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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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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唐时期开始，编例已经渐渐脱离序文，开始独立成篇。宋元时期的编例继续深化普及这一过程，其内容不断完善，许多书籍在编制时候先定制编例，在出版时，编例或另行撰写，与书籍别行，或作为单篇列于书籍之中，并且明确以“凡例”标题。北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共分为四个阶段，其第一步就是编制全书编例，确定全书编撰的大纲和遵循的原则。这些具体的编撰方法，司马光专撰《通鉴释例》一书作了详细说明。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其遗稿已散乱，仅存的一部分，脱略也十分严重。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将其撮取分类，为36例，付梓刻印。今本《通鉴释例》只有12例，盖后人将细目合并，或又有遗佚。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邬国义曾撰《〈通鉴释例〉三十六例的新发现》一文，作者根据元初张氏晦明轩刻本《增节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考证出《通鉴释例》三十六例的全文，与现存十二例进行了比较，并对此三十六例作了笺注，这些都成为我们研究《资治通鉴》的重要资料和依据。南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有“编例”，分统系、岁年、名号、即位、改元、尊立、崩葬、篡贼、废徒、祭祀、行幸、恩泽、朝会、封拜、征伐、废黜、罢免、人事、灾祥9门，共137条，自古图书所列编例，无有如此之多者。朱熹所作另一著作《韩文考异》亦有编例。南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凡例”分“正例”、“杂例”两大类，“正例”又分灾祥、沿革、号令、征伐、杀生、除拜诸条，“杂例”又分行幸、赐宴、缮修、郊祠、赏赐、进书、振恤、蛮夷朝贡、蛮夷君长死立诸条，共15条。另有变例，则随事立于文中。元代独立的编例更多。熊忠《古今韵会举要》有“凡例”32条，分韵例、音例、字例、义例4类；俞皋《春秋集传释义大成》有“凡例”16条；李廉《春秋会通》有“凡例”10条；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有“凡例”10条；滑寿《难经本义》有“凡例”7条；景星《大学中庸集说启蒙》有“凡例”7条；张存中《四书通例》有“凡例”8条；胡炳文《四书通》有“凡例”8条；董鼎《书传辑录纂注》有“凡例”8条。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仍然有不少书籍编例仍然内含于序文之中，仍然有不少序文仍标题为“序（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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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六、明清——繁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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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是图书编撰的繁荣时期，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这个时期的图书数量众多，种类齐全，体裁大备，图书编例也更加细密，具有总结性和规范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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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数量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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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著作数量极多，《明史·艺文志》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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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有明一代以来，君臣崇尚文雅，列圣之著述，内府咸有开板。而一时之著作，亦有彬彬。崇正学者，多以濂洛为宗；尚辞藻者、亦以班扬为志。迨夫博雅淹通之士，著述尤多。故其篇帙繁复，远过前人。(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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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主要搜集明代著作，共12000余种，《明史·艺文志》以此为底本修改而成，著录明代著作4633部，96977卷，这个数字基本反映了明代图书编撰的情况。清代是我国图书编撰的极盛时期，图书编撰的数量大大超过前代，关于其总数，吴士鉴等《清史稿·艺文志》著录9633种，138078卷，武作成《补编》又增补10438种，93772卷，合计20071种，231850卷。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王绍曾等所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旨在补著前二书未录之书，拾遗补阙54880种，数量空前，超过《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两书收书总数一倍多。上述三书，共计著录清代著作74951种，这个数字大体上比较接近清代著述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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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四部图书大备，经史子集各类书籍都大大发展，数量尤多。史书中方志大量涌现，在清代达到全盛，其数量多、种类全，在编例和内容方面更加充实和完备。据统计，明代地方志有770多种，而清代地方志则有5700多种，占总数的一半还多。全国有一统志，省有省志，府有府志，州有州志，县有县志，此外还出现了边关志，以及村镇志等。明清时期的方志，不但数量巨大，种类也极其繁多，编例更趋完善。明末开始，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西学传入东方，明代先后翻译了120多种反映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明代杂史数量较多，《明史·艺文志》著录有数百种，谢国祯《增订晚明史籍考》著录明末杂史一千多种，多为明人所作。明代文集也很多，据统计，明代文集传世者约有两千余种。清代丛书、家谱的编撰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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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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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是图书编撰发展的繁荣期，这个时期的图书编例表现出总结性和集大成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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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案体著作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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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案体是记述学术源流、学派思想及其演变的一种史书体裁。宋代朱熹《伊洛渊源录》已具学术史著作的雏形，但体例不完整，明末清初黄宗羲《明儒学案》、全祖望等《宋元学案》正式确立了这一史书体裁并使其更加完善。