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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知识，秩序，悟性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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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浅薄的观察者来说，科学的真理是无可怀疑的；科学的逻辑是确实可靠的，如果科学家有时犯错误，那只是由于他们弄错了科学规则。……怀疑一切和相信一切，二者同样是方便的解决办法，每一个都使我们不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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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利·彭加勒，《科学与假设》，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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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推测，为了与我周围的数目惊人的科学主义者们对话并试图说服他们反思科学方法的局限性，或许，我应当从罗素的知识分类开始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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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家们划分人类知识为：（1）物理的，（2）心理的，（3）历史的。与此不同，罗素曾根据知识的来源划分人类知识为：（1）直接知识，（2）间接知识，（3）内省知识。此外，罗素（《西方哲学史》）还根据知识的内涵将（西方的）知识分为：（1）科学的，（2）神学的，（3）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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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的知识分类表明，他们注意到了“物”的世界与“我”的世界之间的本质差异。蔡元培曾指出（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说）：西方人“物我两执”，中国人则“取中庸”，这是西方思维与中国思维的本质差异。哈贝马斯也曾指出（在1996年与我的谈话中）：人类认知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其一是区分出主体性与客体性，从而使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成为可能；其二是不区分主体性与客体性，从而使“体悟”成为可能。古希腊人的知识分类还表明，他们关注知识的发生过程，即“历史知识”——对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以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记录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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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罗素的分类，知识，只要来自个人体验——以往的和当下的，都是“直接知识”。另一方面，来自他人体验的知识，文字的和传授的，都是“间接知识”。这一划分表明，罗素关注知识陈述的权威性。一切基于自我体验的知识，对自我而言，其权威性难以质疑。一切间接知识，凡已经启蒙了理性能力的人，皆可以质疑其权威性。这是一种“启蒙理性”的看法，后来，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对这一看法有最具摧毁性的批判，这一思想批判将把我们引导到“演化理性”的路径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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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先是受到维特根斯坦的严厉批评，其次，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詹姆士思想的影响，罗素在晚期著作（1948年英文版）《人类的知识》中，转向了古代希腊人的知识分类和知识发生学。他的这部作品，成熟且厚重，在科学哲学意义上的重要性超过了他早期的著作《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不亚于他的老师怀特海晚年的作品《思维方式》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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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要的批评者指出（参阅H. A. Prichard，1915，“Mr．Bertrand Russell on 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Mind》vol.24，no.94，pp.145-185），罗素早期著作《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的基本立场是“前批判”哲学家们的经验主义立场——知识的可靠来源是“感觉”（the immediate data of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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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的认识论立场，在他晚期著作中有很大的转变。罗素在《人类知识》的第六部分第十章，明确探讨了“经验主义的限度”。在那里，康德的“先于经验”的那些普遍主义论述（“先天的”和“先验的”两类），被罗素转化为关于“全称命题”（带有“变项”且变项的值域不是经验域或大于经验域）的论述，而康德的“后天经验”论述则被转化为关于“特称”和“存在”命题的论述。这意味着，在写这部著作时，罗素已充分注意到康德对“前批判”哲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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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的另一段落，关于我们相信一些“先验命题”的理由或根据，罗素写道：“如果经验可以提供这样的理由，那么它一定要由那些将使某些种类的概括具有先在的可信性的因果律作出补充。这些原理……我们关于这些原理的知识——如果这可以称为‘知识’的话——最初仅仅以趋近那一类提供合理根据的推论的倾向的形式而存在。通过对于这类推论的思考我们才得以明确说出这些原理。在它们已被明确说出之后，我们就能使用逻辑技巧改进叙述它们的形式，并去掉多余的东西”（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中译本第6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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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的结尾处，罗素对经验主义有更明确的批评：“我们必须承认，从这一意义上说，经验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已经证明是不适当的了，尽管它比以前任何一种认识论都更好。的确，我们似乎已经在经验主义身上找出的这类不适当的地方是由于严格遵守一种唤起过经验主义哲学的学说而发现的：即认为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是不确定的、不准确的和片面性的。对于这一学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种限制”（中译本第606页）。另一例证来自罗素1950年发表的论文“逻辑实证主义”（参阅罗素文集《逻辑与知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中译本第445-463页），他写道：“关于科学推断的问题是一个自休谟时代以来始终很尖锐的问题。……大致可以肯定：1）相对于演绎推论的科学推论只能作出具有或然性的结论；2）要做到上面这一点只能通过假定一些或一个公设，对此并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经验的证据。对于经验论者来说，这是一个很棘手的结论，但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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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在《人类的知识》第六部分第四章，他批评了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武断的“知识”定义，他倾向于接受詹姆士的看法。他相信，存在着“超越经验”的知识。在罗素列举的实例当中，我认为下面这一个最具说服力：命题“曾存在过没有生命的世界”，不能通过任何可操作的定义加以证实（因为任何观察者都必须是有生命的），但没有谁不相信它不是真的。也就是说，存在着超越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知识，这部分知识的真或伪，不依赖于人类经验，它们是先验的或先天的。而且，人类确实相信这类知识的真理性。