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840435
中国古书编例史 [:1704837843]
1704840436
《左传》
1704840437
1704840438
《春秋》记事简约凝练，少者一字，多者也不过五十字，242年的历史全书只用了18000字。由于《春秋》文字过于简略，后人理解有一定困难，于是便出现了为其作注解的著作，比较著名的是“春秋三传”，即《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其中，由左丘明组织当时学者编撰的《春秋左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史价值，使编年体体裁更加进步，进而趋于成熟。与《春秋》相比，《左传》的进步表现在：
1704840439
1704840440
其一，从记事时间范围看，比《春秋》多出百年以上。《左传》记事仍以鲁国十二公年号为准，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讫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断限比《春秋》多出十四年；而叙事则上溯至周宣王二十三年（前805年），下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记事时限，总计比《春秋》记事多出百年以上。
1704840441
1704840442
其二，记事内容的增广。《春秋》一书只记事不记言，而《左传》中则到处可见娓娓动听的言论和关系重要的文告，事言相兼，文采斐然，梁启超因此称其是一种“组织体的”著述。(3)
1704840443
1704840444
其三，记事方法的改进。《春秋》所记，史事都是标题式的，没有具体内容，相当于简括的历史大事记，王安石因讥其为“断烂朝报”；《左传》对史事的记载则非常翔实，它以《春秋》为事纲，详详细细叙述事件的原委本末，对人物的刻画深刻细致，对战争的描述曲折生动，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如“郑伯克段于鄢”一事，在《春秋》中仅此六字，而在《左传》中则多达四百余字，将郑庄公家庭间的矛盾、郑庄公之母对庄公之弟向庄公的放纵、其弟野心的步步暴露、群臣的警告、郑庄公对其弟的一举击败以及颖考叔调和庄公母子关系等整个事件原委叙述得清清楚楚，极尽委曲详尽。
1704840445
1704840446
其四，史论的增加。除却叙史之外，《左传》还对史事进行评论，开后世史论之先河，《史通》云：“《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4)这也是《左传》于《春秋》的改进之处。《左传》的评论方式有三种，一是作者以“君子曰”方式直接进行评论，这种方式一般在篇尾出现，如在周王室与郑国互相抵押人质一事之后，以“君子曰”发论：
1704840447
1704840448
1704840449
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蘩、蕰、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5)
1704840450
1704840451
此论指出两国相交应以礼仪忠信为原则，而不能互相欺骗，言行不一，出尔反尔。《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中以“君子谓”发论，赞赏郑庄公以礼治国：“郑庄公于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6)二是借用前人的话或假托前人的话进行评论，这种方式多在正文中出现，随处可见。三是用当事人或具有影响力人物的话代评。
1704840452
1704840453
此外，《左传》有时追记事之始，有时顺记事之终，这一点更是打破编年体之严格束缚而有以补救编年体之不足的。
1704840454
1704840455
中国古书编例史 [:1704837844]
1704840456
《汉纪》
1704840457
1704840458
秦汉以后，随着司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的问世，纪传体成为史书编撰的主流，但编年体史书仍然继续发展，编例不断完善。经过西汉中叶至东汉末年之间的沉寂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在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竹书纪年》出土之后，编年体被视为“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7)，学者“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8)，编年体史书的编撰又重新兴盛起来，这一时期编撰的编年体史书数量与纪传体史书数量大致相当。东汉荀悦把纪传体《汉书》删改成编年体的《汉纪》30卷，将《汉书》中表、志、传中的内容，按照年代顺序，加以剪裁，编排在帝纪之内，即所谓“约撰归书，通而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9)。