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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从资助教育的两个基本原则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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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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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日的《苹果日报》有一个大字标题：《罗范椒芬舌战张文光》。顾题思义，这是关于政府资助教育应多应少或应加应减的“舌战”了。罗范椒芬是教育统筹局局长，是政府的人，面对赤字财政，要节省教育资助是很自然的。张文光是教协头头，代表教师工会，要增加政府教育资助不仅自然，而且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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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加，我要减，毫无原则的争议，“舌战”一百年也不可能得到有意思的解决办法。我说没有原则，是一方面为教师争取收入，这是与资助教育的本意脱了节的；另一方面要减少支出，也与资助教育的原意脱了节——难道政府大有盈余，就应该乐善好施，大花纳税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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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政府资助教育的或多或少，有两个原则是没有谁可以合理地否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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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则是资助教育从来都是指资助学生——尤其是热衷于求学但出不起钱的学生——而不是指资助教师或学校的。当然，政府资助学生，对学校的员工及教师会有好处。但学校不是出粮机构，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出售知识，学生是顾客。把钱交到学生手上，指明只限于求学的用途，就是资助教育了。至于学生要学些什么，要进哪间大学，到哪个地方去就学，一般来说，其选择愈自由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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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香港的情况本末倒置，资助的钱交到学校去，学生顾客没有什么发言权，而校方出售的知识是否有所值，没有市场衡量过。要是资助教育的本意是资助学生的话，那么老实说，张文光先生就没有什么资格在这方面发言了。他不是代表学生工会，而是代表教师工会的。但资助教育可不是资助教师，是多是少教师及他们的代表无权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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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会，我不是在搞什么文字游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有好些城市的市政府认为儿童是应该多喝牛奶的。政府于是资助儿童喝牛奶，把换奶的凭券交到儿童的父母手中。如果当年美国的市政府把资助牛奶的钱交到牛奶商人的手上，读者认为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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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争取多一点政府的牛奶资助，出声要求的人应该是儿童或儿童的父母，而不是牛奶商人。当然，当年在美国，有不少牛奶商人像张文光先生那样，跑到政府做说客，但那是令人反胃的政治活动了。事实上，有些城市中了计，要政府把牛奶钱交到商人的手上，换来牛奶价格管制，一塌糊涂，最后是取消牛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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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资助教育的基本原则，像资助牛奶一样，是教育的所值要以市场的判断为依归的。教育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在市场不值钱，说得怎样高深，怎样曲高和寡也无补于事。君不见，今天美国前二十五名的大学，差不多全部是私立而在市场出售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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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爱因斯坦，要研究没有市场价值的相对论，而你自己又没有家传的钱，那么你要找点外来的研究金是不难理解的。在美国，好些富有的人的基金或政府设立的基金，可以接受一个研究者的申请，而香港政府对大学所供应的研究金大为可观，在比例上远高于美国。但这些是资助没有（或看来没有）市场价值的研究，不是资助教育。我们要资助的教育，是教育本身有市值，只是我们认为需要购买而又乐意购买教育的人出不起钱，政府就随缘乐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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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有些学问或教育大有意思，对社会大有贡献，但在市场卖不起钱，所以政府就应该资助这些教育了。你可能认为医学呀、工程学呀、金融、经济等等教育有市值，而文学、艺术、历史之类，很重要的教育，没有市场，是需要资助的。这观点不对。要是查良镛讲中国历史，董桥讲文学，黄君实讲中国艺术史，黄永玉讲中西艺术比较，黄苗子讲八大山人——收入场费，你会见到我付钱聆听。在美国念研究院的儿子告诉我，在他的大学，凡是值得聆听的学术讲话，例必高朋满座，要收入场费是没有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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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熟知的在香港的大学教育而言，绝大部分的学系是有市场价值的，但学生上课的习惯非常差。这一则是免费的学习搞不起学术气氛（据说校外的中学补习社交了钱的学生一定到），二则是老师的教法提不起学生的兴趣。香港的大学还有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自然科学（如物理等）的市场需求甚小。这些是我个人最佩服的学问，但在香港的就业市场，一个物理学毕业生不知要到哪里才能找到与所学有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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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好几次了：政府应否资助教育，是主观的问题，我们不能以客观分析得到答案。但如果我们认为必须资助教育，那我们就要按原则从事，不可以多呀少呀地乱说一通。我们要把研究的资助与教育的资助分开（香港政府是分开的，但到了大学就起了混淆）。我们要明白资助教育，是资助学生，不是资助学校或老师（这一点，香港政府大错特错，因为他们采用的是“直资”，把钱直接交到学校手上）。我们也要明白教育或学问是一种产品，其价值要以市场为依归——教育既不清高，也不神圣。然而，在庞大资助下的香港教育，因为市场顾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选择，教育的概念变得“清高”、“神圣”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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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科举试是搞什么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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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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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加州大学考博士笔试，考四科，最重要的一科当然是经济理论了。一科考三个小时，理论那一科题目五条，没有选择，要全答。一起考的有六七位同学。进入了考室，大家有说有笑。监考的教授进来了，一手拿着试卷，另一手拿着一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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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了试卷，我坐在那里读题目，读完一遍又一遍，读呀读，读了三十分钟，墨水笔还没有脱套，还不打算写什么。读清楚了题目，想好了，胸有成竹，我站起来，走到监考面前，轻声地问：“我要出外喝咖啡，回来才作答，可以吗？”他在看小说，连看也不看我一眼，轻声地回应：“当然啦。”我就喝咖啡去也，三十分钟后才回考室。还有两个小时，答了三题，只用了四十分钟。余下两题还有那么多的时间，很想再去喝咖啡，但不好意思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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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考最重要的一个笔试的情况。监考的教授当然知道，考博士理论的准备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在考时要作弊根本不可能。要是考生准备不足，拿试卷回家作答，翻书参考也无补于事。请高人代笔是另一回事，所以不准拿试卷回家。但两年前儿子在美国考试，其中一科有了进步：考生可拿试卷回家作答。儿子回家后却去看电影，比我当年喝咖啡胜了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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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太太买了一套《雍正王朝》，很好看，其中描述考科举的过程，隆重其事，考生被监管如囚犯，而泄露题目的要被杀头。我想，不可能吧！中国的科举试是大做文章，你水平不够，让你先知题目又怎样了？殊不知我以为是拍摄影集的人的夸张，原来真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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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到昆明一行，到云南大学讲话，校长带我去看校园内的明代考举楼，据说是整国尚存的三间中保存得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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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你道科举是怎样考的？一间一间的小室排列在一起。每间大约八十平方英尺。有床一张，桌、椅各一，马桶一个。一个考生被锁进这样的小室，考三日三夜，不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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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往矣，但小程度上旧习仍在。几年前在内地访某大学，改试卷的老师要被关进楼中一个星期，卷改好后才能离开。这与美国的情况有天渊之别。香港的情况比较自由，但港大考试，考生的座位皆有编号，不能乱坐，监考的有好几个人，而考前主监者要宣读一大段文字，好像考生被判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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