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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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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编年体史书发展缓慢，数量较少，但前期编年史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经验，为宋代编年史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宋代产生了我国最大、最完备、最系统的一部编年史《资治通鉴》，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19年编纂而成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参见第二章第五节）。全书把1362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资治通鉴》产生之后，人们争相传抄，汴梁纸张为之而贵，它的产生使一度衰落的编年体史书又蓬勃发展起来，世人不再褒纪传，贬编年，清浦起龙说：“至宋司马氏光，始有《通鉴》之作，而后史家二体，到今两行，坠绪复续，厥功伟哉。”(16)《资治通鉴》是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史学家们因此把司马光与司马迁并称为“史界两司马”。《资治通鉴》使编年史书臻于完善，与前代编年史相比，其在编例上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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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创立了我国第一部叙事翔实完备的编年体通史。《春秋》及“三传”都是断代编年体，班固《汉书》创立纪传体断代史之后，历代史书都以断代为主，编年体亦是如此。南北朝时期，虽有梁武帝命撰《通史》，魏有《科录》等仿纪传体通史，但多无创作，不传于世；唐杜佑撰典制体通史《通典》，但还没有一部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北宋建国，结束了五代十国封建割据的局面，客观上需要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司马光顺应这一社会需求，组织编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满足了人们阅读史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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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发展了编年体史书的记叙方法。在记人方面，《左传》只记与事件相关的主要部分，对人物生平、籍贯、世系等内容往往缺而不载；《汉纪》和《后汉纪》采用连类列举和以类相从的方法，使人物的记叙方法更加完善，但也只是因人或因事而及，对人物的记载并不系统。司马光等人编撰《资治通鉴》，规定了记人的方法：“凡入长编者，即注明某地人；父祖已见于前者，就注明某人之子、某人之孙，某人有重要文章，亦摘要收入。”(17)书中对首次遇到的人物，都附载其邑里和世系，这相对于前代编年体史书来说，是一个重要发展。在记叙历史事件方面，《资治通鉴》采用相对集中的方法，使同一事件的材料，不再分见于多处；采用追溯的方法，在叙述本事之前，用“初”、“先是”等追溯该事的因由，使事件的前因后果、始末首尾一览而知。《资治通鉴》的这些记叙方法“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18)，吸取了纪传体的长处，避免了编年体的缺陷，为编年体注入了新的活力，是对编年体史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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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创立考异法和目录法。《资治通鉴》附有《通鉴考异》和《通鉴目录》各30卷。魏晋以来，史籍纷繁，一事记载往往真伪混杂，互相抵牾，司马光之前的史学家多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自行取舍，其裁断的因由与根据则无从知晓。司马光等人秉持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比不同来源的材料，以事实为根据，“参考群书，评其异同，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资治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头绪纷繁，卷帙浩大，为翻检方便，司马光等人于修史同时编写了《通鉴目录》30卷。《通鉴目录》不同于一般的书目，它是将《资治通鉴》中的重要事件用标题列举出来，按目寻检，一索即得，有提纲挈领的功效。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记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形式，使编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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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治通鉴》的影响，“上起三国，下终五季，弃年而行纪传，史体偏缺者五百余年”的史界著史状况得到了彻底改观，编年体又重新确立了在史坛中的地位。从此以后，以《资治通鉴》形式为体裁的编年体史书又蓬勃发展起来。南宋出现了以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为代表的编年体巨著，后来则有明代谈迁的《国榷》、清代陈鹤的《明纪》、夏燮的《明通鉴》等，一大批编年体史学著作相继问世，并形成一种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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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二、纪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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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它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体裁记载历史事实的先例，自此之后，历代修史者纷纷效法，纪传体成为后世各代撰修史书的典范。宋代郑樵评价《史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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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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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赵翼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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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纪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郑氏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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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梁启超称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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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史公创造力之雄伟，能笼罩千古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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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修撰，东汉班固因其体例著《汉书》，对纪传体作出改进，使其更加完善整齐。《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构成，东汉班固《汉书》将“世家”并入“列传”，改“书”为“志”，以后各代之纪传体史书大都由本纪、表、志、列传四体构成，但各纪传体史书有的无表，有的无志，而纪、传二体必备，故这种新创的史书体裁被称为纪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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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传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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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传之体裁并非司马迁凿空独创，而是其参酌古今典籍，不宗一书，不祖一体，匠心独运而成。历代学者对纪传之起源都有探讨，清初阎若璩认为纪传之体源于《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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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有本纪，为一史之纲维，犹《书》之有帝《典》，体以谨严为主。故今二《典》所载，皆用人行政大者。若他节目细事，如设官、居方，别生分类，则散见《汩作》诸篇，盖即后代志与传所出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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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饴孙认为纪传体源于《世本》，其《钩稽辑订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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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为编年，《世本》为纪传。太史公述《世本》以成《史记》，纪传不自《史记》始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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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嘉谟《世本辑补自叙》亦持此说。清代邵晋涵则认为《史记》之纪传体本于《吕氏春秋》，其《江南文钞》卷3《史记提要》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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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文章体例，则参诸《吕氏春秋》，而稍为变通。《吕氏春秋》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此书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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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家，各有观点，不能统一。考察《史记》之前的古文献，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均已存在，《史记》是司马迁在继承先秦史学基础上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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