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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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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编例专著，据《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隋代有无名氏《春秋五十凡义疏》、《春秋左传条例》；唐代主要有啖助《春秋统例》3卷，其书今已不传，但啖助的主要见解存于其弟子陆淳所著的《春秋集传纂例》之中。此书10卷40篇，第10篇至第35篇俱论“例”，分“崩薨卒葬例”、“朝聘如例”、“用兵例”、“都叙会例”、“弑例”、“姓氏名字爵谥义例”、“讳义例”、“名位例”、“杂字例”、“日月为例义”等26例分别加以论述。每例中又多分细目，如“用兵例第十七”就分列“内伐”、“外伐”、“会伐”、“内侵”、“外侵”、“会侵”、“王师败绩”、“内战及败”、“外战及败”、“围”等26细目。虽不免繁琐和穿凿，但对《春秋》编例探索的细化则前所未有。啖、陆《春秋》之学开了新一派的学风，其继起者代不乏人。除此之外，有关《春秋》编例的专著有唐代韦表微《春秋三传总例》20卷、陆希声《春秋通例》3卷、韩滉《春秋通例》1卷、李氏《三传异同例》13卷。有关《周易》编例的著作有唐代邢璹《补阙周易正义略例疏》3卷、庄道名《略例疏》1卷，此二部著作均是在三国王弼《周易略例》的基础上进行注释或补正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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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还出现了关于图书编例的理论研究著作——《史通》。《史通》为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所著。全书共20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为10卷。内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计52篇。其中，内篇《体统》、《纰缪》、《弛张》3篇，大约在北宋时已亡佚，今仅存49篇。《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其内篇专论史书编例，对涉及史书撰写的各种编例都尽可能地进行了论述。其第四卷《序例》篇对编例从总体上进行了专题研究，开篇即提出编例对于史书的重要意义，接着探讨了史书编例从《春秋》起源直至唐代的发展过程，评价历代史书编例的优劣得失，对唐以前的史书编例进行了一次总结。其他诸篇则分别着重论述纪传体史书的体例，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题目、断限、编次、称谓、载文、言词、详略、自序等各方面都列专篇具体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史例进行如此系统全面的研究论述，这在我国史学史上是第一次，在编例发展史上更是第一次。刘知幾所提出的新观点有些为后来的史学编撰者所采用，从而影响了后来史书的修撰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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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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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在隋唐五代继续发展，并趋向成熟。虽然这个时期的编例之文仍以序文编例居多，但已经开始脱离序文，专篇的编例已经开始出现。隋魏澹奉敕修撰《魏史》，魏澹写成纪传90卷，别为史论及例1卷，并目录合92卷。此时编例虽与史论共为1卷，但已不再隐含于序文。唐初陆德明著有《经典释文》30卷，此书是一部音韵学巨著，卷首有《序录》一篇，内分序、条例、次第、注解传述人等几个部分。其中《序》说明著书的缘起、宗旨、过程及意义，与一般序言无异；《条例》则说明了全书编撰的体例、方法和格式，相当于一书的专文编例，只是未以“凡例”为名。唐开元间张守节《史记正义》一书，卷首序文之后有专篇《史记正义论例谥法解》，分“论史例”、“论注例”、“论字例”、“论音例”、“音字例”、“发字例”、“谥法解”7个方面，对本书注解的各种编例分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此《史记正义论例谥法解》虽未以“凡例”为名，但从内容来看，无异于一篇编例成文，而且把全书编例归为7个方面标题列目，分别叙述，这在编例史上前所未有。如果说《经典释文》与《史记正义》之编例没有明确以“凡例”标名，未能算作成熟的标志，那么，唐代中后期的《春秋集传辨疑》则使这一演化过程完成。《春秋集传辨疑》为唐宪宗时陆淳所著，全书10卷，卷首冠以编例一篇，明确标为“春秋集传辨疑凡例”（见附图11），内有编例17条，每条均以“凡”字开头，说明了删节经文、传文的原则，注解经文的方法，以及书写的格式等。以上所述说明，编撰者已经认识到编例对于全书的作用和意义，因而把编例作为专篇独列。隋唐时期，编例逐渐脱离序文，走向成熟，开始作为图书的一部分独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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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五、宋元——成熟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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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数量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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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著作的数量，前人记载不尽统一，甚至相距悬殊。《宋史·艺文志序》载北宋著作73877卷，南宋59429卷，合计133306卷；《宋史·艺文志》载两宋著作共计119972卷；周密《齐东野语》载北宋著作45669卷，南宋著作59386卷，合计105055卷；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载北宋著作40000余卷，南宋著作50090卷，合计90000余卷。其中《宋史·艺文志序》是据《三朝国史艺文志》、《二朝国史艺文志》、《四朝国史艺文志》、《中兴国史艺文志》和《宁宗续书目》统计出来的，因为其中重复较多，脱脱等在编撰《宋史·艺文志》时多有删削，得119972卷。这个数字虽不精确，但已经大大超过了前代。《辽史》、《金史》、《元史》均无艺文志，其图书编撰总数不得而知。1958年商务印书馆将清人黄虞稷、倪灿、钱大昕等补辑的三史艺文志十余种汇编为《辽金元艺文志》一书，该书所收辽、金、元著作总数为18250种，除去9101种重复外，还有9149种，这是辽、金、元三代著作的总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是以种数计量，而非卷数，而每种图书都会有至少一卷篇幅，由此可以想见辽金元三代著作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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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史书空前增多，其中以野史笔记为最，仅《四库全书总目》就著录了113种，故而清人昭梿说：“自古稗史之多，无如两宋。”(88)这些著作都是作者长期为学不断积累而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长短不一，多寡不同，其编排形式也自由灵活，或先分卷，次分门，后分条；或先分卷，后分条；或只分卷，不分条；或分卷不分条，不一而足。宋代类书也大量增加，《宋史·艺文志》著录有278部，10526卷，清倪灿《补志》又增补2341卷。这些新编撰的图书必定有其内在的编例。由于统治的需要，元代政府非常重视农书的编撰，组织编写了重要农书，有《农桑辑要》、《农书》、《农桑衣食撮要》、《救荒活民类要》、《打枣谱》等。其中，《农桑辑要》分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桑、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十个部分，后附“岁用杂事”，排列了一年十二个月的主要农事活动。《农桑辑要》是继贾思勰《齐民要术》之后又一部全面介绍北方农业技术的农书，反映了我国13世纪的生产水平。元曲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之一，盛行于元代。元代元曲著作数量很多，元代钟嗣成《录鬼簿》著录有458种，明代朱权《太和正音谱》著录535种，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著录元代杂剧700多种，清李调元《剧话》云：“元人剧本，见于百种曲，仅十分之一。”(89)照此计算，则元代杂剧当有千种以上。