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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略论有知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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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萨的尼古拉，15世纪中叶，写了“论有知识的无知”。他相信，人类认知发展的“四阶段”说——感性的、理智的、思辨的、直觉的。只有达到了第四认知发展阶段的人，才可能认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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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直觉的认知绝非无知。仅当一个人的智力程度超越了思辨的智力之后，才可能有直觉的智力。关于思辨，我们可以指出一项事实，即仅当理智发展到十分成熟的时候，经过长期的所谓“正、反、合”思维训练，才有“思辨”可言。最后，人人皆知，理智的发展必须基于感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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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许考察科学史和思想史，任何一位尊重事实的观察者都会承认：关于世界的本质，关于灵魂与生命，关于比人类更高级的有意识存在，近代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至少他们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持有一种被广泛地称为“神秘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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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主义绝非“迷信”。事实上，只有站在科学和思想的顶峰，才能充分意识到科学与思想的局限性，于是对更高的未知秩序怀有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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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相信，人类之所以生存到今天，主要得益于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斯密和奈特都指出过，这一秩序，“高深莫测地形成于文明史之前的遥远时代”。根据奈特的推测，在人类尚未从自然状态辨认出自身的时代，经历了自然演化的变异与生活意义的漂移，一些最重要的行为规范神秘地存留到了文明开端的时期，成为各文明社会遵循着的“律法”——习俗的或铭文的。就连启蒙理性本身，也深陷于传统镣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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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理性启蒙了的时候，它首先必须寻求一个基础，让它能够据以评价一切其他事物的合理性。这一基础只能是植根于传统的，因为它的合理性与重要性，都来源于群体内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们所达成的共识。这一共识的目的旨在维护既存秩序的合法性，但它也为批判既存秩序提供了理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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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演化，大致如奈特描述的那样，高深莫测，故曰“神秘”，又称为“有知的无知”。真正的无知，又被称为“愚蠢”，是一种哈耶克所批评的“狂妄理性”，是对文化传统和宇宙秩序的未经深思的拒绝。怀有这种态度的人，在现代社会里，也被称为“科学主义者”。他们凭借了由他们的专业文凭所代表的狭义的甚至一知半解的科学知识，就试图评价世间万事万物的合法性——认知的与道德的。正如哈耶克在接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表的演说“假装有知识”里批评的那样，这种人不知道自己正在“假装”有知识，非要对他们乃至全人类都一无所知的那些神秘事物发表“科学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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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关于中医，就有许多这样的假装有知识的见解正在广泛发表和报道着。试图全盘否定中医的人，他们所据的理由，无非是所谓“科学”。假如我们对“什么是科学”这一问题追究一番，我们不难注意到，近代以来的全部科学传统，只不过是人类的三种说服自己的叙事方式当中时下流行的一种罢了。其余两种分别是“历史叙事”和“审美叙事”。如果要我为科学辩护，说它远比另外两种叙事方式更优越，那么我可以想到的唯一恰当的论据是：科学的实验方法确实节省了人类时间，所以才可能在数百年时间里让我们获得此前依靠历史叙事和审美叙事在数千年时间里尚未获得的如此大量的知识。但是，这并不表明科学叙事远比历史叙事和审美叙事更优越，姑且不探讨“优越”这一概念的定义所涉及的远比科学叙事更高级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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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的祖宗，盖伦，曾发表过这样的预测：未来的医学，应是每一个人的私人知识的一部分。这一论断颇接近中医的哲学，一种关于个体生命修养的哲学，一种“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哲学。今天的所谓“医院”，只不过是分工和工业化时代的制度建构，它并不具有永恒的合理性。在医院里，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专家们诊治，我们明明知道这些专家之所以“专”，就在于他们每一个人只负责维持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没有专家具备了资格来维持内在于我们身体的“生命”。一旦生命被当作身体对待，还谈什么“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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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谈过“西医之不科学”的理由，此处不赘。