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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1704837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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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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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不少同书异名的。同书异名就是一种书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称。如《老子》又名《道德经》，《庄子》又名《南华经》，《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说》，《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古文春秋》，《诗品》又名《诗评》，《红楼梦》有《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金玉缘》5个别名。同书异名现象由来已久，西汉刘向在整理图书的时候就注意到《战国策》有多个不同的书名，《战国策书录》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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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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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同书异名的情况。明人祁承在《澹生堂藏书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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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本书也，而故多析其名以示异者，如颜师古的《南部烟花》即《大业拾遗》也；李绰之《尚书谈录》即《尚书故实》也；刘珂之《帝王历歌》即《帝王镜略》也，此所谓实同而名异者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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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杜信孚《同书异名汇录》是迄今为止查找同书异名较为详备的一部工具书。此书在1982年版《同书异名通检》的基础上再次增订，共著录同书异名的图书13500多条，其中有的图书异名有9个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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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同书异名的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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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先秦时期同书异名主要是因为其时图书多无作者自定之书名，后人称呼，多有不同。诚如余嘉锡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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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书名，本非作者所自题，后人既为之编次成书，知其为某家之学，则题其氏若名以为识别；无名氏者，乃约书中之意义以为之名。所传之本多寡不一，编次者亦不一，则其书名不能尽同。(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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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古书的标示方法有多种。一种书有多种不同的命名方式，这造成了大量同书异名的出现。如一人之文集，可以以作者之姓、名、字、号、官职、地点等多种方式命名，故《贾谊集》又名《贾长沙集》；《李太白集》又名《李翰林集》；《柳河东集》又名《柳柳州集》、《柳文惠公集》；《文山集》又名《文山先生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等。而一人之字、号有时也有多个，如宋代黄庭坚就有山谷老人、涪翁、黔安居士、八桂老人等名号，且都见于其诗文中，这就使一集之名更加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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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就曾使用几个不同的书名。《红楼梦》之所以有多个书名就是因为曹雪芹在创作时就曾根据侧重的内容不同而用过几个书名，如《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石头记》、《红楼梦》等都是其曾用过的书名。有的图书是因为稿本与定本书名前后不同，但同时流传下来。如南宋淳熙年间吕祖谦编《宋文鉴》（当时称《皇朝文鉴》），此是其定本之名。但初编之时，其书名为《文海》，当时周必大曾上奏曰：“《文海》乃近时江钿编类，殊无伦脊，莫若委馆阁官铨择本朝文章，成一代之书。”(39)朱熹亦有与东莱论《文海》书；书成之后，宋孝宗赐名《皇朝文鉴》，遂有此名。宋吴缜《新唐书纠谬》初名“纠谬”，后改为“辨证”，而绍兴间长乐吴元美刊行于湖州，仍题曰“纠谬”，至今尚沿其名。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初稿名曰《行边纪闻》，后编次成帙，复改书名，而二名并行于世。清初唐甄《潜书》原名《衡书》，后因连蹇不遇，更名《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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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后人将书名简化。清陆以湉曾论后人简称前人之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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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之名，今有改减其字者，如《周易》称《易经》，《尚书》称《书经》，《孔子家语》只称《家语》，《五代史记》去“记”字，《古列女传》去“古”字，《白虎通义》、《风俗通义》皆去“义”字，《说文解字》去“解字”二字，《世说新语》去“新语”二字，习俗相沿，有不知其本名者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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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省称而简化书名主要是那些书名较长的图书，清代有两部书名堪称冗长的医书，一是钱璜的《重编张仲景伤寒论证治发明溯源集》，书名凡15字，后人因省称《伤寒溯源集》；一是喻昌《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书名达16字，世人省其文简称《尚论篇》。