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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四、古书编例的价值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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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编撰的依据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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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刘知幾在《史通·序例》篇中指出编例对于史书的纲领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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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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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无论是著之于文，或记之于心，行文运笔之时，编例必了然于著者之胸，这样整部书才能编排得当，浑然一体。古代官方修书，编撰之人往往数十，大型图书的编撰甚至有成百上千人，因此必须制定编例才能统一众人的修书标准，保证全书编写的整齐划一。清康熙时纂修《明史》，朱彝尊第一次向史馆总裁上书即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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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史者必先定其例，发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无纰缪。譬诸大匠作室，必先以规矩，然后引绳运斤，经营揆度，始可无失尺寸也矣。(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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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历任馆事者亦多于修史之例有所发明，如徐乾学兄弟成《修史条议》，汤斌成《明史凡例议》及《本纪条例》，施阎章、沈珩均上《修史议》，潘耒上《修明史议》，王鸿绪成《史例议》，汪由敦成《史裁蠡说》，《明史》修撰的第一步即是制定本书的编例。他们都纷纷强调编例的重要性，并从不同角度加以详细讨论和说明，或论整体，或论一纪一传一志之书法，或论一事之笔法，不一而足，其讨论过程伴随史稿修定始终，成为纂修《明史》的重要原则。正是由于《明史》体例严谨，编排精审，史评家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曾将辽、宋、金、元诸史和《明史》作了比较，认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32)，可见编例直接关系一书的质量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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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写、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是第一部宋代诗歌总集，全书约4000卷，分72册，共收两宋11万余位诗人的20余万诗作。其书虽然取材广泛，收罗宏富，但缺误亦时而有之。该书出版之后，相关学者深入研究，多有订误补漏之作，西北大学文学院的房日晰和房向莉根据《全宋诗》“凡例”第十一条，从各类文献中辑出华岳、张先、释道璨等7家共18首佚诗。《全宋诗》“凡例”第十一则云：“凡旧籍中一诗互见数人集中或名下而难以确定归属者，一律重收，各于题下互注又见。凡可确证系他人之诗而误收或误题者，则移入存目，并说明原由。”(33)据此，二位研究者认为，“《全宋诗》的补遗可以在以下三个层面上进行：一、确系宋人诗作而《全宋诗》失录者；二、《全宋诗》已录，但旧籍又在另一作者名下出现，且无法判断究为谁诗，可以互见处理者；三、《全宋诗》已录，但旧籍又在另一作者名下出现，基本可以判定其误，仍作为存目，可供参考者”(34)。并根据“凡例”规定，辑录出符合《全宋诗》全书编例的18首佚诗。编例是著述者写作的矩彟，由此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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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指南和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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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展示了作者写作的思路、编撰的方法以及全书的主旨思想，读者掌握了全书的编例，对于阅读图书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能够提高利用本书的效率。对于一些大型的工具书来说，尤其如此。古代的字书、韵书、类书、政书、书目著作等一般都有编例，而且随着图书编撰的发展，编例愈来愈繁密详细，由于这些图书主要是供读者查考之用，因此其编例主要是向读者说明本书的收录范围、所分部类、编排次序及注音释义的体例。读者在使用这些工具书的时候，如果不先通过编例了解本书的编排，使用起来会非常困难耗时，甚至会不知所云，根本无法使用，因此通过阅读编例，读者能够执简驭繁，以少统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正基于此，张舜徽曾说，编例“施于初学，尤为切要”(35)。而语言学家王力则更为直接地指出，编例“是作者认为应该注意的地方”，读者“切勿忽略”。(36)他要求学生们重视编例的阅读，首先在总体上把握全书的特点和大致内容，然后再去具体阅读各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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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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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史料价值主要通过政书凡例的内容体现出来，政书是记载典章制度的书籍，其编例中也常常有关于某一制度沿革的记载，这些资料具有史料价值，可为历史研究者提供资料。如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所修《清文献通考》“凡例”载历代货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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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家龙兴，东土创铸钱文以资民用，嗣是宝泉、宝源之设，轻重协宜，圜函精好。各省局炉座或设或停，随时调剂。迩者西陲底定，复颁钱式于回部各城，开铸乾隆通宝钱，俾荒服之氓，咸昭法守。按马《考》叙，钱币以刀布为下，则秦汉以后，皮、币、龟、贝皆滞于行；使两宋兼用楮币，其制起于交子、会子；元明则沿用宝钞，国家钱货充盈，无藉钞法之用，故顺治年间虽暂时行用，旋即停止，则有钱无币，实为我朝良法。若白金之用始于汉武之白选；六朝迄唐，交广之域，兼用金银；金时铸银名承安宝货，此以银为币之始；前明中叶始令税粮得收纳白金，其用益广；我朝银钱兼权，为上下通行之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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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凡例叙述了从先秦到清代各朝货币的使用情况，特别说明了白金的发展和使用历史。《清文献通考》是清代典章制度的记载，但“凡例”中对历代货币的情况都作了介绍，读者可以对货币历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此书“凡例”中还有关于宗庙、州郡的历史发展情况；其他政书如《续文献通考》“凡例”中有历代职官的设置情况，也有钱币发展史的记载。政书编例中的史料是比较丰富的，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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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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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版本学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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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利于考证一书的版本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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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版本，同书异本现象大量存在，不同的版本在内容及编排上都存在差异。因此，阅读古籍之前，版本的选择非常重要，对读者尤其是研究人员来说，差之毫厘，就有可能谬之千里。考证图书的版本源流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它有利于我们鉴定版本的优劣，为学者提供较好的阅读底本。对图书版本一源十流的情况进行梳理，就要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寻找相关的内容记载，如前所述，古籍编例中经常会说明此书所依据的版本，如徐大椿《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品第及字样都依据明重刻宋大观本唐慎微本所载白字本经，元胡炳文《四书通》以宋祝洙本为定，清焦袁熹《此木轩四书说》以其父收录本为据，等等，这些记载和说明都有利于一书版本源流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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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版本鉴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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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图书本身的编排方式是版本鉴定的一个重要依据，而编排方式是编例的主要内容之一。任何一本图书，都有其特定的编排体例，因此可以根据图书的编排方法来鉴定版本。旧本《战国策注》题汉代高诱注，而《四库全书总目》通过考订，并结合其他条件认为，宋姚宏序中所言之编排体例一一与其书相合，故“其为宏校本无疑”(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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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编例提供版本鉴定的其他依据。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认为，除了编排方式，鉴定版本的依据还有图书的卷数、学术源流、名物制度、内容时限、篇目安排、内容文字等诸多方面。(38)编例中含有卷数、内容时限、篇目安排等方面的内容，前面已经举例说明，这里不再赘述。学术源流、名物制度、内容文字方面的说明，编例中所载不多，但也有所述及。其实，编例中的各项内容，都可以作为鉴定此书此本的依据，因为每条编例都是对此书此本特点的具体描述，也只有此书此本才会具备这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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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编例对一些同书异本的差异之处作了记载，这为我们鉴定版本提供了资料依据。元代胡炳文《四书通》凡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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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氏以刊于兴国者为定本，今细考其文义，如“为政以德”旧本作“行道而有得于身”，祝本作“有得于心”，后本又改作“得于心而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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