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仍沿用罗素的知识分类，获取这部分知识的唯一方式，是“内省”，以及，通过内省而达到的极限知识——康德在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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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罗素在经历了那样广泛和深刻的人生体验之后，从启蒙理性主义的立场转变为倾向于——至少是以同情的态度关注——伯格森、詹姆士、怀特海的神秘主义的立场？这是一个有趣的思想史问题（特别地需要探讨的，是罗素在自述中概括的他自身生命的三大要素——对知识的渴求，对爱的崇拜，对人类状况的悲悯），在我阅读的范围内，我尚未看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回答。须知，这一问题对中国当代思想研究格外重要。因为，或许，罗素和杜威是对“民国时期”中国知识界影响最大的两位西方思想家。有证据表明，杜威大约与罗素同时或稍晚，基于更东方式的知识结构和生活体验（亚历山大的养生法），也转向神秘主义。总之，这应当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我们在这里折回，继续介绍关于“知识”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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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罗素对康德知识论和经验主义知识论的转述和批评，更明确地导向“演化知识论”，即奈特教授大约在罗素发表这部著作之前五年已撰文阐明了的那种知识论。罗素的演化知识论，最清晰地表达在他自己的这一段文字里：“……我们的全部认识生活是对于事实的适应过程的一部分。这一过程是一切生物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的，但是除非它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一般并不把它叫作‘认识的’过程。因为在最低级的动物与思想最深刻的哲学家之间并没有一道分明的界线，所以非常明显，我们不能准确说出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从完全动物的行为过渡到配得上‘知识’这一珍贵名称的阶段”（上引中译本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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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读者都知道，1998年以来，我最关注的科学领域是“脑科学”。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我大约是最初几位关注和介绍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的学者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我已在一系列文章里说明了我关注脑科学的理由，这里列出其中最主要的两项：1）人类科学努力研究和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向，在1980年以后，从基本粒子和外太空，逐渐转向医学与意识科学；2）所谓“意识”的科学研究，将为我们提供某种“极限视野”，在这一极限之外，科学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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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划界的努力仍在继续。基于我在认知科学、神经元网络与意识科学、演化心理学、认知考古学、心灵哲学等领域的阅读，大致上，我可以提出一些较中肯的见解，来说明知识与秩序的关系，不过首先要说明的，是当代知识论者对“知识”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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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可定义为“由信仰担保的真信念”（true belief warranted by faith）。这一定义的根据，是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的知识论。普兰丁格指出，存在着一个至少可上溯到柏拉图“泰阿泰德篇”的历史悠久并广受尊重的“知识”定义——“知识是有根据的真信念”（参阅Plantinga，1986，“epistemic justification”，《Nous》vol.20，no.1，pp.3-18；以及Plantinga，1992，“justific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Philosophical Issues》vol.2，pp.4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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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泰阿泰德篇”接近结尾的部分，我们看到，在苏格拉底的“思想催产术”的帮助下，泰阿泰德的第一次尝试性解答是：“感觉就是知识”。作为第二次尝试性解答，泰阿泰德指出：“知识就是真正的信念”（Benjamin Jowett英译本为“knowledge is true judgement”）。然后，在苏格拉底的追问下，他提出了第三次尝试性解答：知识就是真实的信念加上（逻各斯）解释（王晓朝译本，卷二，页736-737）。“逻各斯”这个希腊单词的原初涵义是“对话”和“计量”，后来引申为“解释”和“逻辑”。在赫拉克利特的残篇里，逻各斯是大众分享着的，所以，它可以通过对话呈现自身。不过，大众的常态犹如在梦中，见到逻各斯却不认识它的真相。于是，逻各斯又有“真理显现”的意思。这样，我们看到，信念是否与真实相符，关键就在于通过对话让真理呈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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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需要澄清的，是“有根据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的涵义（Benjamin Jowett英译本为“knowledge is true judgement with an account”），首先是“根据”的涵义。上面的解释意味着，“根据”是从对话中产生的。通过对话，如果逻各斯呈现自身并且持有信念的对话者在对话中确立了相信这一信念的理由，那么，信念就是有根据的并且被确信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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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泰阿泰德篇”的结尾，苏格拉底总结说：“所以，泰阿泰德，感觉（Benjamin Jowett英译本为“perception”）、真实的信念、真实的信仰加上解释，都不会是知识”（上引中译本第752页）。这就是柏拉图留给西方人的知识论遗产，它提出“知识问题”，它不提出“知识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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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逻辑学家，罗素的知识论叙述十分精确。同时，不可避免地，罗素的叙述受着他那一时代的进化论哲学的影响。在《人类的知识》的第四部分和第六部分，罗素赞赏并批评了凯恩斯对概率和可信度的解释。他提出了知识的另一个出发点：在事物之间存在概率关系之前，先有关于这些事物的陈述或描述性命题的可信度。用罗素自己的文字表达：“……我主张把信念当作某种可以是先于理智并且可以表现在动物行为上的东西。我还认为有时一种完全属于身体方面的状态也可以称得起是一种‘信念’。……信念是身体或心理或两方面兼有的某种状态。简单来说，我将把它叫做有机体的一种状态，而不去区分身体的与心理的因素”（上引中译本第178～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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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科学主义朋友们而言，只要他们不愿意停留在古代的知识论水平上，我推测，对他们而言最可信的知识定义应当是罗素的。如果我能说服科学主义者接受罗素的知识定义，那么，我有希望继续说服他们接受，至少是同情，普兰丁格的定义。然后，他们将不得不放弃他们最初的科学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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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在《人类的知识》的“引论”的开篇批评了康德的主观认识论的立场，他是这样批评的：“康德认为自己完成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如果他说自己完成了一次‘托勒密式的反革命’那就更为确切，因为他把人又恢复到哥白尼废黜他以前的地位”（上引中译本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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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知识》第六部分第九章，罗素列出了“科学”之为“知识”的五大公设，在我的转述里，第4公设的表达稍有不同：1）准永久性公设，2）因果链条的可分离公设，3）因果链条的时空连续公设，4）同因导致不同主体所感的结构相似公设，5）类推公设。这些公设，我认为，是理解晚年罗素的知识论的关键所在，也是《人类的知识》的论证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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