此书在内容上虽系改编而成，但记叙方法上有所创新。时人称之为“辞约事详”，流传很广。唐代科举考试，将《史记》、《汉书》、《汉纪》列为一科，亦可见其影响之大和所受之重视，梁启超甚至称之为“此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10)。编年体系按时间编排史实，这就使得许多无年月可考或无法按年月编排的史实不能写入史书。《汉纪》采用连类列举的方法，“通比其事，例系年月”(11)，或因事以及事，或因人以及人，将之前无法编排的史实按照其性质系在相关事件之下。有时因记一个人而连类记载跟这个人有关的事或同类的人，有时因记一件事而连类记载跟此事有关的事或同类的事，有时因记一个人的事而连类记载此人其他的事。这大大减少了编年体以年月局限记载范围的困难。《汉纪》在兼顾时序本位的前提下，尽可能交代重要人物的生平、重要事件的始末。如《汉纪》沛公二年十二月“陈胜之御庄贾杀陈胜以降秦”一条下，就连类列举陈胜为人佣耕时与同伴立誓和称王后疏远故人两条无年月可考的材料；记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百官议论反击匈奴一事时，接连记载了匈奴的形成、变迁，讨伐匈奴的战争，以及反对派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人谏阻讨伐匈奴之议，如此则使整个事件更加完整连续。正是基于《汉纪》在记事方法上的优点与创新，有学者认为“编年体至此才算有真正的成熟，而和纪传体争得了对峙的地位”(12)。
1704840459
1704840460
中国古书编例史 [:1704837845]
1704840461
六朝时期的编年体
1704840462
1704840463
受荀悦《汉纪》编写成功的影响，晋代袁宏又撰《后汉纪》30卷，所记之事始于公元25年刘秀称帝，终于公元220年曹丕灭汉称帝，是东汉一代的编年史。袁宏在书中使用“言行趋舍，各以类书”(13)的编撰方法，把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一人言行或时代较近的同类人物以类相从，集中记述，丰富了编年体的表现手段。如卷五写闵仲叔时，又记述了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其他人物王丹、严先、周党、王霸、逢萌等；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叙述了江革的生平，并介绍了毛义、薛苞等人，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比荀悦的连类列举更有发展。《汉纪》和《后汉纪》在编年体裁中把记事和传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早期编年体裁记事内容狭窄的局限性，是编年体裁的又一个创举。在记载历史人物和典章制度方面虽不及纪传体全面完整，但其言简事赅，纪传亦不能代替，编年体从而取得了和纪传体对峙的地位。
1704840464
1704840465
这一时期的其他编年体史书，在编写上亦有所创新，如干宝《晋纪》肇为“谱注”以备委曲，并创为“总论”之体，裴子野《宋略》沿用。何之元《梁典》，遂使之依梁朝兴衰存亡之迹将全书分为六“意”：《追述》讨寻梁武帝在齐末的发迹之路，《太平》称述梁朝渐趋全盛之气象，《叙乱》备载侯景乱梁之经过，《世祖》胪叙江陵政权之始末，《敬帝》专记梁陈“禅让”之详情，《后嗣主》颂扬王琳延续梁祚之功绩。对于何之元《梁典》构置《后嗣主》以详载王琳“崇立后嗣”之始末的这种措置，明代史家朱明镐曾予以高度评价：
1704840466
1704840467
梁之亡也，不亡于敬帝禅陈之年，而亡于王琳遇获之年。王琳一日未死，则梁一日未亡。敬帝之后尚有明帝，此梁本纪之所宜收者。王琳乃心王室，天之所废，必欲兴之，衍梁祚至七十五年之久，此梁列传之所宜收者。姚氏修本纪，则删明帝，修列传，则削王琳，不如何之元所纂《梁典》，犹存其行事而不没，其实为一时之良史也……梁代之史，要当以何氏之《典》为正。(14)
1704840468
1704840469
何《典》的编纂方法显然并非纯粹的编年体，《梁典序》中所叙“事有始终，人有素行，本末之间，颇宜铨叙”云云，即表明其书编例上实寓纪事本末于编年体之中。纪事本末之体，原本滥觞于《尚书》。何《典》既按时间先后又分六“意”以叙梁代史事的这种谋篇布局，就其渊源而论，可能是对《尚书》的模拟。因为何氏既以《尚书》之“典”命名其书，也就不能排除他在编年叙事的总体框架下，选取《尚书》所首创的纪事本末之法，用以“铨叙”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可能性。这种编次是对编年史书的又一次改造，“进一步加强了史书的政治内容和对历史演变过程的描述”(15)。
1704840470
1704840471
中国古书编例史 [:1704837846]
1704840472
《资治通鉴》
1704840473
1704840474
