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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1704837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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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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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解是汇集诸家对同一典籍的解释而对其进行注解的一种方式，它是各家学说的总汇，后世的集注、集说、集释、集传等与其大致相同。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序》云：“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139)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序》云：“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以徐为本，号曰《集解》。”(140)张守节《史记正义》云：“裴骃采‘九经’诸史并《汉书音义》及众书之目而解《史记》，故题《〈史记集解〉序》。”(141)此是采集各家解说以成一书。晋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则汇合经与传为之解释，此集解兼解经和注，与《论语集解》稍为不同。其序云：“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142)孔颖达《左传正义》云：“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而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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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1704837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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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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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句之名，是离章辨句的省称，是分析古书章节句读的意思。《后汉书·桓谭传》注曰：“章句谓离章辨句，委曲枝派也。”(144)沈钦韩《汉书疏证》云：“章句者，经师指括其文，敷畅其义，以相教授。”(145)汉代一些儒者治学，从分析文章章句入手，章句之体于是兴起。西汉时，“章句”有称为“说”者，如《汉书·丁宽传》云：“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其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146)《汉书·夏侯胜传》云胜“受诏撰《尚书》、《论语》说”(147)，《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书大、小侯章句”。章句与故、传均为注释之体，但有所不同。《汉书疏证》云：“左宣二年传疏，服虔载贾逵、郑众、或人三说，解‘叔牂曰子之马然也’，此章句之体。解诂者，《管子·刑法解》、《墨子·经说》、《尚书大传》、《毛诗传》之类。解故不必尽人能为，章句各师具有，繁简不同耳。”(148)章炳麟《国故论衡·明解诂上》云：“古之为传异于章句，章句不离经而空发，传则有异。左氏事多离经，公羊、穀梁二传亦空记孔子生。”(149)刘师培《国学发微》云：“故传二体，乃疏通经文之字句者也；章句之体，乃分析经文之章句者也。”(150)可见，章句侧重章句分析，故传侧重字句疏通；章句不离本经，故传则可离经而行。一般而言，故传简明，章句则繁琐。《后汉书·桓荣传》云：“初，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151)《后汉书·张奂传》云：“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152)《后汉书·伏恭传》：“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153)《后汉书·景鸾传》：“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余万言。”(154)章句之繁琐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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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具有丰富的编撰经验，以上所列，只是古代较为常见的著作方式，并未尽述所有的著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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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五、古书中的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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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是我国古代典籍中常见的一种文化现象。《说文解字·言部》云：“讳，誋也。”《玉篇·言部》云：“誋，禁也。”陈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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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真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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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古代避讳不只讳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所谓避讳，就是封建时代对犯忌触讳之名物，不直接说出或写出，而用各种方法进行回避或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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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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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避讳的历史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周代。《左传·桓公六年》载，鲁桓公在举行了太子出生的礼仪后，便向大夫申询问如何给太子取名，申说：“周人以讳事神，终得讳之。”(156)意思是说取名要慎重，因为人死了之后，他的名字就要避讳了。晋僖侯名司徒，故废司徒改为中军，司徒氏改为司城氏；鲁定公名宋，故改宋为商。