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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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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时期，图书编例总体较少，这个时期编例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几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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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典、词典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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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语义分类词典，成书于战国至秦汉之间，其作者不详。全书收录词语4300多个，分为2091个条目，这些条目按类别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19篇。其中《释诂》解释古代的词汇；《释言》解释一些动词和形容词；《释训》解释连绵词和词组，以及形容词和副词；《释亲》解释亲属称谓；《释宫》解释宫室建筑名词；《释器》解释日常用具、饮食、衣服名词；《释乐》解释乐器名词；《释天》解释天文历法名词；《释地》解释行政区划名词；《释丘》解释丘陵、高地名词；《释山》解释山脉名词；《释水》解释河流名词；《释草》、《释木》二篇解释植物名词；《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五篇解释动物名词。这19篇的前3篇与后16篇有显著的区别，可以分成两大类。前3篇，即《释诂》、《释言》、《释训》解释的是一般语词，类似后世的语文词典；后16篇是根据事物的类别来分篇解释各种事物的名称，类似后世的百科名词词典。《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除个别词语外，各类之间基本没有交叉重复现象，其编制体例比较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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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字典。许慎根据文字的形体，按照“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原则，把汉字正篆形体相同的形旁定为部首，归纳为540部，将9353字分别归入540部；此540部又按“据形系联”、“义近者相从”的方法归并为14大类，字典正文就按这14大类分为14篇。全书的部首按照形体相似或者意义相近的原则排列；释义体例是先列出小篆，如果古文和籀文不同，则在后面列出；然后解释这个字的本义，再揭示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汉语字典，它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段玉裁称《说文》540部“可以统摄天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原以纳流，执要以说详，与《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乱杂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41)。清代著名学者、“说文”研究四大家之一的王筠在《说文句读》中称《说文》体例“独立千古，后世所宗”。《说文解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历代重要字书也都继承其分部方法，沿用至今。如晋吕忱的《字林》、梁顾野王的《玉篇》、清张玉书等编撰的《康熙字典》等，都属于《说文解字》系统。基于《说文》的开创之功，后世研究者代有其人，其中对其编例加以研讨者也相继不乏，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是一部对《说文解字》进行注解的书籍，其中多有分析《说文》编例的内容；后来王筠著《说文释例》发展了段玉裁的“通例”说，专门探讨《说文》的编例，全书共20卷，分40多种条例来探索《说文》的体例和文字学规律，由此可见《说文解字》在编例上的开创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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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纪传体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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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西汉时期的司马迁所著，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130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全书的提纲，以帝王为中心，按年月记述各时期的大事；“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主要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帝王之外的重要人物传记。《史记》之前，纪、传、表、书各种体裁的书籍都已存在，但是像《史记》这样把各种体裁综合裁剪，创造出一种以人物为中心的新型史学体裁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却还是第一次，清代学者赵翼《廿二史劄记》评价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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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又称《前汉书》，东汉班固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汉书》的体例是在《史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比《史记》又有所创新：第一，《汉书》开创断代为史的编纂体例。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43)，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后世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第二，改造整齐《史记》首创的纪传史的编纂体裁。“本纪”省称为“纪”；“列传”省称为“传”；取消了“世家”，并入“列传”；改八“书”为十“志”；增设“艺文志”，开创了在正史中编艺文志的先例，《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对后世正史的编撰影响深远；统一专传、合传的先后次序，《史记》专传、合传的先后次序比较混乱，《汉书》则以时代顺序为主，先专传，次类传，再次边疆各族传；统一各传标目，《史记》传名标目，或以姓，或以名，或以字，或以官，极不统一，《汉书》除诸王传外，概以姓或姓名标目，统一了称谓。自《汉书》以后，以纪、表、志、传为主要形式的断代史体例发展基本完成，后世修史者虽有小异，但大体以此为标准，沿袭不废。正如刘知幾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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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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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书目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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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书目录的产生。远古时期的著作大多单篇流传，图书不需要有目录；后来著作日繁，内容日富，许多著作往往集合多篇而成，为了区别各篇，便产生了篇名。将全书篇名集中排列，就形成了一书之目录，这样，全书内容便可一目了然。原始的目录隐含在序言之中，所以余嘉锡说：“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45)正式的目录大约出现在东汉，《后汉书·胡广传》云：“初，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佚，后涿郡崔骃及子瑗又临邑侯刘騊駼增补十六篇，广复继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46)这里，“首目”当即《百官箴》的48篇目录。这是古代可考的最早单书目录之一。