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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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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编例的发展历史（详见第二章），我们知道，早期的编例附载于序文之中，后来才渐渐脱离出来。编例独立成篇之后，并没有完全摆脱序文的影响，在内容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序言的许多特征，留下了序言的种种痕迹。因此，编例或称“序例（叙例）”。虽然编例内容涉及了图书编撰的各个方面，但从图书编撰的发展历史来看，有关图书编刻经过的情况说明并非编例内容之正宗。一般而言，成书缘起、著书时间、著述过程、书名解释、版本情况等都应当是序言的内容，而其转置于编例之中，正说明了编例脱胎于序文，由序言演化而来，因此编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序言的作用，有些编例甚至可以代替序言。清钱澄之著有《田间易学》12卷，卷首有“凡例”14条，其中4条均是说明其著书刻书的缘起和经过的（见附图6），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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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吾家自融堂先生以来，家世学《易》，先君子究心五十余年，临没之年乃有所得，口授意指，命不孝为之诠次，录诸简端，不孝亦间有己见，为先君子所首肯者，亦并载之，名曰《见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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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渡时予罹党祸，变姓名逃诸吴市，遇漳浦黄先生舟过吴门，遥识之召使前，慰勉之余，教令学易，不数月，吴下大乱，家室丧亡，窜身入闽，困闽山者三年，每念先生教，辄思读《易》，其《见易》旧解遗亡殆尽，又无书可借，唯记诵章句默寻经义时有所获，久之成帙，目曰《火传》。盖以家园屡经兵火，所藏故本应付灰烬矣；又以薪尽火传，即此犹是先君子之遗教也。既归里，诸集散失，而《见易》一编岿然独存，因取与《火传》证之，前后雷同居多，乃尽删后说，唯微有异者则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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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书未脱稿即付儿子法祖藏诸笥中，初不意其能读也。戊申冬，儿陨于盗，藏书尘封，不忍捡视。久之，启其笥，则业已诠次成集，而又得其《问易堂私识》一编。问易堂者，法祖读书处也。间有可采，聊存十数则于集中，不忍没其苦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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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书集既成，携至都门，为老友严颢亭所赏，留诸行笈，欲为付梓。予既归，颢亭病殁，其书遂不知所在，会昆山徐健庵昆仲要予谈易，既无副本，又老而善忘，乃取所存旧稿重加编辑。因考证诸书，凡吾昔所矜为创获而业为前人所已说者，皆削去己见，一归诸前人，宁为述者可也；或因读诸书偶有触发，出于《见易》、《火传》之外者，谓之今按；凡图象卦爻之义，觉今按尤详，其专书按者，皆系考详非己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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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易学》凝聚了钱澄之一家三代几十年的心血，书稿几经散聚，成书历经周折，编例将其成书的整个过程娓娓道来，作者的苦心与勤奋、著述的艰辛与不易，详备其中。加之其他内容的补充，此编例俨然是一篇完整的序文，正由于此，《田间易学》书前只有“凡例”，没有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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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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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书目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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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刘向奉诏校理国家藏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39)，其每校完一本书，就会写一篇叙录，其中往往条列全书篇目，《列子书录》云：“天瑞第一，皇帝第二，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汤问第五，力命第六，杨朱第七，说符第八。右《新书》定著八篇。”故余嘉锡说：“何谓目录？目谓篇目，录则合篇目及叙言之也。”(40)可见，条列篇目是目录的基本内容之一。“篇目之体，条别全书，著其某篇第几。”(41)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修成《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凡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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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编恭录天章为卷首四帙，余自图考以下分门依类，次第编纂，得图考三卷，列表二卷，晷度二卷，疆域十二卷，山四卷，水五卷，官制二卷，兵防一卷，屯政二卷，贡赋一卷，钱法一卷，学校一卷，封爵二卷，风俗一卷，音乐一卷，服物二卷，土产一卷，藩属三卷，杂录二卷，门凡二十卷，凡四十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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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字在本质上与一书目录并没有什么区别，全书各篇目及其卷数一一条列，虽没有明著“某篇第几”，但“次第编撰”，即可依序推出。这无疑是详列一书篇目次第的单书目录，读此编例，即可知全书之结构与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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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目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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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著者在编例中介绍本书内容及编撰的同时，也会向读者介绍和推荐其他类似或相关的书籍，起到导读的作用。