,而你自己又没有家传的钱,那么你要找点外来的研究金是不难理解的。在美国,好些富有的人的基金或政府设立的基金,可以接受一个研究者的申请,而香港政府对大学所供应的研究金大为可观,在比例上远高于美国。但这些是资助没有(或看来没有)市场价值的研究,不是资助教育。我们要资助的教育,是教育本身有市值,只是我们认为需要购买而又乐意购买教育的人出不起钱,政府就随缘乐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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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有些学问或教育大有意思,对社会大有贡献,但在市场卖不起钱,所以政府就应该资助这些教育了。你可能认为医学呀、工程学呀、金融、经济等等教育有市值,而文学、艺术、历史之类,很重要的教育,没有市场,是需要资助的。这观点不对。要是查良镛讲中国历史,董桥讲文学,黄君实讲中国艺术史,黄永玉讲中西艺术比较,黄苗子讲八大山人——收入场费,你会见到我付钱聆听。在美国念研究院的儿子告诉我,在他的大学,凡是值得聆听的学术讲话,例必高朋满座,要收入场费是没有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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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熟知的在香港的大学教育而言,绝大部分的学系是有市场价值的,但学生上课的习惯非常差。这一则是免费的学习搞不起学术气氛(据说校外的中学补习社交了钱的学生一定到),二则是老师的教法提不起学生的兴趣。香港的大学还有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自然科学(如物理等)的市场需求甚小。这些是我个人最佩服的学问,但在香港的就业市场,一个物理学毕业生不知要到哪里才能找到与所学有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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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好几次了:政府应否资助教育,是主观的问题,我们不能以客观分析得到答案。但如果我们认为必须资助教育,那我们就要按原则从事,不可以多呀少呀地乱说一通。我们要把研究的资助与教育的资助分开(香港政府是分开的,但到了大学就起了混淆)。我们要明白资助教育,是资助学生,不是资助学校或老师(这一点,香港政府大错特错,因为他们采用的是“直资”,把钱直接交到学校手上)。我们也要明白教育或学问是一种产品,其价值要以市场为依归——教育既不清高,也不神圣。然而,在庞大资助下的香港教育,因为市场顾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选择,教育的概念变得“清高”、“神圣”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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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科举试是搞什么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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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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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加州大学考博士笔试,考四科,最重要的一科当然是经济理论了。一科考三个小时,理论那一科题目五条,没有选择,要全答。一起考的有六七位同学。进入了考室,大家有说有笑。监考的教授进来了,一手拿着试卷,另一手拿着一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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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了试卷,我坐在那里读题目,读完一遍又一遍,读呀读,读了三十分钟,墨水笔还没有脱套,还不打算写什么。读清楚了题目,想好了,胸有成竹,我站起来,走到监考面前,轻声地问:“我要出外喝咖啡,回来才作答,可以吗?”他在看小说,连看也不看我一眼,轻声地回应:“当然啦。”我就喝咖啡去也,三十分钟后才回考室。还有两个小时,答了三题,只用了四十分钟。余下两题还有那么多的时间,很想再去喝咖啡,但不好意思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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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考最重要的一个笔试的情况。监考的教授当然知道,考博士理论的准备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在考时要作弊根本不可能。要是考生准备不足,拿试卷回家作答,翻书参考也无补于事。请高人代笔是另一回事,所以不准拿试卷回家。但两年前儿子在美国考试,其中一科有了进步:考生可拿试卷回家作答。儿子回家后却去看电影,比我当年喝咖啡胜了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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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太太买了一套《雍正王朝》,很好看,其中描述考科举的过程,隆重其事,考生被监管如囚犯,而泄露题目的要被杀头。我想,不可能吧!中国的科举试是大做文章,你水平不够,让你先知题目又怎样了?殊不知我以为是拍摄影集的人的夸张,原来真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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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到昆明一行,到云南大学讲话,校长带我去看校园内的明代考举楼,据说是整国尚存的三间中保存得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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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你道科举是怎样考的?一间一间的小室排列在一起。每间大约八十平方英尺。有床一张,桌、椅各一,马桶一个。一个考生被锁进这样的小室,考三日三夜,不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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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往矣,但小程度上旧习仍在。几年前在内地访某大学,改试卷的老师要被关进楼中一个星期,卷改好后才能离开。这与美国的情况有天渊之别。香港的情况比较自由,但港大考试,考生的座位皆有编号,不能乱坐,监考的有好几个人,而考前主监者要宣读一大段文字,好像考生被判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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