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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略论今日西医之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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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每一个都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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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以寻求成为一门科学的医学而论，其起源在于治病。与此对应的是中医，不以成为科学而自居的传统中医，其起源在于养生。这两种不同的缘起方式，我试图向读者指出，正是今日西医之无论如何也难以成为科学的根源，和今日中医之潜在地可能具有科学性质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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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位医生，端坐于正堂，面对一位前来“就诊”的“病”人。这一场景，先在地意味着两个要命的假设：（1）“病”，以较高概率存在，否则，理性的人怎么会浪费时间和财力来看医生？（2）“就诊”，承认了医生的权威性，排除了潜在的其他多种祛病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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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上列第（2）项假设，我想到了西方医学之祖盖伦在其医学名著开篇提出的未来医学理想：未来之医学，应当不再是专业医师之事，而是每一个人之事。因为，每个人都应当而且事实上比医师更熟悉自己的身体及其疾病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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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仍然设置医院，这意味着我们尚处于自我意识尚未充分发展的阶段。将来，我们不再有医院，可是我们有医学院，就如同我们有经济学院和文学院一样，让医学成为每个学生修习的公共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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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讨论那两个致命假设。所以，有经验且不被既得利益遮蔽了德性的医生，其判断力的首要方向，不是病，而是就诊者所信存在之病不存在的可能性。此所以，美国医生会开“空囊”药丸处方，以慰前来诊病其实无病者。而且，实验表明，对这类“病”人而言，空囊效果与实药效果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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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假设病人真有病，而且病症明显。例如，某部位感染发炎，据医典可用抗生素治疗。我亲眼见到北京医院内科的一位门诊医生，或许因接诊数量太大而厌倦，或许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仔细诊断，反正，他只询问就诊者自己的感受，便提笔开药，两分钟，每天而言，平均两分钟，他的注意力就（或许是“必须”）转移到下一位就诊者身上。这两分钟的时间，还包括记录病情和写诊治意见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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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医生在两分钟时间内，需要基于职业经验来判断，例如，感染发生的部位，在多长期间内使用多大剂量的药物之后以多少概率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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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剂量的判断问题。今天，不仅中医一贯承认，而且西方科学也开始承认（较早如兼有科学家和哲学家身份的詹姆士、庞加勒、怀特海），人体是相互纠缠着的无数生态链的某些环节——在这些环节上，一些链条集聚在一起涌现出来我们叫作“生命”的那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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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的剂量，不仅可以削弱导致感染的细菌和病毒，而且可以干扰生命所在的那些生态环节。因此，根据社会预期，医生的职业经验应当指导他作出最恰当的剂量判断。姑且不论在现实社会里我们的可怜或可恨的医生们是否有能力、有时间、有道德情操，来进行这样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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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西医的问题就转化为对生命所据的那些生态环节可能受到的药物和手术影响的整体判断和权衡问题。面临这样的问题，西方科学的唯一办法，是收集数据，建立统计关联。这样，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我们的医学院学生几乎都被转化为应用统计学的学生了。类似地，还有经济学院的学生们和教育学院的学生们，或许，语言学系和社会学系的学生们，以及，最近的趋势表明，法学院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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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统计指标不是生命，它们无法刻画生命过程，即便西方医学收集到足够的统计数据。我的一位美国医生，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说服我使用一种降眼压但对心脏功能有相当负面影响的药物，理由是：（1）我的眼压太高，并且，（2）根据我的自述，我的直系亲属当中存在青光眼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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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根据的，是西方科学所谓的“统计规律”。