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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体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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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体的发端可以追溯到上古原始的记事方法。编年记事是古代史官记述历史的通用方法,中国现存的甲骨文中,就有大量按年月日记事的例证,金石文字具有时间记载的例子则更多。王国维曾对编年记事法作过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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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间记事之体,殷人卜文及庚申父丁角、戊辰彝皆然;周初之器,或先月后日,然年皆在文末,知此为殷、周文辞通例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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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与金石文献只是原始的资料记载,还不能算作历史书籍,它们还处于编年体发展的萌芽状态。后来的《尚书》则向编年体迈进了一大步。《尚书》由《虞夏书》、《商书》、《周书》三大部分组成,这三部分本身就是按时间顺序编写,而每一部分又按部落首领的前后顺序组织文献。这样,一个由原始社会末期、夏、商、周各代构成的上古通史体系便初步形成。《尚书》中的有些篇章还标有年月日,如《金縢》有“克商二年”,即周文王十三年;《牧誓》标有“甲子爽昧”,甲子为周武王十一年,爽昧即天明;《召诰》一文中按月日详载召公奉命营造洛邑的进程,等等,这些都具有编年体文献的特征。但《尚书》中这样的篇章并不多,且在总体上也没有形成严格按时间编排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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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时期编年记事的方法在春秋时期正式发展成为史书的一种体裁——编年体。春秋时期,各国都有专门史官来记述和编写本国历史,其中不少都称为“春秋”,故孟子有“百国春秋”之言,但这些史书多不传于今。孔子据鲁国及各国史书修纂而成的《春秋》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是第一部名副其实的编年体体裁史籍。在甲骨文和金石铭文中,多有时间的标识,但对时间的书写并不固定和统一,有的日月在前、年代居后,有的年代在前、日月居后,有的只记年、不记日月,有的只记年,或只记月,或只记日,形式不一。《春秋》中,这种按时间记事的方法又有发展,确定了按年、月、日的顺序记事,把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242年的历史,按照发生的顺序排列起来,中国第一种重要的历史体裁——编年体由此正式诞生。编年体自产生之后,编例不断完善,下面就主要的编年体史书作一概述,以勾勒编年体史书编例不断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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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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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记事简约凝练,少者一字,多者也不过五十字,242年的历史全书只用了18000字。由于《春秋》文字过于简略,后人理解有一定困难,于是便出现了为其作注解的著作,比较著名的是“春秋三传”,即《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其中,由左丘明组织当时学者编撰的《春秋左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史价值,使编年体体裁更加进步,进而趋于成熟。与《春秋》相比,《左传》的进步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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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从记事时间范围看,比《春秋》多出百年以上。《左传》记事仍以鲁国十二公年号为准,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讫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断限比《春秋》多出十四年;而叙事则上溯至周宣王二十三年(前805年),下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记事时限,总计比《春秋》记事多出百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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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记事内容的增广。《春秋》一书只记事不记言,而《左传》中则到处可见娓娓动听的言论和关系重要的文告,事言相兼,文采斐然,梁启超因此称其是一种“组织体的”著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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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记事方法的改进。《春秋》所记,史事都是标题式的,没有具体内容,相当于简括的历史大事记,王安石因讥其为“断烂朝报”;《左传》对史事的记载则非常翔实,它以《春秋》为事纲,详详细细叙述事件的原委本末,对人物的刻画深刻细致,对战争的描述曲折生动,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如“郑伯克段于鄢”一事,在《春秋》中仅此六字,而在《左传》中则多达四百余字,将郑庄公家庭间的矛盾、郑庄公之母对庄公之弟向庄公的放纵、其弟野心的步步暴露、群臣的警告、郑庄公对其弟的一举击败以及颖考叔调和庄公母子关系等整个事件原委叙述得清清楚楚,极尽委曲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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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史论的增加。除却叙史之外,《左传》还对史事进行评论,开后世史论之先河,《史通》云:“《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4)这也是《左传》于《春秋》的改进之处。《左传》的评论方式有三种,一是作者以“君子曰”方式直接进行评论,这种方式一般在篇尾出现,如在周王室与郑国互相抵押人质一事之后,以“君子曰”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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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蘩、蕰、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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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指出两国相交应以礼仪忠信为原则,而不能互相欺骗,言行不一,出尔反尔。