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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更清闲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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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人们早就忘记了数字技术“节省劳动力、让社会变得更清闲”的说法。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比10年前工作得更卖力，劳动时间更长，而且，工作的截止期限还变得更短了。跨时区沟通的能力意味着你到了睡觉时间，别人却才刚开始一天的工作，而且还想和你保持联系。除了每天涌来的无数电子邮件，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短消息、即时通信软件、电话和通知也在响个不停、跳个不停。一家大型石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告诉我，过去，圣诞节前的松散期是从12月中旬开始的，到1月中旬说不定才会结束。而现在，就算是在圣诞周，人们也要定期开会，而新年的第一个星期企业就会回到正常的运营速度。他说：“现在的生活水平比我刚工作的时候提高了许多，但生活质量却降低了。”与此同时，许多人还根本没有工作。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将在后文中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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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前所未有的新闻与信息泛滥也席卷了整个世界。毫无疑问，人们面临着与时代同步的持续性压力。英国的一位著名记者回忆了自己在广播新闻业的早期经历。20世纪30年代，他加入了英国广播公司，那时还没有定期的新闻公告。上班的第一个星期，他刚好遇上了一份新闻公告的录制，所以他去了录音棚。主持人坐在麦克风前，等着时间指示器倒数完毕。接着，他郑重地宣布：“这里是伦敦英国广播公司内部维护时段，现在是一点钟，还没有任何消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一条消息必须有正当的理由才会被广播。对比一下如今每天24小时多个频道、多种媒体不间断播报新闻的现状可以发现，今时今日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更多，只不过是因为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穷凶极恶的新闻业罢了：为了滋养自己的利润线，它片刻不停地生产新闻和观点。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贯穿21世纪文化的整体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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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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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未来学大师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出版了一部轰动世界的作品《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心理学家们早就熟知文化冲击的概念：如果人们置身于一个正常的参考点，包括语言、价值观、饮食、服饰、社会礼仪等全都消失的环境中，就会出现文化冲击。政治和经济移民搬到新国家之后可能会体验到这种状况。这种经历有可能会给人带来强烈的迷失感，极端情况下甚至会让人患上精神疾病。托夫勒认为，技术会使社会迅速发生变化，也会为之带来类似的全球性现象。他提出，太快被推入陌生的未来，有可能会给人造成同样的创伤效应。这个问题并不出自变化本身，而是出自变化的速度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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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我们释放出了一股全新的社会力量，“一股加速的变革激流，它影响着我们的时间感，彻底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节奏以及我们感知周遭世界的方式。从此，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感知生活。正是这一终极差异，使真正的当代人有别于所有其他时代的人”。托夫勒相信，这种加速来自“渗透我们意识的无常性和短暂性，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与其他人、其他事物的关系，以及我们与观念、艺术和价值观这整个领域的关系”。有趣的是，当20世纪70年代托夫勒构思社会变化速度观的时候，个人计算机还未普及，互联网更是没影儿的事。你肯定不相信，他是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写出《未来的冲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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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造力迎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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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人类面临着由技术革命带来的一系列最艰巨的挑战。我们的最佳资源就是，培养我们独特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对这些能力不进行充分的投资就去迎接未来，将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危险。而培养这些能力，各地的教育和培训机构就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了。教育是未来的关键，这里押下的筹码可是高得不能再高了。1934年，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说：“只有教育能够将我们的社会从崩溃中拯救出来，不管这一崩溃是突然降临的还是缓慢而来的。”历史上有许多相似的例子。人类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相对较短，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和整个文明体系经历了兴衰起落。我们现有的文明不只建立在前人的成就上，也建立在他们的废墟上。具有远见卓识的小说家威尔斯更直白地重复了皮亚杰的观点，他说：“文明是教育和灾难之间的一场竞赛。”所有证据都证实了他和皮亚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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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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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维自由 Out of Ou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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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教育体制不是为了迎合当今挑战而设计的，而是为了满足上一时代的需求而发展出来的。然而，仅有改革是不够的，它还需要进行彻底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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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方向：培养更多高学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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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68年开始上大学，1972年毕业。那时候，我可不是现在这样子。我才不像你在网站上看到的那般圆滑世故。我当时沉迷于齐柏林飞船（Led Zeppelin）一类的重金属摇滚乐队，至少在外形上，我走的是乐队主唱罗伯特·普兰特（Robert Plant）的路线：留着及肩长发，穿着牛仔裤和做旧的野战夹克，对姑娘们有着近乎危险的吸引力。这就是我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当时我22岁，正在计划未来。我应该去找份工作吗？不，暂时不，我还没那么着急。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几乎都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什么专业都无所谓。即使是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专业（很多时候真的是呢），很多雇主都会抢着要他们。“你就说你的海盗语好了，”他们会说，“没关系，来我的工厂做管理吧，你的脑袋肯定特别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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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毕业那个时候，如果你有学位却没有工作，那大概是因为你还不想就业。我那时就不想就业，而是想“寻找自我”。如果在20世纪70年代，你就可以这么做。于是，我决定到有可能“找到自我”的印度去，结果没有去成，反而去了伦敦（说句公道话，伦敦有不少印度餐厅呢）。但我知道，只要我想找工作就能找得到，而且会很快。大学学位就是一本通往好工作的就业“护照”。如今，大学毕业生再没有了就业保障，找到工作的人也不期待在同一家公司干太长时间，甚至不指望公司能存在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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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学历有许多很充分的理由，这个过程本身是就有价值的，而且还能让学生了解优秀的课程。但学历同时也是一种货币：它们在职场上与就业或高等教育存在着某种兑换率。与所有的货币一样，学历的价值会根据市场情况以及流通量而有所起伏。大学学历在过去的职场中价值很高，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拥有者相对较少。如今，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专业性和行政性工作岗位的发展，大学的数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值。在20世纪70年代，老牌工业化国家里大约有1/20的人上过大学。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将之提升至1/3，而且很快就会上涨到1/2。于是，学历在职场中的价值必然暴跌。所以，我们若想领先于别人，就需获得更高的学历。同样，原来只需要学士学位的岗位，现在则要求硕士学位，甚至是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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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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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加入了一所大学的职位评审团。我问评审团的主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候选人。他提到了这份工作所必需的各种素质和资历，接着说：“我想我们还得找个有良好博士学位的人。”我问：“一个什么？”他说：“一个良好的博士学位。”“什么意思？”我问，“难道还有不好的博士学位吗？”原来，他的意思是说，要找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在过去，如果你有博士学位，简直就是凤毛麟角般的人物，所有博士都受人崇拜。而研究生则会被关在单间里输血（冷落），人们还会把孩子们带进来看你，并对自己的孩子说，如果只顾着闷头学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我们越来越挑剔，我们希望申请者能拥有良好的博士学位。那么，要求接下来会变成什么？诺贝尔奖吗？总有一天，我们是不是会看到诺贝尔奖获得者跑来申请文员工作，而面试官却说：“很好，你得过诺贝尔奖，很棒。那么，你可以操作Excel吗？我们需要有人来处理工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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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下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扩大教育范围、提高教育水平，一切都会好起来。等到所有人都获得了博士学位，市场就业率就会恢复。但是，这一幕永远不会出现。随着“货币汇率”的下降，市场会重新配置，雇主会转而寻找其他东西，他们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学术水平的下降，而在于现行教育系统的根基正在我们脚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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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和学院化，教育的两大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