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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普通人写给普通人的序言/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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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决定要写这样一个以普通人开篇写给普通人的序言,为了说服我这套文集的编辑赵婕。她是我和我妻子许多朋友当中最体贴朋友的一位。说服她,说服这样一位认真而体贴作者的编辑,特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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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这一陈述,包含着太丰富的道理。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虽不像茨威格那样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并目睹祖国的消亡,但也经历了足够丰富的政治思想运动、开垦祖国零下40℃的边疆、参与“12月党人”那种颠覆性的地下沙龙、参加高考、读研、出国……有了这一番经历,再普通的人,在今天的年轻人眼里也不再普通。所以,我要表达的第一层意思是,我从来不是“天才”。这也意味着,如果读者有兴趣读我写的文字,那就一定要记住:让我写了这些文字的,是偶然聚拢的一些机缘。这些机缘完全可能遇到另一个普通人,并迸发出一些类似的文字。所以,我的第三层意思是,在宏观统计视角下,当代中国社会或许必须产生这些文字,至于由谁来写,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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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非柴米油盐酱醋茶——物质生活的维度;和父母兄妹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社会生活的维度;更高级的诉求,诸如“横渠四句”或“孔颜德行”,是我们传统的精神生活维度。传统的生活方式,常以“耕读之家”来描写。问题之发生,是由于工业化势力太大而传统生活方式难以为继。从第一次洋务运动到今天,一百多年了,问题还在这里,挥之不去。世变之亟,究其本源,转型期中国问题的实质仍然是“为生民立命”,而人生问题仍然是“为天地立心”。不同以往,对我们而言,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求解是纠缠在一起的,算是同一根本问题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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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日常生活的三个维度,不论要延续哪一个,都很难,因为它们同时陷入相互牵扯着的困境。物质生活的延续,称为“经济发展”问题。要发展我们的经济,例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呢,先富起来的有不少人为富而不仁。于是要建立更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秩序,否则我们的社会生活势必瓦解。可是,谁之正义?何种理性?在日常生活的各种情境里我们应如何做才好?这类问题将我们带入精神生活的维度,也是人生问题的求解过程。在这里,我们探讨诸如“何为幸福”或“为何幸福”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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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了足够多的年头之后,我意识到西方稳态社会的生活实在平淡而无味——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同类事件的永恒循环之中,我的意思是,与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热闹生活相比。这种状况有它的制度原理:好的制度使生活趋于平淡,而坏的制度激发我们改造社会的努力。改造社会常常伴随着疾风骤雨,于是在舞台上可以有人性的伟大表演——善的或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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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开放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极丰富的机缘,新的可能生活如漫山遍野的竹林里雨后出土的春笋,噼噼啪啪,目不暇接。生活,从何处下手呢?这就是选择太多带来的烦恼,可说是“成长的烦恼”。选择太多,这是市场社会的特征,它表明中国社会已经市场化,并患了市场化社会通有的疾病——“消费主义”。这是一种行为倾向,将生活的一切环节都视为单纯的消费。存在论的最早一位思想家祁克果,年青时就对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倾向有所感悟。他将现代化概括为“图生活之方便”的运动,于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追求方便?方便的代价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将我们带到生存论的哲学里面,让我们面对一个“不方便”的命题:任何信仰都是某种不方便。那么,方便的代价是不再可能有信仰。推论:人而无信仰,吾不知其可为人。那么,活着的意义呢?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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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只要是真实的,就一定不能仅仅是消费的,它还有其他的意义。热恋中的人,很容易断定他的爱不是一种消费。可是在其他情境里,我们就很难克制消费主义倾向。谁愿意舍近求远呢?如果有洗衣机,为什么要用搓板?如果可以抄袭答案,为什么我要独立完成习题?如果撒谎带来好处,为什么我们要诚实?如果可以有更多的钱,为什么我们满足于只要较少的钱?这些问题围绕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时刻必须选择方便或选择不方便。处处图方便,最终便会丢失生活的意义。我认为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因为我们的孩子,至少他们的绝大多数,从小就学会了寻求方便,而不是寻求不方便。我们教育失败的渊源,根据党史学家高华的考证,可追溯到革命年代我们党“急功近利”的教育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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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普通人”自况,因为我有普通人的性格和弱点。例如,我喜欢美味佳肴,我不喜欢辛勤劳作,于是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另一方面,我也像普通人那样善良。例如,我喜欢帮助有才华的学生,我不喜欢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校园政治。最后,我和普通人一样意志薄弱,我和普通人一样在许多事情上想不清楚,我和普通人一样不知道中国应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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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套文集的文字,我由衷希望它们在读者眼里是普通人写的文字。只不过,普通人的生活,在这样伟大的社会转型期,出现了太多太大的问题,迫使我们以普通人的身份反省和抗争。结果呢?我和你们一样茫然无知,或许我们的反省和抗争将会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或许使它更糟糕,或许,仅仅因为我们反省过并且抗争过,我们拾回了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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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身体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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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里,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专家们诊治,我们明明知道这些专家之所以“专”,就在于他们每一个人只负责维持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没有专家具备了资格来维持内在于我们身体的“生命”。一旦生命被当作身体对待,还谈什么“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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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略论今日西医之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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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每一个都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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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以寻求成为一门科学的医学而论,其起源在于治病。与此对应的是中医,不以成为科学而自居的传统中医,其起源在于养生。这两种不同的缘起方式,我试图向读者指出,正是今日西医之无论如何也难以成为科学的根源,和今日中医之潜在地可能具有科学性质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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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位医生,端坐于正堂,面对一位前来“就诊”的“病”人。这一场景,先在地意味着两个要命的假设:(1)“病”,以较高概率存在,否则,理性的人怎么会浪费时间和财力来看医生?(2)“就诊”,承认了医生的权威性,排除了潜在的其他多种祛病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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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上列第(2)项假设,我想到了西方医学之祖盖伦在其医学名著开篇提出的未来医学理想:未来之医学,应当不再是专业医师之事,而是每一个人之事。因为,每个人都应当而且事实上比医师更熟悉自己的身体及其疾病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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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仍然设置医院,这意味着我们尚处于自我意识尚未充分发展的阶段。将来,我们不再有医院,可是我们有医学院,就如同我们有经济学院和文学院一样,让医学成为每个学生修习的公共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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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讨论那两个致命假设。所以,有经验且不被既得利益遮蔽了德性的医生,其判断力的首要方向,不是病,而是就诊者所信存在之病不存在的可能性。此所以,美国医生会开“空囊”药丸处方,以慰前来诊病其实无病者。而且,实验表明,对这类“病”人而言,空囊效果与实药效果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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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假设病人真有病,而且病症明显。例如,某部位感染发炎,据医典可用抗生素治疗。我亲眼见到北京医院内科的一位门诊医生,或许因接诊数量太大而厌倦,或许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仔细诊断,反正,他只询问就诊者自己的感受,便提笔开药,两分钟,每天而言,平均两分钟,他的注意力就(或许是“必须”)转移到下一位就诊者身上。这两分钟的时间,还包括记录病情和写诊治意见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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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医生在两分钟时间内,需要基于职业经验来判断,例如,感染发生的部位,在多长期间内使用多大剂量的药物之后以多少概率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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