《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中以“君子谓”发论,赞赏郑庄公以礼治国:“郑庄公于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6)二是借用前人的话或假托前人的话进行评论,这种方式多在正文中出现,随处可见。三是用当事人或具有影响力人物的话代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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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左传》有时追记事之始,有时顺记事之终,这一点更是打破编年体之严格束缚而有以补救编年体之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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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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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后,随着司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的问世,纪传体成为史书编撰的主流,但编年体史书仍然继续发展,编例不断完善。经过西汉中叶至东汉末年之间的沉寂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在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竹书纪年》出土之后,编年体被视为“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7),学者“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8),编年体史书的编撰又重新兴盛起来,这一时期编撰的编年体史书数量与纪传体史书数量大致相当。东汉荀悦把纪传体《汉书》删改成编年体的《汉纪》30卷,将《汉书》中表、志、传中的内容,按照年代顺序,加以剪裁,编排在帝纪之内,即所谓“约撰归书,通而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9)。此书在内容上虽系改编而成,但记叙方法上有所创新。时人称之为“辞约事详”,流传很广。唐代科举考试,将《史记》、《汉书》、《汉纪》列为一科,亦可见其影响之大和所受之重视,梁启超甚至称之为“此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10)。编年体系按时间编排史实,这就使得许多无年月可考或无法按年月编排的史实不能写入史书。《汉纪》采用连类列举的方法,“通比其事,例系年月”(11),或因事以及事,或因人以及人,将之前无法编排的史实按照其性质系在相关事件之下。有时因记一个人而连类记载跟这个人有关的事或同类的人,有时因记一件事而连类记载跟此事有关的事或同类的事,有时因记一个人的事而连类记载此人其他的事。这大大减少了编年体以年月局限记载范围的困难。《汉纪》在兼顾时序本位的前提下,尽可能交代重要人物的生平、重要事件的始末。如《汉纪》沛公二年十二月“陈胜之御庄贾杀陈胜以降秦”一条下,就连类列举陈胜为人佣耕时与同伴立誓和称王后疏远故人两条无年月可考的材料;记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百官议论反击匈奴一事时,接连记载了匈奴的形成、变迁,讨伐匈奴的战争,以及反对派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人谏阻讨伐匈奴之议,如此则使整个事件更加完整连续。正是基于《汉纪》在记事方法上的优点与创新,有学者认为“编年体至此才算有真正的成熟,而和纪传体争得了对峙的地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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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的编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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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荀悦《汉纪》编写成功的影响,晋代袁宏又撰《后汉纪》30卷,所记之事始于公元25年刘秀称帝,终于公元220年曹丕灭汉称帝,是东汉一代的编年史。袁宏在书中使用“言行趋舍,各以类书”(13)的编撰方法,把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一人言行或时代较近的同类人物以类相从,集中记述,丰富了编年体的表现手段。如卷五写闵仲叔时,又记述了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其他人物王丹、严先、周党、王霸、逢萌等;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叙述了江革的生平,并介绍了毛义、薛苞等人,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比荀悦的连类列举更有发展。《汉纪》和《后汉纪》在编年体裁中把记事和传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早期编年体裁记事内容狭窄的局限性,是编年体裁的又一个创举。在记载历史人物和典章制度方面虽不及纪传体全面完整,但其言简事赅,纪传亦不能代替,编年体从而取得了和纪传体对峙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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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其他编年体史书,在编写上亦有所创新,如干宝《晋纪》肇为“谱注”以备委曲,并创为“总论”之体,裴子野《宋略》沿用。何之元《梁典》,遂使之依梁朝兴衰存亡之迹将全书分为六“意”:《追述》讨寻梁武帝在齐末的发迹之路,《太平》称述梁朝渐趋全盛之气象,《叙乱》备载侯景乱梁之经过,《世祖》胪叙江陵政权之始末,《敬帝》专记梁陈“禅让”之详情,《后嗣主》颂扬王琳延续梁祚之功绩。对于何之元《梁典》构置《后嗣主》以详载王琳“崇立后嗣”之始末的这种措置,明代史家朱明镐曾予以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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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之亡也,不亡于敬帝禅陈之年,而亡于王琳遇获之年。王琳一日未死,则梁一日未亡。敬帝之后尚有明帝,此梁本纪之所宜收者。王琳乃心王室,天之所废,必欲兴之,衍梁祚至七十五年之久,此梁列传之所宜收者。姚氏修本纪,则删明帝,修列传,则削王琳,不如何之元所纂《梁典》,犹存其行事而不没,其实为一时之良史也……梁代之史,要当以何氏之《典》为正。(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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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典》的编纂方法显然并非纯粹的编年体,《梁典序》中所叙“事有始终,人有素行,本末之间,颇宜铨叙”云云,即表明其书编例上实寓纪事本末于编年体之中。纪事本末之体,原本滥觞于《尚书》。何《典》既按时间先后又分六“意”以叙梁代史事的这种谋篇布局,就其渊源而论,可能是对《尚书》的模拟。因为何氏既以《尚书》之“典”命名其书,也就不能排除他在编年叙事的总体框架下,选取《尚书》所首创的纪事本末之法,用以“铨叙”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可能性。这种编次是对编年史书的又一次改造,“进一步加强了史书的政治内容和对历史演变过程的描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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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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