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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四、隋唐五代——持续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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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数量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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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立国不及40年，时间短暂，因而著述无多，前人记录较少。唐代文化繁荣，著述大增，前人多有记录和研究，但《唐六典》、《旧唐书·文宗本纪》、《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周密《齐东野语》、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惠康野叟《识余》、杨家骆《唐代艺文志》等资料的记载颇不划一，出入较大。曹之经过认真比较分析认为，李唐一代著作总数当在60000卷左右。一个朝代拥有60000卷新著，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是相当可观的。五代时期的著作，据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有770部，11750卷。较之前代，隋唐五代的图书数量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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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反映了唐代图书的分类情况。《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都采用四部分类法，在具体细目上与前代相比，有一些分隶改并，但总体区别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二志均于子部增加了专门收录类书的类目，《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类事”一门，著录《皇览》、《类苑》等类书；《新唐书·艺文志》则改“类事类”为“类书类”，类名更加醒目直接。这说明这个时期的类书发展较快，数量较多，故书目专设门类收录。隋代类书有虞绰等《长洲玉镜》、杜公瞻《编珠》、虞世南《北堂书钞》等，数量相对有限；到了唐代，据《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类书13种、3687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则续补32种、1338卷；二者共计45种、5025卷，著名者有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白居易《白氏六帖》等。与类书初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类书的数量大大增加，其类型与编例也进一步增多并继续发展。此外，这一时期所编撰的历代实录、正史有数十种；唐代法典的编撰也相当频繁，据《新唐书·艺文志》、《新唐书·刑法志》，从高祖武德七年（624年）至宣宗大中200多年间编撰的法律类图书有40种；传奇、别集等著作也大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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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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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部分类法的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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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立国之后，于贞观三年（629年）开设史馆，撰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史书，贞观十年（636年），五史相继撰成。但因五史均未有志，贞观十五年（641年）又诏修五代史志，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共有十志，经籍志便是其中之一。五代史志本为五代诸史而作，但因梁、陈史已各自成书，便与《隋书》相合，故《经籍志》称《隋书·经籍志》。《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第二部史志目录，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对目录学的突出贡献表现在它完善了四部分类法，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图书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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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隋书·经籍志》确立了四部类名。魏晋南北朝时期四部分类法创立，并且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也确定了经、史、子、集的四部顺序，但是四部并无类名，只以甲、乙、丙、丁为次。至唐代，《隋书·经籍志》确立四部大类名目，正式以经、史、子、集标题，四部类名从此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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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隋书·经籍志》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分类体系。荀勖、李充之四部，以甲、乙、丙、丁为名，只将群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并未有细目，《隋书·经籍志》则参考历代书目编撰的成果，分经部10类，史部13类，子部14类，集部3类，四部共40类；后附以道经、佛经目录，道经4类，佛经11类，合于四部，共55类，形成一个有纲有目、结构严谨的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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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的四部分类法是对魏晋以来图书分类法的一个总结，它的产生，使魏晋时期初创的四部分类法走向了成熟，标志着正统四部分类法的确立，对后代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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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制体史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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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制体史书是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典章制度及其沿革的史书，也称为政书，具有通代与断代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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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代典制体。政书是产生于唐代的一种新的史书体裁，我国第一部政书《政典》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幾的儿子刘秩于唐玄宗开元末编成。但由于此书叙述比较简略，不被人重视。后来杜佑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和扩大，于贞元十七年（801年）编成《通典》。《通典》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门。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具体的编排作了说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77)可见，此书的编排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体现了杜佑对封建制度的全盘理解。