《明儒学案》首先按照儒学师承渊源关系，将各家学术分成若干派别，每个派别立一学案；每学案前先作小序，概括说明本学派渊源及传授系统，其下分列此派各学者，依次介绍；每人先立小传，叙其生平概况及学术宗旨，再摘录其重要著作或语录，以具体的材料表明各学者的思想见解，间有作者自己的意见，这就形成了脉络清晰、结构严谨的学案体史书体制。黄宗羲在写完《明儒学案》之后，就准备编写《宋元学案》，未竟而卒，后其弟子全祖望等人续修完成，计100卷。与《明儒学案》相比，《宋元学案》有《序录》一篇，说明全书的规模和每卷的内容与主旨，具有发凡起例的总纲性质；《宋元学案》于每一学案增设一表，反映案主的师友、门人、亲属等关系，使宋代学派林立、头绪纷繁的师承学统关系一目了然，更加清晰；《宋元学案》在每一学案之后，多载时人或后人评论，使观者可以明其主旨与得失。这样，学案体这种史体由于《宋元学案》的成书而进一步完备。学案体史书实为学术思想史专著，也是继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等主要史书体裁之后出现的又一新的史书体裁，为后学研究断代或历代学术思想史及沿革，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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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索引的正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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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书籍——索引。中国的索引源远流长，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的类书，将采自群书的资料分类编排，冠以类目名称，每条资料均注明出处。这种形式，已具索引的雏形。但是，严格意义的索引，到明清时代才真正出现。明代张士佩的《洪武正韵玉键》1卷，是《洪武正韵》所收各字的分类索引。明末著名学者傅山的《两汉书姓名韵》，将《汉书》、《后汉书》中的人名分韵编排，详注出处，是我国最早的人名索引。清顺治九年（1652年），蔡烈先编成《本草万方针线》，是为李时珍《本草纲目》所编的方剂索引。蔡烈先把《本草纲目》中散见各处的1万多个药方按病种门类重新排序，注明治疗某病有哪些药方，这些药方分别见于《本草纲目》某卷某页。该索引篇幅较大，体例严谨，实用性强，蔡氏欣慰地说：“有《本草》者不可无此《针线》。家家有《本草》，有此《针线》，百病千方，顷刻可用，人尽医矣。于以救人，不无小补。”(107)乾隆年间，汪辉祖编出《史姓韵编》64卷，收录《史记》至《明史》二十四史中的人名，以立有专传的人名为主，兼收附传的人名。根据人物的姓所属韵部，按106韵编排。陶治元编的《皇清经解敬修堂编目》16卷，是大型丛书《皇清经解》的索引，标引细密，很有特色。清黎永椿编著《说文通检》14卷，此书为翻检《说文》而设，把《说文解字》的字头篆书改成楷书，按笔画编排，下注原书卷部，为查考原书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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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书体例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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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书发展到明清，类型更加齐全，编制更加精湛，体例亦更加完善，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和现存最大的类书都产生于这个时期。《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命解缙等人所编的一部类书，是我国历史上内容最广博、卷帙最庞大的一部综合性类书，人称“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全书正文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总计22937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亿7千万字。《永乐大典》是按韵编排类书的代表性著作，其体例是以明初官修的《洪武正韵》的76韵依次编排辑录的资料。即：以单字为目，以韵系字，每单字下详注音、义，并录该字篆、隶、楷、草各种字体，然后分类辑入与该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等史实典故和诗文词曲。这就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方法。其采录古籍资料，均注明出处，且书名、作者都以红字写出，极为醒目；其摘引典籍，或录其片段，或整篇、整部抄入，一字不易，甚为完整，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古代文献资料。明代还出现了图文并茂的图谱性类书，从图谱和文字两方面来阐述事物的源流，如王圻《三才图会》和章潢《图书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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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清朝康熙时期由福建侯官人陈梦雷（1650—1741年）所编，全书共10000卷，目录40卷。《古今图书集成》部头巨大，资料浩瀚，但全书的编排条理清楚，繁而不乱。它彻底贯彻“以类聚事”的原则，设立了一个由“汇编”、“典”、“部”组成、层层展开的三级类目。首分历象、方舆、明论、博物、理学、经济6汇编；汇编之下又分典，计分干象、岁功、历法、庶征、坤舆、职方、山川、边裔、皇极、宫闱、家范、交谊、氏族、人事、闺媛、艺术、神异、禽虫、草木、经籍、学行、文学、字学、选举、铨衡、食货、礼仪、乐律、戎政、祥刑、考工32典；典下分部，共6117部。各部下的资料按分类原则编排，设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无者缺之。《古今图书集成》不仅收罗宏富，而且分类细密，为读者检索提供了方便，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体例最完善的一部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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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还出现了专门辑录女性史料的类书《奁史》，有关古代女性历史的记录，向来稀少且不具系统，这部大型的综合性类书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辑录不少女性生活的记载，实在弥足珍贵，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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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目著作的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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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是我国古代规模最为巨大的一部官修图书目录。全书200卷，著录图书10223种，172626卷（包括存目），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总目》）不但规模巨大，而且体例完备，是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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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吸收古今书目分类的成就，建立了一个符合当时学术特点和图书情况的分类体系。《总目》首分经、史、子、集四部；每部又分类，经部分10类，史部分15类，子部分14类，集部分5类，共计44类；每类之中“流别繁碎者又各析子目”，形成一个四部、44类、66子目的分类系统，这是一个组织严密、层次分明、脉络清晰的分类体系，展示了清代学术源流状况。在类目的设置上，《总目》“务求典据”，研究比较历代书目著作的短长，择善而从；并根据学术与图书发展的实际情况，或调整旧类目，或增设新类目，以适应新形势。《总目》使四部分类法更加完善，后世书目分类多以之为准绳，阮元《天一阁书目》、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等都谨守其法，即使现在的古籍分类也还用到它，可见其分类体系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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