此外，由于官方的提倡，宋元时期还编制了众多的医学著作，因而宋代编制了医学专题书目《医经目录》、《大宋本草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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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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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编例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史书体裁的创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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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年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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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编年体得到巨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资治通鉴》的创作。《资治通鉴》是由北宋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自班固《汉书》断代为史之后，历代正史——无论纪传、编年，都以断代为主，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出现，使通史的体裁得到发展。《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的历史。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5卷、《秦纪》3卷、《汉纪》60卷、《魏纪》10卷、《晋纪》40卷、《宋纪》16卷、《齐纪》10卷、《梁纪》22卷、《陈纪》10卷、《隋纪》8卷、《唐纪》81卷、《后梁纪》6卷、《后唐纪》8卷、《后晋纪》6卷、《后汉纪》4卷、《后周纪》5卷，成为我国第一部最系统、最完备的编年体通史。编年体本是中国最早的史籍体裁，但自西汉司马迁《史记》之后，纪传体便一统史坛，编年体从此沉寂无声，千余年后，《资治通鉴》的问世，恢复了编年体在历史上的地位，使编年体体裁进入了黄金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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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正史“本纪”为经，以“传”为纬，将“志”之大端编入相当之年，又充分运用追叙、插叙以及人物首出交代籍贯、世系等方法，较好地把纪传、编年优点荟萃为一篇。而《通鉴》的姊妹篇《通鉴目录》又可看作是“表”的演化。(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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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资治通鉴》使《春秋》开端至《左传》、《汉纪》成熟的编年体体裁得到了发展。为了“使读者晓然于记载之得失是非，而不复有所歧惑”(91)，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的同时，还撰写了《资治通鉴考异》30卷。此书按《资治通鉴》的编年次序排列，共有条目2977个，将司马光在撰写《通鉴》过程中对重大历史事件、地点、时间、相关历史人物所作考证一一加以收录，“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92)。司马光因此又创立了史书自注自考的新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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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纲目体史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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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目体是一种新形式的编年体史书体裁，由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朱熹《资治通鉴纲目》首创，其特点是纪事仍以时为序，每事以大字提要为纲，小字分注为目，纲简目详，颇便查阅。司马光晚年欲折中《资治通鉴》之繁与《通鉴目录》之简，作《通鉴举要》，而未成。南宋初年，胡安国以司马光遗稿为基础，订补而成《通鉴举要补遗》。朱子病其“记识之弗强，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93)，乃于宋孝宗乾道年间，与弟子据以上四书，“别为义例，增损隐括”(94)，作《资治通鉴纲目》59卷。书中大字为提要，即“纲”，模仿《春秋》，以明“书法”；小字以叙事，即“目”，模仿《左传》，记评史事。朱熹在自序中叙述其体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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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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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又用双行小字对此进行了解释。“表岁以首年”即在大事所发生的年岁之行外书写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则以朱书别之；即使无事，依举要亦备岁年。“因年以著统”即凡正统者，甲子下大书年号，非正统者则两行分注。“大书以提要”即以醒目大字把这一年的史事以提要形式写出来。“分注以备言”即以双行小字详注史事，其内容“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终者，有详陈其事者，有备载其言者，有因始终而见者，有因拜罢而见者，有因事类而见者，有因家世而见者，有温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论，有胡氏所收之说所著之评”(96)，颇为详备。《资治通鉴纲目》基本取材于《资治通鉴》，史料价值并不大，但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成为继纪事本末体后史书之又一种重要的史书编纂体裁。两宋以后，这种体裁的史书成为史籍中一大宗。受其影响，后世出现了一批纲目体史书，如明商辂《资治通鉴纲目续编》、南轩《资治通鉴纲目前编》、清乾隆敕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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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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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纪传、纪事本末是史书的三大体裁，编年始于先秦，纪传立于两汉，纪事本末则产生于南宋。纪事本末体是以事件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创始于南宋史学家袁枢编撰的《通鉴纪事本末》。袁枢平日喜读《资治通鉴》，便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历史事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资治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司马光的史论也一并抄入，每事标以醒目的标题，而袁氏本人不发表意见，不加一句话。全书编集了308件重大历史事件，按类编为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纪事本末之前，编年体与纪传体都记载历史事件，但它们在记事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纪传之法，或一事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97)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在编年体的基础上，将编年、纪传贯通为一，吸收了二体之长，使每一历史事件独立成篇，各篇按时间顺序编写，完整地反映历史事件的全过程，从而弥补了二者不足。清代学者章学诚特别推赞这种体裁，称其是化腐朽为神奇之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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