可是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每一个都是唯一的，每一个都具有唯一性，非如此而不能昭显其生命力。后来，我在香港大学教书期间，按照我在美国的惯例，前往一位香港医生的诊所去开降眼压的处方。那位老资格医生，在仔细检查了我的眼睛的状况和询问了我的历史之后作出如下判断：没有青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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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奇怪，难道那位哈佛毕业的医生的判断是错误的吗？老医生解释说，西方医生所根据的统计资料，大部分来自西方人体数据。可是，就“眼压”而言，我们亚洲人普遍比西方人高，而且可以高很多呢。在那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始终没有再用降眼压的药物，不仅眼睛的情况很好，而且心脏功能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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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再讲一个例子，我最难忘的一个例子：有位患者是老人，他最后一次入住北京阜外医院是因为心脏疾病。一周之后，他的病情很稳定了。可是，主治医生坚持认为患者“血糖”依旧偏高——比统计指标要求的“正常水平”高许多。这样，她在那天下午的处方里加了降血糖的药物。当天，患者血压下降到40，全体医护人员都参与了抢救。并且，患者再也没有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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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统计数据及统计指标，我能够说的只是这些例子。今日西医之不科学，在于它抛弃了盖伦当年的理想——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医生。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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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屠“缠腰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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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余，奔走于南方和北方的四座城市之间，一连串的报告和会议之后，终于，我病了。先是酷似“心绞痛”的症状，我到校医院看急诊，做心电图的医生说我中气十足，根本不像心脏有病。不过，在从北京返回杭州的路上，我依然胸口疼痛难忍，彻夜不眠。疼了三日之后，从前胸到后背，渐渐看得出来一条宽大的带状的疱疹群了——俗名“缠腰龙”。浙大校医院的急诊医生是西医，她说常用的药是“泛西洛韦”，先服用7天，然后，“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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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医学网站，获知，带状疱疹（AHZ），其病毒的学名“Varicella Zoster Virus”，简称“VZV”，据某一家以色列医学网报道，这种病毒就是我们小时候发的“水痘”，不过，它并不随水痘的消失而消失，而是躲藏在我们脊椎的粗大神经节内，常可潜伏几十年，然后，在我们身体的免疫力逐渐下降到某一程度时，VZV病毒醒来，在粗大神经结内大量复制，之后，沿神经末梢蔓延至表皮，形成带状疱疹。AHZ最强烈的发病特征就是“疼痛”，中国患者群提供的统计表明，它发生于胸背部位的概率是55％，发生于头面部的概率是15％，腰腹部为14％，颈项部为12％，其余部位的发病率不超过5％。其疼痛时而如扒皮抽筋，时而如利刃剜肉，时而又如一股强大电流穿越皮表。病程从七天至数十天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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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关于AHZ，最令人胆寒的，是所谓“带状疱疹后遗症”，从带状疱疹完全发作之后，患者进入所谓“康复期”。如果康复期护理不当，例如导致水疱感染，VZV在神经末梢形成病灶，则可引发后遗症，主要症状就是身体各部位的持续的和难以忍受的神经疼痛。统计表明，AHZ转为后遗症的概率与患者的年龄成正比。越是老年人，其带状疱疹越可能留下后遗症。这种难以忍受的长期疼痛，往往导致老年人的抑郁症和自杀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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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常用药物泛西洛韦所产生的强烈和广泛的毒副作用足以抵消它所带来的好处。这一药品的说明书，在“不良反应”栏目内赫然写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头痛和恶心，此外尚可见下列反应：1．神经系统：头晕、失眠、嗜睡、感觉异常等；2．消化系统：腹泻、腹痛、消化不良、厌食、呕吐、便秘、胀气等；3．全身反应：疲劳、疼痛、发热、寒颤等；4．其他反应：皮疹、皮肤瘙痒、鼻窦炎、咽炎等。之所以引发如此众多和复杂的不良反应，说明书“注意事项”栏目表明，因为此药伤肾、伤肝、伤脾，或许还伤心脏。而且，由于是干扰素类型的药物，或许还有导致细胞癌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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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随着病情的曲折发展，我不断面临在接受药物毒副作用的风险和让病毒重新潜入脊椎的风险之间的复杂权衡与选择。在服药第三天的夜里，我明显感到药物产生的毒副作用已经极大地削弱了我的肾、肝、脾、前列腺甚至头骨和腿骨的各项功能，以致我躺在床上如同一具尸体，而且比尸体更糟糕，因为头部每一分钟都被神经疼痛撕扯着。时钟指着凌晨3点，又该服药了，就在那一刻，我决定放弃药物，承担与此相应的任何后果——包括可怕的后遗症。停药后，疼痛持续了一整天，晚间的时候，希望降临了：因为头痛明显减弱，说明疼痛是药物引发的而不是新一轮病毒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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