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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五、宋元——成熟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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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数量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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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著作的数量，前人记载不尽统一，甚至相距悬殊。《宋史·艺文志序》载北宋著作73877卷，南宋59429卷，合计133306卷；《宋史·艺文志》载两宋著作共计119972卷；周密《齐东野语》载北宋著作45669卷，南宋著作59386卷，合计105055卷；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载北宋著作40000余卷，南宋著作50090卷，合计90000余卷。其中《宋史·艺文志序》是据《三朝国史艺文志》、《二朝国史艺文志》、《四朝国史艺文志》、《中兴国史艺文志》和《宁宗续书目》统计出来的，因为其中重复较多，脱脱等在编撰《宋史·艺文志》时多有删削，得119972卷。这个数字虽不精确，但已经大大超过了前代。《辽史》、《金史》、《元史》均无艺文志，其图书编撰总数不得而知。1958年商务印书馆将清人黄虞稷、倪灿、钱大昕等补辑的三史艺文志十余种汇编为《辽金元艺文志》一书，该书所收辽、金、元著作总数为18250种，除去9101种重复外，还有9149种，这是辽、金、元三代著作的总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是以种数计量，而非卷数，而每种图书都会有至少一卷篇幅，由此可以想见辽金元三代著作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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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史书空前增多，其中以野史笔记为最，仅《四库全书总目》就著录了113种，故而清人昭梿说：“自古稗史之多，无如两宋。”(88)这些著作都是作者长期为学不断积累而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长短不一，多寡不同，其编排形式也自由灵活，或先分卷，次分门，后分条；或先分卷，后分条；或只分卷，不分条；或分卷不分条，不一而足。宋代类书也大量增加，《宋史·艺文志》著录有278部，10526卷，清倪灿《补志》又增补2341卷。这些新编撰的图书必定有其内在的编例。由于统治的需要，元代政府非常重视农书的编撰，组织编写了重要农书，有《农桑辑要》、《农书》、《农桑衣食撮要》、《救荒活民类要》、《打枣谱》等。其中，《农桑辑要》分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桑、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十个部分，后附“岁用杂事”，排列了一年十二个月的主要农事活动。《农桑辑要》是继贾思勰《齐民要术》之后又一部全面介绍北方农业技术的农书，反映了我国13世纪的生产水平。元曲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之一，盛行于元代。元代元曲著作数量很多，元代钟嗣成《录鬼簿》著录有458种，明代朱权《太和正音谱》著录535种，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著录元代杂剧700多种，清李调元《剧话》云：“元人剧本，见于百种曲，仅十分之一。”(89)照此计算，则元代杂剧当有千种以上。此外，由于官方的提倡，宋元时期还编制了众多的医学著作，因而宋代编制了医学专题书目《医经目录》、《大宋本草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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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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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编例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史书体裁的创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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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年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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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编年体得到巨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资治通鉴》的创作。《资治通鉴》是由北宋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自班固《汉书》断代为史之后，历代正史——无论纪传、编年，都以断代为主，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出现，使通史的体裁得到发展。《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的历史。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5卷、《秦纪》3卷、《汉纪》60卷、《魏纪》10卷、《晋纪》40卷、《宋纪》16卷、《齐纪》10卷、《梁纪》22卷、《陈纪》10卷、《隋纪》8卷、《唐纪》81卷、《后梁纪》6卷、《后唐纪》8卷、《后晋纪》6卷、《后汉纪》4卷、《后周纪》5卷，成为我国第一部最系统、最完备的编年体通史。编年体本是中国最早的史籍体裁，但自西汉司马迁《史记》之后，纪传体便一统史坛，编年体从此沉寂无声，千余年后，《资治通鉴》的问世，恢复了编年体在历史上的地位，使编年体体裁进入了黄金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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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正史“本纪”为经，以“传”为纬，将“志”之大端编入相当之年，又充分运用追叙、插叙以及人物首出交代籍贯、世系等方法，较好地把纪传、编年优点荟萃为一篇。而《通鉴》的姊妹篇《通鉴目录》又可看作是“表”的演化。(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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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资治通鉴》使《春秋》开端至《左传》、《汉纪》成熟的编年体体裁得到了发展。为了“使读者晓然于记载之得失是非，而不复有所歧惑”(91)，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的同时，还撰写了《资治通鉴考异》30卷。此书按《资治通鉴》的编年次序排列，共有条目2977个，将司马光在撰写《通鉴》过程中对重大历史事件、地点、时间、相关历史人物所作考证一一加以收录，“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92)。司马光因此又创立了史书自注自考的新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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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纲目体史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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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目体是一种新形式的编年体史书体裁，由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朱熹《资治通鉴纲目》首创，其特点是纪事仍以时为序，每事以大字提要为纲，小字分注为目，纲简目详，颇便查阅。司马光晚年欲折中《资治通鉴》之繁与《通鉴目录》之简，作《通鉴举要》，而未成。南宋初年，胡安国以司马光遗稿为基础，订补而成《通鉴举要补遗》。朱子病其“记识之弗强，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93)，乃于宋孝宗乾道年间，与弟子据以上四书，“别为义例，增损隐括”(94)，作《资治通鉴纲目》59卷。书中大字为提要，即“纲”，模仿《春秋》，以明“书法”；小字以叙事，即“目”，模仿《左传》，记评史事。