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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1704837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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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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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避讳的历史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周代。《左传·桓公六年》载，鲁桓公在举行了太子出生的礼仪后，便向大夫申询问如何给太子取名，申说：“周人以讳事神，终得讳之。”(156)意思是说取名要慎重，因为人死了之后，他的名字就要避讳了。晋僖侯名司徒，故废司徒改为中军，司徒氏改为司城氏；鲁定公名宋，故改宋为商。这些说明早在周代就有了避讳的礼俗。孔子作《春秋》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周代虽已有避讳的习俗，但还未形成制度，所以所避之字甚少，且不严格。如“克昌厥后，骏发尔私”，此周成王时所作诗，不避周文王、周武王之“昌”字与“发”字；周穆王名满，周定王时有“王孙满”之人名，不避君主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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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避讳逐渐形成为制度。据王健《史讳辞典》统计，避秦始皇一人之讳的用例就有25个。如为避秦始皇嬴政之名，改“正月”为“端月”；避秦始皇父亲子楚之名，改“楚”为“荆”。但与后代相比，“秦初避讳，其法尚疏”(157)。到汉代，避讳的规定已经趋于严密，如“邦之字曰国”、“盈之字曰满”、“秀之字曰茂”、“协之字曰合”等，这种具体和固定的表达方式是前代所没有的，可见两汉的避讳已经走向规范化。现存最早的有关避讳的诏书也见于西汉。元康二年（前64年）汉宣帝因原来的名字“病己”易被触犯，故改名为“询”，特下诏书曰：“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158)这表明在汉代触天子之名讳是一种犯罪，要受到惩罚，避讳已与国家法律相关。秦汉避讳制度虽渐趋形成，史籍中犯讳之例也时有发现，但与后代相比，并不十分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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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讳极严。魏晋时期特别重视家讳，即对已故父祖名字的避讳。官员每到一地上任，下属要先请教官长的家讳，称为“请讳”，这是当时的惯例。所以，王蓝田到扬州上任，主簿向他请教家讳，他说：“亡祖，先居，名播海内，远近所知。内讳不出于外，余无所讳。”(159)家讳在国君面前就取消了，所以君无所讳。然而，即使如此，皇帝也应该注意为臣隐“讳”。据载，晋安帝与桓玄一起饮酒，安帝因嫌酒冷，就说：“温酒来！”桓玄听后便呜咽流涕。原来桓玄的父亲名桓温，安帝之言触其家讳。鲁迅先生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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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他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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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在唐宋时期达到极盛。陈垣曾经指出：“入隋则讳禁稍严，渐开唐人风气矣。”(161)唐代规定，当代君主上数七世，均需要避讳。而且唐代二名偏讳，《礼记·檀弓》云：“二名不偏讳。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徵’不称‘在’，言‘在’不称‘徵’。”这是说，尊长之名若是两字，只需避其中之一，不需两字都避。至唐，武德九年（626年）有令曰：“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已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162)但此令只在唐太宗当朝实行，之后，“世”字曰“代”，“民”字曰“人”，二名俱讳，执行颇为严格。唐代亦有法律明文规定触讳所受之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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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误犯者，徙三年；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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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唐代根据不同程度的犯讳制定了不同程度的惩罚措施，这加强了古代避讳制度。此外，唐代还开创了缺笔的避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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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避讳亦更严，不但七世以上的君主先人之名本字要避，其嫌名也要避。