(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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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提要目录、分类目录的创立。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刘向奉诏领校中秘藏书，历时十九年未竟而卒。哀帝又诏刘歆承父前业，用一年多的时间汇辑各书叙录，编成《别录》，又删减种别而成《七略》，编出我国目录学史上最早的综合性提要目录和分类目录。全书首为辑略，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数术略，次方技略；后六略又将图书分为38种。《七略》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基本上全面反映了秦汉时期的学术发展状况，其分类方法，奠定了我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图书分类法的基础。虽然随着学术的变化，图书数量的增减，后世出现了四分、七分、十二分等新的分类方法，但《七略》的许多分类原则被其继承、沿用和吸收，《七略》的分类体系影响深远。其中首篇“辑略”说明其他六略的意义与学术源流，阐述六略的相互关系和六略书籍的用途，是六略之总最，诸书之总要，相当于全书之总序。《七略》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开创之功，它在校勘整理文化古籍的基础上创立了撰写叙录、总序、大序、小序等方法，后世书目编撰多有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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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史志目录的开创。《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开创了我国史志目录的先例。《艺文志》是《汉书》十志之一，其分类体系是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增删改撰而成，变化不大，但是它却开创了在纪传体史书中著录图书的先例，成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这一体例对后世目录学尤其是史志目录的发展影响极大，以后历代正史如《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明史》等均有著录国家藏书的经籍志或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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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释之作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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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出现了对经书进行注解的著作方式，并颇为盛行，有注、章句、训、故、说、传等多种方式，据《汉书·艺文志》著录，《书》有《欧阳章句》、《大小夏侯章句》；《诗》有《鲁故》、《鲁说》、《齐后氏故》、《齐后氏传》、《毛氏故训传》、《韩说》等；《春秋》有《公羊传》、《穀梁传》、《左氏传》等。汉郑玄遍注群经，其书具有编例，张舜徽《郑氏经注释例》将其概括为沿用旧诂不标出处例、宗主旧注不为苟同例、循文立训例、订正衍讹例、诠次章句例、旁稽博征例、声训例、改读例、改字例、征古例、证今例、发凡例、阙疑例、考文例、尊经例、信纬例、注语详赡例、注语互异例等。其中“发凡例”就是释经之作中对注释体例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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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序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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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图书产生了自序，清赵翼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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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炎云：序，端绪也，孔子作序卦及尚书序，子夏作诗序，其来尚矣。然何休、杜预之序左氏、公羊，乃传经者之自为序也；史迁、班固之序传，乃作史者之自为序也；刘向之叙录诸书，乃校书者之自为序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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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序卦》、《尚书》之序、《诗经》之序，其作者至今尚有争议，我们暂且不论。但西汉司马迁《史记》、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东汉班固《汉书》、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确有作者自作之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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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先秦两汉时期，还出现了书名（详见第三章第一节）、卷端著者题名（详见第三章第二节）、专科目录等图书编例。《汉书·艺文志》记载，“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49)，是现有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群书目录。总体而言，先秦两汉时期的图书编例还不多，不少图书编例还处于初生甚至萌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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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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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春秋》成书以后，就被认为“一字寓褒贬”，言约指博，具有微言大义，其书法一直是千年来历代学者深深致力的重要研究内容。对《春秋》进行注解的“三传”对其编例多有涉及，但这些都还不是编例专书。到汉代出现了研究《春秋》编例的专著。据《后汉书》本传及《隋书·经籍志》记载，贾逵（字景伯）著有《左氏条例》21篇；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颍容（字子严）著有《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其书《隋书·经籍志》录作《春秋释例》10卷，今二书均佚；《隋书·经籍志》还著录汉郑众有《春秋左氏传条例》9卷。贾逵、颍容、郑众皆为东汉时人，三人所著之书均早于晋代杜预《春秋释例》，可见，汉代就已经出现了对编例进行研究的专著，只是此时的研究之作仅限于对《春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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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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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时期的编例基本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作者并不明言其书之编例，编例多隐含在正文之中，读者只有“通贯全书”，才能“发明其例”(50)。张舜徽曾言：“古人著述不言例，而例自散见于全书之中，后人籀绎遗编，多为之方以穷得其例。”(51)《春秋》正文并没有关于编例的明文，其编例是后人分析研究发现的。杜预所谓的“发凡以言例”，是指《左传》中“凡……”的句式，这些是《左传》作者经过对《春秋》经文的分析而总结出来，而非孔子所述。如：宣公十六年，《春秋》经文记曰：“夏，成周宣榭，火。”《左传》在引述经文之后，起例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左传》中这种言凡发例共有五十处，除此之外，还有以“书曰……”或“君子曰……”为句式的变例，这些也都是隐寓在《春秋》正文之中的编例。汉代出现序文之后，作者会在序文中言及图书编例。司马迁《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叙传》里都有全书的写作旨趣和撰述要点。清经学家皮锡瑞因而说：“凡修史皆有例，《史记》、《汉书》自序，即其义例所在。”(52)冯友兰曾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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