朱熹在自序中叙述其体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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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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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又用双行小字对此进行了解释。“表岁以首年”即在大事所发生的年岁之行外书写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则以朱书别之；即使无事，依举要亦备岁年。“因年以著统”即凡正统者，甲子下大书年号，非正统者则两行分注。“大书以提要”即以醒目大字把这一年的史事以提要形式写出来。“分注以备言”即以双行小字详注史事，其内容“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终者，有详陈其事者，有备载其言者，有因始终而见者，有因拜罢而见者，有因事类而见者，有因家世而见者，有温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论，有胡氏所收之说所著之评”(96)，颇为详备。《资治通鉴纲目》基本取材于《资治通鉴》，史料价值并不大，但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成为继纪事本末体后史书之又一种重要的史书编纂体裁。两宋以后，这种体裁的史书成为史籍中一大宗。受其影响，后世出现了一批纲目体史书，如明商辂《资治通鉴纲目续编》、南轩《资治通鉴纲目前编》、清乾隆敕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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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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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纪传、纪事本末是史书的三大体裁，编年始于先秦，纪传立于两汉，纪事本末则产生于南宋。纪事本末体是以事件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创始于南宋史学家袁枢编撰的《通鉴纪事本末》。袁枢平日喜读《资治通鉴》，便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历史事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资治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司马光的史论也一并抄入，每事标以醒目的标题，而袁氏本人不发表意见，不加一句话。全书编集了308件重大历史事件，按类编为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纪事本末之前，编年体与纪传体都记载历史事件，但它们在记事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纪传之法，或一事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97)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在编年体的基础上，将编年、纪传贯通为一，吸收了二体之长，使每一历史事件独立成篇，各篇按时间顺序编写，完整地反映历史事件的全过程，从而弥补了二者不足。清代学者章学诚特别推赞这种体裁，称其是化腐朽为神奇之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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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漏。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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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认为史书采用纪事本末体才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或溢也”(99)。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后，纪事本末体与编年、纪传一起成为史书编撰的三大体裁，其继起者甚众，有明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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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钞新体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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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钞体史书自汉代出现以后，到宋代又增加了四种新的体例，即：“《通鉴总类》之类则离析而编纂之，《十七史详节》之类则简汰而刊削之，《史汉精语》之类则采摭文句而存之，《两汉博闻》之类则割裂词藻而次之”。(100)《通鉴总类》20卷为南宋沈枢撰。该书将司马光《资治通鉴》中事迹分离析出，分为271门，每门各以事标题，并略依时代先后为次，故称“离析而编纂之。”《十七史详节》为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所编，包括《史记详节》20卷、《西汉书详节》30卷、《东汉书详节》30卷、《三国志详节》20卷、《晋书详节》30卷、《北史详节》28卷、《南史详节》25卷、《隋书详节》20卷、《新唐书详节》60卷、《新五代史详节》10卷，共10种，273卷，它的篇幅远少于原书，浓缩了“十七史”的精华，相当于“十七史”的节选本。它系节抄“十七史”而成，摘其精要，故称“简汰而刊削之”。《两汉博闻》12卷，为宋杨侃所编，其中《汉书》7卷、《后汉书》5卷。该书摘录《汉书》与《后汉书》之文，不依篇第，不分门类，只简择其字句故事列为标目，故称“割裂词藻而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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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辑录体提要目录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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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录体提要目录是广泛辑录与该书有关的文献资料作为提要的目录，南宋高似孙《史略》已经采用这种方法。《史略》是一部史学专题书目，每书撰有提要，如卷一《太史公史记》下，先引《汉书·艺文志》卫宏《旧议》之文，叙《史记》缺补情况，然后辑录《太史公自序》成文及扬雄、班彪、班固、范晔、刘昭、张辅、葛洪、裴骃、王通、司马贞、刘伯庄、韩愈、柳宗元、刘知幾、白居易、皇甫湜、郑覃、殷侑、崔鸿等人论《史记》之语，并稍加评述，说明自己的看法。其他各书提要也多摘引前代诸家原文。到了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使辑录体提要目录更加完善，该书四部55类，无论全书总序、各类小序，还是各书提要，均非马端临本人撰写，都是从各类典籍中辑录而成，“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101)，都编在目录提要之中。《文献通考·经籍考》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为主要依据，除此之外，还辑录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国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正史列传、各书序跋和文集、语录中的有关文字。它保存了前代大量的原始文献，为读者提供各种相关资料，非常有利于研究者从多种角度进行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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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经籍考》之所以采用辑录体形式，是由《文献通考》全书的体例决定的。《文献通考》是一部政书体史书，全书的编纂就是辑录前代典籍有关典章制度方面的资料，《经籍考》作为全书24门中的一门，必须与全书体例保持一致，故采用辑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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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辑录体体例的优点，清代的《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朝文献通考·经籍考》、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章学诚《史籍考》、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等目录著作均采用了这种撰写提要的方法，可见辑录体目录对后世目录著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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