隋唐时期，编年体史书发展缓慢，数量较少，但前期编年史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经验，为宋代编年史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宋代产生了我国最大、最完备、最系统的一部编年史《资治通鉴》，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19年编纂而成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参见第二章第五节）。全书把1362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资治通鉴》产生之后，人们争相传抄，汴梁纸张为之而贵，它的产生使一度衰落的编年体史书又蓬勃发展起来，世人不再褒纪传，贬编年，清浦起龙说：“至宋司马氏光，始有《通鉴》之作，而后史家二体，到今两行，坠绪复续，厥功伟哉。”(16)《资治通鉴》是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史学家们因此把司马光与司马迁并称为“史界两司马”。《资治通鉴》使编年史书臻于完善，与前代编年史相比，其在编例上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704840475
1704840476
其一，创立了我国第一部叙事翔实完备的编年体通史。《春秋》及“三传”都是断代编年体，班固《汉书》创立纪传体断代史之后，历代史书都以断代为主，编年体亦是如此。南北朝时期，虽有梁武帝命撰《通史》，魏有《科录》等仿纪传体通史，但多无创作，不传于世；唐杜佑撰典制体通史《通典》，但还没有一部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北宋建国，结束了五代十国封建割据的局面，客观上需要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司马光顺应这一社会需求，组织编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满足了人们阅读史书的需要。
1704840477
1704840478
其二，发展了编年体史书的记叙方法。在记人方面，《左传》只记与事件相关的主要部分，对人物生平、籍贯、世系等内容往往缺而不载；《汉纪》和《后汉纪》采用连类列举和以类相从的方法，使人物的记叙方法更加完善，但也只是因人或因事而及，对人物的记载并不系统。司马光等人编撰《资治通鉴》，规定了记人的方法：“凡入长编者，即注明某地人；父祖已见于前者，就注明某人之子、某人之孙，某人有重要文章，亦摘要收入。”(17)书中对首次遇到的人物，都附载其邑里和世系，这相对于前代编年体史书来说，是一个重要发展。在记叙历史事件方面，《资治通鉴》采用相对集中的方法，使同一事件的材料，不再分见于多处；采用追溯的方法，在叙述本事之前，用“初”、“先是”等追溯该事的因由，使事件的前因后果、始末首尾一览而知。《资治通鉴》的这些记叙方法“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18)，吸取了纪传体的长处，避免了编年体的缺陷，为编年体注入了新的活力，是对编年体史书的发展。
1704840479
1704840480
其三，创立考异法和目录法。《资治通鉴》附有《通鉴考异》和《通鉴目录》各30卷。魏晋以来，史籍纷繁，一事记载往往真伪混杂，互相抵牾，司马光之前的史学家多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自行取舍，其裁断的因由与根据则无从知晓。司马光等人秉持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比不同来源的材料，以事实为根据，“参考群书，评其异同，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资治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头绪纷繁，卷帙浩大，为翻检方便，司马光等人于修史同时编写了《通鉴目录》30卷。《通鉴目录》不同于一般的书目，它是将《资治通鉴》中的重要事件用标题列举出来，按目寻检，一索即得，有提纲挈领的功效。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记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形式，使编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1704840481
1704840482
由于《资治通鉴》的影响，“上起三国，下终五季，弃年而行纪传，史体偏缺者五百余年”的史界著史状况得到了彻底改观，编年体又重新确立了在史坛中的地位。从此以后，以《资治通鉴》形式为体裁的编年体史书又蓬勃发展起来。南宋出现了以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为代表的编年体巨著，后来则有明代谈迁的《国榷》、清代陈鹤的《明纪》、夏燮的《明通鉴》等，一大批编年体史学著作相继问世，并形成一种高潮。
1704840483
1704840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