其他如扬雄《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明张鼐《吴淞甲乙倭变志》简称《甲乙倭变钞录》，《焦太史国朝献征录》简称《献征录》，《四库全书总目》简称《四库总目》，董真卿《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简称《周易会通》等，这就使得一书具有了两个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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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避讳方面的原因。避讳是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为了回避君主、圣贤或尊长的名、字、号被迫将书名改易。如为了回避隋文帝杨广之名，《广雅》易名《博雅》；为了回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齐民要术》易名《齐人要术》；为避清高宗弘历之讳，梁释僧祐《弘明集》改名《宏明集》。避讳有多种方法，需要回避之字多用同义之字代替，而同义之字不只一个，这又增加了同书异名的情况，如为了回避唐高宗李治之讳，《治道集》改名《理道集》、《政道集》；明李中梓《本草通玄》，清刊本改为《本草通元》、《本草通原》，此因避讳一书增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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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因后人改易，一书具有多名。后人改易前人之书名，又有编者改与刊者改两种情况。古代多有前人著作后人整理或重新编次，因而改定书名，宋代后尤为常见，而以文集为最。明叶盛曾对这种情况作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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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制作，名集编次，多出于己。或身后出于门人故吏、子孙学者，亦莫不然。周必大所识《欧阳文忠公集》亦可见已。今人不知此，动辄妄意并辏编类前人文集，如处州《叶学士文集》，又曰《水心文集》，曰《文粹》……(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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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魏野原著《草堂集》10卷，后其子重编汇为7卷称《巨鹿东观记》；张耒有《张右史文集》，后来散佚，清修《四库全书》时将其重定为《宛丘集》，武英殿聚珍版则取名《柯山集》。刻书者经常将原著改头换面以谋利益，变换书名、巧立名目是其常用手段之一。如《汉唐事笺对策机要》“原名《汉唐会要》，其所为《对策机要》者，想当时刊书人所加，以邀易售”(42)。《古唐类苑》160卷“实《北堂书钞》也。恨书贾欺人，好改易古书，名目一变，而为《大唐类要》，再变而为《古唐类苑》，辗转滋谬，致失其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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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政治因素。为加强思想控制，历代统治者都禁止不利其统治的图书出版，历史上的各种禁书目录就是很好的例证。变换书名常常是反禁的一个方法，如《盾鼻随闻录》改为《钞报随闻录》就是如此。还有一些书籍由于著者受政治事件的牵连，其书亦不得不改换名目，如《东坡先生易传》又名《毗陵易传》，乃因“元祐党禁不敢显题，以先生终于常州，故称毗陵”(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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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为了将书名区别而改书名。今本“二十四史”中，有所谓《前汉书》与《后汉书》、《旧唐书》与《新唐书》、《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前汉书》原名《汉书》，后人加“前”字，以与《后汉书》相区别；《旧唐书》原名《唐书》，《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宋书·艺文志》均有著录，后人加“旧”字以与后来之《新唐书》、《新五代史》区别，以示撰著时间上的先后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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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史料记载不同。一种著作，于序言、跋语、书目及其他资料中都会有记载，然称引却不尽相同，后人沿用，各有所采，致使一书多名。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献通考》作‘系年要纪’，宋史本传作‘高宗要录’”(45)，互有不同。《四库全书总目》据“《永乐》所题，与心传《朝野杂记》自跋及王应麟《玉海》相合，故定为‘系年要录’著于录焉”(46)。可见，此书书名在《文献通考》、《宋史》、《永乐大典》、《朝野杂记》及著者李心传跋语之中都有记载，但其记载并不完全相同。宋陶岳《五代史补》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作《五代补录》，但作者自序亦作《五代史补》，则晁公武所记有误。唐王方庆《魏郑公谏录》，唐志以为《魏徵谏事》，司马光通鉴书目以为《魏元成故事》，惟洪迈《容斋随笔》作《魏郑公谏录》，各有不同。不同资料称引不同尚可理解，有时甚至一种资料对同一种书也有多种称谓，如《永乐大典》中于朱熹《晦庵集》，有称《朱熹晦庵集》，亦有称《朱晦庵集》、《朱晦庵文集》、《朱晦庵大全集》者。引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字下都称《李焘续通鉴长编》，至于散引自宋字以外名卷者，则多称《续通鉴长编》、《续宋鉴长编》、《宋续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其他如所引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则多称《九朝长编纪事本末》，间也有省称《九朝纪事本末》。类如以上各种情况的其他所引之书也是所在多有，鉴于这种情况，有些学者建议编成《永乐大典存本同书异名通检》，以便检索。(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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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因伪托、剽窃他人著作而改名。书商为谋利，以一般著作伪托假冒名人之作，如明代窦梦麟《疮疡经验全书》，假托元代名医窦汉卿所著，清代浩然楼重刊本径改书名为《窦太师秘本全书》。明程云鹏所撰《慈幼筏》，书商托名明张介宾所著，清初桐石山房刊本改名为《慈幼新书》。又有后代之人抄袭前代名人作品，更改书名，冒为己有。清代杨璿有《伤寒瘟疫条辨》6卷，此书“全袭三原陈尧道《伤寒辨证》，稍为移易次第，改换篇题，增删字句。前5卷出于补义者十仅一二，第6卷辨论本草，陈书所无，乃璿自纂……纵略有推阐，亦当重为刊布，附注己见，乃为不欺，竟效郭象之盗向秀，殊谌齿冷耳”(48)。清谈迁对这种抄袭前人著作再立名目而冒充己出的现象甚为鄙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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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事略》，本湖广行都司经历蔡于璧之《龙飞纪略》；卓氏《藻林》，本吴兴王氏所辑。嘉隆以来，诸公掠美者颇多。噫，仰眠床上，看屋梁著书，千秋万岁谁传此者？幸传矣，又为宋齐丘所据，惜哉。凡篡书有三：货得之可也，阴得之次之，最下则蹠跖。(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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