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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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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维自由 Out of Ou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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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的获得不仅与思考有关，更与感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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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思考与情感的二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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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一所大学的人文学院执教过博士课程，最长的博士论文是8万字。这很有必要，因为达到这个节点后，人们必须得停下来。有一回，我面试了一位刚从附近一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求职者。我先问他博士论文有没有字数限制。他愣了一下说：“当然没有。”于是我问，他的论文一般有多长。他怀着对这个问题的一丝淡淡的轻蔑说：“要多长有多长。”我又问他的博士论文有多长。他扬了扬眉毛似乎是觉得我问得太多余：“37万字。”这跟《圣经·旧约》的篇幅差不多了。接着我又问他的论文题目是什么，他说的好像是“论董贝城的高等教育：一些问题探析”什么的。董贝城(12)是英国的一个地区级城市，人口大约为27万。也就是说，他的论文平摊到每个人头上能摊到大约1.5个字。他觉得值得用30多万字来解释的事情，我并不懂得，但从他论文的副标题你还可以看出，这甚至不是一份完整的研究，而只是对尚未完成的研究进行概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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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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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问过一位数学教授，他怎么评估纯数学的博士论文。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纯数学的博士论文有多长？”当我问那位数学教授，纯数学的博士论文是否有字数限制时，他也说：“没有，要多长有多长。”我又问，一般是多长呢？教授说，他最近审阅的一篇论文是26页。这是整整26页数学推导，说不定还得算上等号，但比37万字少得多。我问他是怎么评估这些论文的。“它们大概都是对的吧？”我说。（如果你用了三四年时间来修读数学博士学位，结果却被写上评语说：“错了，只能得80分，来见我。”那你一定郁闷死了。）“不，”他说，“只能说，一般而言是对的。”一般而言？“那么，你怎么评估呢？”我又问。“独创性是一个关键因素，”他告诉我，“与所有学科的博士一样，他们要有新突破，要向我展示一些新东西。”换句话说，论文的主要评判标准是看研究中的创造性如何。“还有另一条标准，”他说，“是审美。论据要简洁，论点要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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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为什么审美会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他告诉我说，数学家们坚定地认为，数学是人类理解大自然真相最纯粹的一种途径。由于大自然本身非常美丽，所以数学家们还有一个同样强烈的假设：论据越是简洁优雅，就越有可能与大自然之美相契合，其成立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此时此刻，他就像在讨论一支奏鸣曲、一首诗歌或一支舞蹈一样。不过，在某种程度上看来的确如此。美学是各种创造性工作里的一股强大力量，不只对音乐家、诗人、舞蹈家和设计师成立，而且对科学家和数学家也成立。这就是一个例子，证明创造力不仅包括了学术智力的范畴，而且远远超乎于此。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可见，创造力的获得不仅与思考有关，更与感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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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Ou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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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是各种创造性工作里的一股强大力量，不只对音乐家、诗人、舞蹈家和设计师成立，而且对科学家和数学家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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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维自由 [:1704825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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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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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和19世纪，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对理智和情感做出了明确的划分：理性主义者排斥感觉；浪漫主义者则只信任感觉。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得出了同样的认识：理智和感觉来自体验的两个领域，应当旗帜鲜明地独立于彼此。这种分裂的恶果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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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哲学家的目的是通过怀疑推理这一不屈不挠的过程，打破迷信和常识造成的错觉。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和生物学）把感觉、直觉、价值观和信仰等东西看成是让人分心的危险因素，是散漫思维里充斥的黑暗泡沫。所以，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休谟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们把神性或玄学的论述拿在手里，那么我们需要来问问看，它里面是否包含了有关数量或数字的任何抽象推理？没有。那么，它是否包含了有关事实或存在的任何实验推理？没有。那就把它烧了吧，因为它除了诡辩和幻想，再无其他。”