所谓“嫌名”是指与君主或尊长之名音同或音近的字，周代“礼不讳嫌名”，与君长之名音同（近）之字无需避讳。后代，嫌名渐避，如汉宣帝名询，改“荀卿”为“孙卿”；隋文帝杨坚父名忠，改官名“中书”为“内史”等。但历代避嫌名之多无过宋代者，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修订的《淳熙重修文书式》中载避宋太祖赵匡胤的嫌名讳字18个，避宋英宗赵曙的嫌名讳字26个，避宋钦宗赵桓的嫌名讳字49个，避南宋高宗赵构的嫌名讳字竟多达55个，如为避宋太祖赵匡胤之名讳，除“匡”、“胤”二本字外，还兼避“恇”、“筐”、“眶”、“诓”、“劻”、“靷”、“引”、“酳”等字；避宋高宗赵構（构）之名讳，除“構（构）”本字外，还兼避“遘”、“勾”、“钩”、“雊”、“诟”、“姤”、“觏”、“搆”、“購”、“逅”、“溝”等字，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唐代。故洪迈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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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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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家讳亦甚为严格，李贺因父名晋肃，终生不敢应考进士，韩愈为此专写《讳辨》一文，讥其非曰：“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杜甫父名闲，杜甫诗文中因无“闲”字；《新唐书》记载，贾曾“曾擢中书舍人，以父名言忠，不拜”(165)；萧复“进复户部尚书，行军长史。以父名衡，改统军长史”(166)。宋代苏轼祖名序，其作文，凡“序”均写为“叙”；刘温叟父名岳，终生不听丝竹，不游嵩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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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起自朔漠，其始本无文字，无所谓避讳。”(167)在与汉族长期的交往过程中，辽金政权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采用汉族的避讳制度。辽代辽太宗名耶律德光，其国“光禄寺”因改“崇禄寺”，“范延光”易名“范延广”，“宋光业”易名“宋晖业”。辽代避讳较少，上述记载光禄寺易名是《辽史》正文中明确记载避讳的唯一一例。金代避讳则盛于辽代，“金自灭辽而后，与宋人接触频繁，适当宋人避讳极盛之时，故金亦受其熏染，其避讳遂比辽为盛。”(168)完颜阿骨打后来取汉名为完颜旻，所讳除本字而外，还避讳嫌名“闵”、“悯”、“岷”等字。洪皓《松漠纪闻·补遗》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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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庙讳尤严，不许人犯。尝有武弁经西元帅投牒，误斥其讳，杖脊流递。武元（太祖尊号）初，只讳“旻”，后有申请云：“旻，闵也。”遂并“闵”讳之。(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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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最重视避讳的要数金章宗完颜璟，据《金史·章宗本纪三》记载，泰和元年（1201年）三月，章宗就下诏书，“敕官司，私文字避始祖以下庙讳、小字，犯者论如律”(170)。金代从金始祖到太祖之前共传十代，再传至章宗之前，共15帝。为十五代帝王避讳，这大大超过了历代帝王一般只避七庙之讳的数量。可见洪皓所说“金人庙讳尤严”并非凭空虚言。章宗还下诏其国回避以前历代王朝之国号及前代圣贤周公、孔子之名讳。金朝避讳之严又表现在科举上。元代刘祁《归潜志》卷八记载：“泰和间，有司考诗赋，已定去取，及读策论，则止用笔点庙讳御名，且数字数与涂注之多寡。”(171)《金史·选举志一》亦云：“所试文卷惟犯御名庙讳、不成文理者则黜之，余并以文之优劣为次。”(172)考生于避讳知识娴熟与否，成了决定前程命运的大事。一些有学之士不免因触讳而遭黜落，名医张元素就是一例。《金史·方伎传》载：“张元素字洁古，易州人。八岁试童子举。27岁试经主进士，犯庙讳下第，乃去学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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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与辽金一样，初始并不避讳，后受中原文化影响，渐行避讳，并用法律形式将其固定下来，据《元史·刑法志一》记载：“诸内外百司，凡进贺表笺，缮写誉籍印识各以式，其辄犯庙讳御名者，禁之。”(173)据《元史·选举志一》中记载，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十月中书省所定的科举条目有所谓“试卷不考格”，规定“试卷不考格，犯御名庙讳及文理纰缪，涂注乙五十字以上者，不考”(174)。“不考”即取消考生的录取资格。可见，元代考生如若犯讳就会失去及第的机会。虽然元朝已经逐渐实行了避讳制度，但由于其接触中原文化的时间不长，而元朝皇帝都只有蒙古名而无汉名，其蒙古名虽用汉字译写，亦是仅取其音，用字却不能统一，所以元朝避讳制度最终并未严格执行，如元武宗名海山，但武宗时以“海”为名者很多，据陈垣检《武宗本纪》中就有7人：海都、朵儿朵海、塔刺海、塔海、塔失海牙、火失海牙、海刺孙，此外地名、官名内带“海”字者也不少。