如清朱鹤龄《尚书埤传》“凡例”（见附图7）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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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解自注疏而外，有苏文忠（轼）《书传》、黄宣宪（度）《书说》、吕成公（祖谦）《书说》；他如王介甫（安石）、林少颖（之奇）、叶少蕴（梦得）、郑渔仲（樵）、吴才老（棫）、晁以道（说之）、程泰之（大昌）、吴斗南（仁杰）、蔡季通（元定）诸家之说皆为朱子所称，蔡传既行，诸家尽废；又如章俊卿（如愚）、黄东发（震）、王伯厚（应麟）、吴幼清（澄）、金吉甫（履祥）、邹晋昭（季友）、王鲁斋（栢）；近代如王恭简（樵）、郑端简（晓）、袁坤仪（黄）诸家，皆能发明古义，为仲默功臣。余搜缉虽勤，仅存梗概，学者当求全本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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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书单推荐了注解《尚书》的不少名人及其著述，读者因其所引，可以进行相关阅读。清冯武《书法正传》“凡例”言，“古今书评皆所当留意，如庾肩吾李嗣真《书品》，张怀瓘《书断》，梁武、袁昻《书评》，朱长文《续书断》，皆不可不阅”，亦有此导读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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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考书目和征引书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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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和引用文献是衡量一部著作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特别是对于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历史名著，研究其参考和引用文献具有更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古代注解经书的著作和史学著作的编例常常会列举本书的参考资料和引用文献，为读者提供方便。清吴任臣《十国春秋》不厌其详，于编例中大规模地列举了本书所采录正史、方志、笔记、文集等各类书籍157种（见附图8），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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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编所采古今书籍无虑数百余种，若《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鉴》、《通鉴考异》、《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玉海》、《说郛》、《朝野杂记》、《津逮秘书》、《史纂左编》、新旧《唐书》、《唐会要》、薛氏《旧五代史》、欧阳《五代史》、王溥《五代会要》、陶岳《五代史补》、尹洙《五代春秋》、《五代史阙文》、《五代通史》、《梁编遗录》、《九国志》、《五国故事》、《十国纪年》、《宋史》、《东都事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吴录》、《稽神录》、《江淮异人录》、《妖乱志》、《淝上英雄录》、范成大《吴郡考》、马令《南唐书》、陆游《南唐书》、陈彭年《江南别录》、龙衮《江南野史》、郑文宝《南唐近事》、《唐余纪传》、《江表志》、《钓矶立谈》、《史外小录》、《耿先生传》、《南唐拾遗记》、《蜀梼杌》、《锦里耆旧传》、李昊《蜀书》、《蜀国春秋》、《全蜀艺文志》、《成都见闻录》、何光远《鉴戒录》、《北梦琐言》、《三楚新录》、《湖湘故事》、《楚纪》、《吴越备史》、《顺存录》、《钱氏家乘》、《葆光录》、《吴越改元辨》、《两朝贡奉录》、《家王故事》、《吴兴艺文志》、《两浙名贤录》、《武林旧事》、《枫窗小牍》、《闽王事迹》、何氏《闽书》、林谞《闽中记》、《晋安逸志》、《闽海丛书》、《榕阴新简》、陈鸣鹤《闽中考》、章仔钧《族谱》、《金凤外传》、《岭南文献》、吴莱《南海古迹记》、《江陵志余》、《晋阳见闻录》、《辽史》、《郡县释名》、欧阳忞《舆地广记》、乐史《太平寰宇记》、祝穆《方舆胜览》、《茅山志》、《洞霄宫志》、《两广名胜志》、《金陵志》、《一统志》、《广舆记》、《湖广通志》、《八闽通志》、梁克宽《三山志》、《广东通志》、《浙江通志》、《杭州府志》、《西湖志余》、《绍兴府志》、《严州府志》、《淳安县志》、《肇庆府志》、《海盐图经》、《中都志》、《武林梵志》、《名山记》、《合璧事类》、《海录碎事》、《七修类稿》、《职官分纪》、《郑氏书目》、《国史经籍志》、《日涉编》、《天下碑记》、王象之《碑目》、《五灯会元》、《高僧传》、《列仙通鉴》、《剑侠传》、《图绘宝鉴》、《宣和画谱》、谭子《化书》、彭晓《参同契注》、《东国通鉴》、《驭交记》、《辍耕录》、《实宾录》、《容斋三录》、《太平广记》、《青箱杂记》、《二老堂杂志》、《玉壶清话》、《太平清话》、《广博物志》、《清异录》、《洪遵泉志》、《文苑英华》、《宋文鉴》、《宋文选》、计敏夫《唐诗纪事》、《金荃集》、《花间集》、《词品》、《花蕊夫人宫词》、《徐散骑集》、《徐寅集》、《黄滔集》、《罗昭谏集》、《韦庄集》、《杜光庭集》、《贯休集》、《齐己集》、《方蛟峰集》、《曾子固集》、《王荆公集》、《宋潜溪集》、《升庵外集》，愚辄会粹成书，都为一部，倘臆说杜撰，率尔无征，实所未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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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编例在列举参考和引用文献时，形式不一，有的直接列举书名及其作者，《十国春秋》“凡例”即属于这种情况；有的则只列举著者姓氏（名），如明翰林学士刘三吾等奉敕撰《书传会选》“凡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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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先儒姓氏：汉孔安国氏、夏侯胜氏、晋王辅嗣氏、郭景纯氏、唐孔颖达氏、宋张横渠氏、东坡苏氏、东莱吕氏、新安王氏、伯圭程氏、五峰胡氏、月卿许氏、之奇林氏、大猷陈氏、应麟王氏、补之邹氏、新安陈氏、仁山金氏、董氏胡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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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并没有列举引用书籍的具体名称，而是列举了它们的著者姓名，略及其时代、籍贯，由于这些著者在本领域研究成就较高，其著述人尽皆知，读者一望其名，即知其书，所以不再列举。尽管这些参考和引用文献的格式不如我们现在的规范，但其作用却与我们今天的参考书目和征引书目是等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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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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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是对图书的评论。中国古代，书评尚未形成独立的文体，文献中没有“书评”文字的正式记载，但带有书评性质的评论性文字却较多。“从古到今，形成了序（前言）、跋（后记）、提要（解题、序录）、书话评点等众多的书评形式。”(42)书评的研究者们并没有提到图书编例，但图书编例确是古代书评的一种存在形式，认识到编例的书评作用，可以使古代的书评内容更加丰实。古书编例中常常会提及同类或相关著作，并进行简洁的分析评价，发表作者的看法。如清朱鹤龄《尚书埤传》“凡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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