与西医相比，中医的优越性及眼下的严重问题，全在于它最终依据着的根深蒂固的神秘主义思想。但那是有知的无知，而非批判中医者所认定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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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启蒙意味着为科学划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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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社会，由于缺乏健全的思想，似乎一切观念都必须以哗众取宠的方式提出来，俗不可耐的大众媒体夹带着那些原本不打算以学术为志业却带了各类引人注目的头衔的教授们和院士们，拼力污染公共空间，竞相出卖我们悠久语言的真实涵义，只是为了在名利场上逗留几分钟而已。有时候，我真羡慕那些可以拂袖而去的智者，他们不必留在尘世间，从充斥着言论市场的乌七八糟的杂烩中，挑选一些尚可驳斥的，给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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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直说吧，以目前关于“取消中医”的昏话为例，我们既不应以“科学”的名义鼓吹科学根本不能提供支持的知识，更不应以“科学”的名义批判这些根本不能从科学角度给予批判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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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看到了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以逻辑自洽为限制，于是他承认有逻辑自洽范围之外的知识。事实上，你不能把人类情感包容在人类的逻辑框架之内。例如，“爱恨交加”这样的情感，和“惆怅”、“厌倦”、“伤感”这样的情感一样，不能被逻辑地加以分析。但没有谁愚蠢到拒绝承认这些情感的真实性——除非他根本没有这些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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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不得不对所谓“左的”和“右的”这两方面同时发生的实质相同的倾向实行批判。当“计划经济”和“精英治国”的思维方式占据主导地位时，最危险的倾向是“科学精神”被庸俗化为“科学主义”——其实质是，试图让科学成为“信仰”或“意义”的来源的一切注定失败的努力，在失败之后使思想蜕变为僵化意识形态的过程。当“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思维方式占据主导地位时，另一种倾向大行其道，即以“科学”的名义推销一切有利可图的东西——西医、中医、柏拉图和孔夫子、出土文物和梦幻冥想，都被列入“畅销排行榜”。鱼龙混杂，真正的中医瑰宝当然可以与江湖骗子同时存在。可是这并不能为“西医至上主义”提供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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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理性，是西方理性的一种，最重要的一种，它源自古代希腊的逻各斯理性，但属于蜕化之后的逻各斯，或僵化了的逻各斯。逻各斯理性以“对话”为表达方式，僵化了的逻各斯则以“说教”为表达方式。理性的说教，我们称之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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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医为例，它能说的一切道理，首先，可以表达为一套被医学家们或多或少共同承认的逻辑无矛盾的关于人体内部和外部的事实的陈述。其次，在这套基本原理之外，医学研究每日每时努力求索的，是大量的与这套陈述冲突或无法由这套陈述来解释的人体经验。科学？如果科学仅仅承认逻辑自洽的事实陈述，那么医学家们努力求索的，大多不是科学的——他们只是相信求索的结果可以被表达为科学陈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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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领域，专业学者们每日每时苦苦求索的那些问题，大多是无法在现有数学解释的逻辑体系内得到解释的——他们只是相信他们的求索最终可能拓展数学和逻辑能够解释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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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哲学显然有比西医的哲学更优越之处。前者是整体论的，更适用于活生生的人的身体、情感和精神，后者是分析论的，更适用于死板板的物的世界。不足者，或许因为中医的整体，是嵌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内的，以传统的“天人感应”为自然状态，以“阴阳五行”为思维范式，以“体悟”和“内证”为推理依据，如此而丧失了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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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可因中医在短期内的沉默，就否认它曾如此悠久和如此辉煌地存在过并仅仅因为在不过两百年西方话语的霸权时代它的相对沉默，就剥夺它生存的权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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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康德的立场，鲜明地表达在他的这样一句口号中：“排拒知识，为信仰留余地！”同样一番道理，用哈耶克的语言是这样表达的：保持警惕！因为对人类社会的永恒威胁，恰是理性自身的狂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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