元朝对触讳犯罪者的处罚也比较轻，故元代书籍中很难见到避讳用例。明朝郎瑛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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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质而无文，讳多不忌，故君臣同名者众。后虽有讳法之禁，不过临文缺点画……岂如宋室一字而有数十字之避！(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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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前期避讳较宽，天启、崇祯之后逐渐苛严。如为避明熹宗朱由校之讳，“校书”之“校”常写作“挍”或“较”；为避明思宗朱由检之讳，“由”写作“繇”，“检”写作“简”或“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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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避讳始于康熙，雍正、乾隆两朝最严。为避康熙帝（名玄燁）、雍正帝（名胤禛）、乾隆帝（名弘曆）、嘉庆帝（名顒琰）、同治帝（名载淳）之讳规定，“玄”缺末笔，或以“元”代替；“燁”缺末笔，或以“煜”代替；“胤”以“允”、“嗣”、“裔”代替，“禛”以“祯”、“正”代替；“弘”缺末笔，或以“宏”代替；“顒”缺末二笔；“淳”缺末笔。除避本字外，其嫌名如“真”、“贞”、“泓”、“紭”、“醇”等亦避之。此外，以名讳作偏旁之字亦避，如以“玄”为旁之“率”、“畜”、“蓄”等字皆在避讳之列。清朝法律规定，凡犯讳者，举人罚停会试三科，进士罚停殿试三科，生员罚停乡试三科。虽经缺笔，仍各罚停一科。清代的一部分文字狱案件即是由触讳引起的，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西举人王锡侯著《字贯》一书进献给朝廷，但书中将圣祖、世宗、高宗名字原字列出，不加回避，最后招致杀身之祸，酿成大狱，后人总结此事云：“王举人好心上书，书呆子身首异处。”一位考官以《诗经》中的诗句“维民所止”命题，乾隆认为“维”、“止”二字正好是去掉了头的“雍正”二字，暗示着雍正要掉头，于是这位考官便成了避讳制度下的冤魂。道光、咸丰以后，国势日下，避讳也渐趋衰落。民国改元，此习终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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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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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的种类较多，约而言之，主要有敬讳、忌讳和憎讳三种。敬讳就是回避君主、尊长或圣贤的名字。敬讳就对象而言，又有三种类型，一是国讳（一名公讳），这是举国上下所有人都必须回避的，主要是回避皇帝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有的进而避及皇帝的字、皇后及其父祖名字等，上文所举各代避君主名各例即属国讳。二是家讳（一名私讳），这是本家族人需要回避的，但族外人与其交往时也必须尊重对方家讳，主要是回避先世尊长父祖的名讳，上文所举魏晋与唐宋时期家讳即属于此。三是圣人讳，这主要是为封建社会中被尊奉为“圣人”者避讳，如宋大观四年（1110年）避孔子讳，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士子读经史书籍遇到丘字则读作“某”，以“丘”为韵者则读作“休”；政和八年（1118年）禁止世人以老子名“聃”为名；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规定禁文字斥用黄帝名号；金章宗“诏臣庶名犯古帝王而姓复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回避”(176)。至泰和五年（1205年）三月，再次下谕有司：“进士名有犯孔子讳者避之，仍著为令。”(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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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讳就是由于迷信畏忌心理而讳用凶恶不吉利的字眼或字节。俞樾曾对民间的这种现象记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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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幡布为抹布；讳离散，以藜为圆果，伞为竖笠；讳狼籍，以榔槌为兴哥；讳恼躁，以谢灶为谢欢喜。按快儿、抹布之称，至今犹然，余则无闻矣。谢欢喜之称尤奇。(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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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因系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者因而十分忌讳胡、虏、夷、狄等字，故清代刊写书籍中对这些字常有所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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