在每一门目之中，杜佑又细分子目，每事以类相从；各种制度及史事，大体按照年代顺序，原原本本详细介绍；在有关事目之下还引录前人评论，或写下自己的看法。全书记叙完备，编排有序，条理井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位居“十通”之首。杜佑以前，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成为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并且，《通典》所记以历代典章制度为对象，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又创造了综合性典制体的通史形式。从此以后，典制体史书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保存了我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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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代典制体。《通典》之后，唐代又出现了另一种体裁的典志体史书——会要体史书。《政典》、《通典》均为通史性质的典志体史书，而会要体则属断代性质，专记一朝一代之典章制度。据《旧唐书·苏弁传》记载，唐德宗时，儒士苏冕“缵国朝政事，撰《会要》四十卷”(78)，记唐高祖至唐德宗九朝典章制度。遗憾的是，苏冕所撰《会要》只是保存在《唐会要》之后，未能单独流传下来，我们无法详细了解这部会要体史书的原貌。但从今本《唐会要》来看，苏冕《会要》初具规模，有一定体制，各种史实分类记述，并撰有史论。后来，杨绍复、崔琢、薛逢、郑言等采德宗至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史事，编为《续会要》，以续苏氏之书。《续会要》单本，今亦不传。虽然我们不能确切考察这两部会要体著作的详细情况，但是它们确定无疑地开了会要体著作的先河，又一次丰富了史书的体裁。清学者俞樾曾指出：“观一人之始终，莫如纪传，而甲与乙不相联系；考一时之治乱，莫如编年，而前与后不相贯穿，于是后人又有会要之作。”(79)他认为，会要体史书“盖编年、纪传外，不可少之书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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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书体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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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类书数量较前代大有增加，其体例也很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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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堂书钞》，系唐初的虞世南任隋朝秘书郎时所辑，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类书。据《新唐书·艺文志》与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原本173卷，分80部1801类。今本《北堂书钞》仅160卷，乃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据内府所藏明常熟陈禹谟校刊本所录，已非原本。该书从当时各类书籍中摘录名言佳句，分为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艺文、乐、武功、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酒食、天、岁时、地19部，凡852类。每类先以大字摘抄群书字句作为标题，后以双行小字注出书名或征引原文。征引资料重在溯源，叙述较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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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类聚》是唐高祖时欧阳询等奉敕所编，100卷。该书从1400多种古籍中分类摘录，分天、岁时、地、山、水、符命、政治、产业等48部，每部又列子目，共740余类，约百余万言。此书分类按目编次，故事在前，均注出处；诗文在后，均注时代。对于题目，并按不同的文体，用“诗”、“赋”、“赞”、“箴”等字标明类别。《艺文类聚》在编辑方法上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变更了以往类书的常规体制，由专类一事变为事文兼备。在此之前，总集专为汇文，类书专为聚事，二者各司其职，不相联通，《艺文类聚》则合二为一，事与文兼，两者并备，极大地方便了读者。诚如欧阳修在序中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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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凡一百卷，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可以折衷今古，宪章坟典云尔。(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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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文兼备的体制大量保存了自汉至隋的词章名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因称之为：“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82)故自晚明以来，冯惟讷辑《诗纪》、梅鼎祚辑《文纪》、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无不资以为宝山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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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记》是唐玄宗时为辅导太子学习徐坚等奉敕编撰。全书共分23部，313个子目。其编次先为“叙事”，次为“事对”，最后是诗文，与一般类书略有不同。其中“叙事”汇集各种资料说明子目标题，提供有关的知识；“事对”列出对偶式的典故，下注出处，供作诗为文时采择；诗文则精选关于本题的诗文佳作，供作楷模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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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部类书是我国较早的类书，其体例的发展有一个演进过程，闻一多指出，《初学记》虽是开元间的产物，但是足以代表较早的一个时期编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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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的体裁，看起来很有趣。每一项题目下，最初是“叙事”，其次是“事对”，最后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其实这三项中减去“事对”，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便等于《北堂书钞》。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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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书的编排大体分为两种，按类编排和按韵编排，以上三部类书都是按类编排的。唐代还出现了按韵编排的类书，即颜真卿的《韵海镜源》。颜真卿是唐代书法家，自幼打下了深厚的语音文字基础，他留心考订《切韵》，引《法言》、《说文》诸字书进行训解，又增纳经、史、子、集诸书中两字以上成句的词汇，广而纂之，成《韵海镜源》。“韵海者，以牢笼经、史之语，依韵次之，其多如海。镜源者，八体之本，究形声之义，故曰镜源。”(84)可见，这是一部“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按韵编排的一部类书。可惜此书早已散佚，今无法窥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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