这意味着，生物科学不应对生命的起源和功能做玄学式的假设。所有这些都要求人类从纯粹的事实角度来解释。科学不应当首先假定，有一种逻辑和证据之外的力量会为地球上的生命负责，也不应当对此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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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领域也有类似排斥宗教思想和一切超验形式的态度。心理学先驱，包括伊万·巴甫洛夫、沃森（J.B. Watson）和斯金纳（B.F. Skinner）曾研究过人类的各种行为，并排除了各种无形的精神或灵魂设想。他们使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完全从社会环境、对体验的习得反应、满足实际生存需求等角度来考察人类行为。行为主义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斯金纳提出的理论，他指出：人可以根据条件养成特定的行为模式。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的大部分行为都可以被预测，都会受条件限制。巴甫洛夫在狗身上做的实验就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每当要给实验室里的狗喂食时，巴甫洛夫就会摇铃铛。最终，狗一听到铃铛声就会分泌唾液。巴甫洛夫认为人类也具有类似的条件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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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提出了一种假设：思维是一种个体与外部世界连接的精神结构。他还对“本我”、“自我”和“超我”做了区分：“本我”是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按快乐原则运作；“自我”是有意识的思维，按现实原则运作，它能管理我们的想法、执行机能和与世界的关系；“超我”是道德价值观的根源，是灵性和良心的高尚目标感。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我”始终处在紧张状态，因为它一直在努力对“本我”的原始冲动和“超我”的道德倾向进行管理，处理两者对外部世界相互竞争的需求。保持理性思维，关键在于控制这些不同心理动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从许多方面来看，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所提出的是：情绪是性格实现平衡的潜在干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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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设想在人文科学和流行文化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到20世纪中叶，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治疗师抛弃了这种机械式的对待人类行为的方法。1960年，杰罗姆·布鲁纳和弗兰克·米勒在哈佛大学成立了认知研究中心，企图跳出行为主义范式的牢笼，探索思维和意识的内在本质。杰出的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一直以来就主张以定性的方法来理解儿童及成年人了解和感知世界的方式。他和布鲁纳两人的研究对教育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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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心理学家和治疗师也反对理性主义和行为主义传统上对感受和情绪持有的完全负面的观念，即莱恩所谓的“负面情绪心理”（negative psychology of affect）。包括莱恩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理性主义心理学模型是一个更大问题的表征：“我们的文明不仅会压抑本能、性欲，还会压抑一切超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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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与理性主义截然不同的人类福祉和情绪健康理论开始出现。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维克托·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卡尔·荣格、亚伯拉罕·马斯洛、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和许多其他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更为和谐的情感、精神、思维和身体概念。而有些人，如艾伦·沃茨（Alan Watts）和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则从古老的东方教诲中获得了灵感。这是因为，东方世界从一开始就并未对思维、身体和灵魂进行严格的区分，未在其中设立牢不可破的藩篱。20世纪60年代，一场错综复杂的反理性主义文化运动加快了步伐，这场运动体现在许多深远的变化之中，文化历史学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当时称之为“情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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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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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长运动始于20世纪40年代，并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在美国和欧洲蓬勃发展。“个人成长”指的是探讨人与人的关系、提高人们对自我和彼此认知的交友活动。各类交友小组、训练小组会鼓励成员们通过他人的眼睛看待世界，重新认识自我。这些交友活动往往会采用角色扮演、艺术和其他“创意”形式，借鉴荣格和罗杰斯等人提出的各种精神分析理论，并大多结合了来自东方的冥想、瑜伽等身体放松方式。个人成长运动的原则和实践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发展，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地的教练、辅导和出版项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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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长的两大试金石是个性和真实。一个渴望成长的人，“或许会认为自己在情绪、身体或感官上比想象中更缺乏自主性。他可能会觉得很孤独，很难诚实地与他人沟通。敏感性训练和团体交友的价值正在于诚实和展现真我。”尽管团体交友脱离了个性和行为的学术研究，却吸引了大批付费寻求真实关系的人。个人成长运动还受到了一股渴求狂潮的推动：许多人都想与自己天生的优势和创造力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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