这些说明早在周代就有了避讳的礼俗。孔子作《春秋》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周代虽已有避讳的习俗，但还未形成制度，所以所避之字甚少，且不严格。如“克昌厥后，骏发尔私”，此周成王时所作诗，不避周文王、周武王之“昌”字与“发”字；周穆王名满，周定王时有“王孙满”之人名，不避君主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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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避讳逐渐形成为制度。据王健《史讳辞典》统计，避秦始皇一人之讳的用例就有25个。如为避秦始皇嬴政之名，改“正月”为“端月”；避秦始皇父亲子楚之名，改“楚”为“荆”。但与后代相比，“秦初避讳，其法尚疏”(157)。到汉代，避讳的规定已经趋于严密，如“邦之字曰国”、“盈之字曰满”、“秀之字曰茂”、“协之字曰合”等，这种具体和固定的表达方式是前代所没有的，可见两汉的避讳已经走向规范化。现存最早的有关避讳的诏书也见于西汉。元康二年（前64年）汉宣帝因原来的名字“病己”易被触犯，故改名为“询”，特下诏书曰：“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158)这表明在汉代触天子之名讳是一种犯罪，要受到惩罚，避讳已与国家法律相关。秦汉避讳制度虽渐趋形成，史籍中犯讳之例也时有发现，但与后代相比，并不十分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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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讳极严。魏晋时期特别重视家讳，即对已故父祖名字的避讳。官员每到一地上任，下属要先请教官长的家讳，称为“请讳”，这是当时的惯例。所以，王蓝田到扬州上任，主簿向他请教家讳，他说：“亡祖，先居，名播海内，远近所知。内讳不出于外，余无所讳。”(159)家讳在国君面前就取消了，所以君无所讳。然而，即使如此，皇帝也应该注意为臣隐“讳”。据载，晋安帝与桓玄一起饮酒，安帝因嫌酒冷，就说：“温酒来！”桓玄听后便呜咽流涕。原来桓玄的父亲名桓温，安帝之言触其家讳。鲁迅先生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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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他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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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在唐宋时期达到极盛。陈垣曾经指出：“入隋则讳禁稍严，渐开唐人风气矣。”(161)唐代规定，当代君主上数七世，均需要避讳。而且唐代二名偏讳，《礼记·檀弓》云：“二名不偏讳。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徵’不称‘在’，言‘在’不称‘徵’。”这是说，尊长之名若是两字，只需避其中之一，不需两字都避。至唐，武德九年（626年）有令曰：“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已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162)但此令只在唐太宗当朝实行，之后，“世”字曰“代”，“民”字曰“人”，二名俱讳，执行颇为严格。唐代亦有法律明文规定触讳所受之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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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误犯者，徙三年；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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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唐代根据不同程度的犯讳制定了不同程度的惩罚措施，这加强了古代避讳制度。此外，唐代还开创了缺笔的避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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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避讳亦更严，不但七世以上的君主先人之名本字要避，其嫌名也要避。所谓“嫌名”是指与君主或尊长之名音同或音近的字，周代“礼不讳嫌名”，与君长之名音同（近）之字无需避讳。后代，嫌名渐避，如汉宣帝名询，改“荀卿”为“孙卿”；隋文帝杨坚父名忠，改官名“中书”为“内史”等。但历代避嫌名之多无过宋代者，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修订的《淳熙重修文书式》中载避宋太祖赵匡胤的嫌名讳字18个，避宋英宗赵曙的嫌名讳字26个，避宋钦宗赵桓的嫌名讳字49个，避南宋高宗赵构的嫌名讳字竟多达55个，如为避宋太祖赵匡胤之名讳，除“匡”、“胤”二本字外，还兼避“恇”、“筐”、“眶”、“诓”、“劻”、“靷”、“引”、“酳”等字；避宋高宗赵構（构）之名讳，除“構（构）”本字外，还兼避“遘”、“勾”、“钩”、“雊”、“诟”、“姤”、“觏”、“搆”、“購”、“逅”、“溝”等字，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唐代。故洪迈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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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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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家讳亦甚为严格，李贺因父名晋肃，终生不敢应考进士，韩愈为此专写《讳辨》一文，讥其非曰：“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杜甫父名闲，杜甫诗文中因无“闲”字；《新唐书》记载，贾曾“曾擢中书舍人，以父名言忠，不拜”(165)；萧复“进复户部尚书，行军长史。以父名衡，改统军长史”(166)。宋代苏轼祖名序，其作文，凡“序”均写为“叙”；刘温叟父名岳，终生不听丝竹，不游嵩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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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起自朔漠，其始本无文字，无所谓避讳。”(167)在与汉族长期的交往过程中，辽金政权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采用汉族的避讳制度。辽代辽太宗名耶律德光，其国“光禄寺”因改“崇禄寺”，“范延光”易名“范延广”，“宋光业”易名“宋晖业”。辽代避讳较少，上述记载光禄寺易名是《辽史》正文中明确记载避讳的唯一一例。金代避讳则盛于辽代，“金自灭辽而后，与宋人接触频繁，适当宋人避讳极盛之时，故金亦受其熏染，其避讳遂比辽为盛。”(168)完颜阿骨打后来取汉名为完颜旻，所讳除本字而外，还避讳嫌名“闵”、“悯”、“岷”等字。洪皓《松漠纪闻·补遗》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