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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本末体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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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本末之前，史家主要采用编年体或纪传体来书写历史，二体在记载史事方面各有其优点，但同时在记事方面存在共同的不足：前者记一事往往要跨越数卷，事件首尾不相连属，脉络不清；后者记一事又多分散于各人列传之中，不免支离和重复。正如后人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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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一事，事不一人，端绪既繁，引申非易。学者欲求一事之始末，原始而要终，则编年者患其前后隔越，纪传者患其彼此错陈。(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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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编年、纪传都不能完整地展示历史事件的首尾本末，不能将某一历史事件的整个面貌集中地反映出来。为了弥补编年、纪传的上述缺陷，南宋袁枢因司马光《资治通鉴》撰《通鉴纪事本末》，创纪事本末之体。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建州建安人（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龙兴元年进士。其书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改编，将其史料删削排比，把战国至五代1300年中的308件大事按类编为239个题目，按时间顺序分别叙述，先秦史用了“三家分晋”、“秦并六国”、“豪桀亡秦”3个题目，西汉史用了26个题目，东汉史用了19个题目，三国史用了13个题目，西晋史用了4个题目，东晋史用了9个题目，南北朝史用了68个题目，隋唐史用了71个题目，五代史用了20个题目，将各时期每一事件的过程叙述得清晰明了。《四库全书总目》叙述纪事本末体的产生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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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以来，不过纪传、编年两法，乘除互用。然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枢乃自出新意，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于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千古之所未见也。(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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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袁枢所创之纪事本末体，吸取了编年、纪传两种体裁的优点，既避免了编年体的支离破碎，又避免了纪传体的重复矛盾，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交待得清清楚楚，无疑是对史书编纂的一大贡献。袁氏此书按事件类编史料，事件的过程比较清晰完整，富于故事性，有利于读者看清历史发展的脉络。因此这部新体裁的史籍一问世，就受到众人一致的嘉赏和称赞，南宋孝宗读后嘉叹曰：“治道尽在是矣。”(159)杨万里读后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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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本末有益见闻，予每读《通鉴》之书，见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此书也，其入迄《通鉴》之户欤。(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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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章学诚更是推崇备至，认为纪事本末体在史书编纂上的突破是“化腐臭为神奇”之举。梁启超也盛赞袁枢的创造精神，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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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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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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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以事为起讫，千六百余年之书，约之为二百三十有九事。其始亦不过感翻检之苦痛，为自己研究此书谋一方便耳。及其既成，则于斯界别辟一蹊径焉。(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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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纪事本末体史书弥补了编年和纪传两种体裁的缺点，具有它们不具备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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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专篇记事，在袁枢之前就已存在。我国先秦时期的《尚书》是记言性质的书籍，但其中“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序灾祥；《顾命》都陈丧礼”(163)，《尧典》、《舜典》、《禹贡》、《洪范》、《顾命》等篇都记述了事件的始末，具有纪事本末的特征。又如《武成》记武王伐纣成功，回修文事；《金縢》记周公祈天代武王一事；《顾命》记载成王将崩，命康王即位等诸事。《尚书》中的这些篇目均可见一事本末，故朱熹言：“古史之体可见者，《书》、《春秋》而已。《春秋》编年通记，以见事之先后；《书》则每事别记，以具事之首尾。”(164)章学诚认为纪事本末体滥觞于《尚书》，称纪事本末体“真《尚书》之遗也”(165)。之后《越绝书》、《吴越春秋》等的许多篇章都采取了本末体的写法。但它们仅仅是个别或部分篇章，还只是包含在全书中的个别形式，没有形成全书的体例。北魏时期，常山王元尊之曾孙元晖主持纂集一部《科录》，《魏书》本传谓“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据此，许多人认为《科录》是纪事本末体通史，但此书已经亡佚，后人无从细考。直至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发展了这古已有之的个别形式，使这种形式成为全书的义例，于是，一个新的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便随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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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纪事本末体在叙事上的优越性，后代史家纷纷接踵，写出多部纪事本末体史籍。《四库全书总目》史书纪事本末类正式著录22种，存目4种；《续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106部之多。这些纪事本末体史书中有13部，连同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在内，其记叙历史在时间内容上是前后连贯的，自成一套通史体系，形成了史籍编纂学方面的一大流派。兹将其列表介绍于下（见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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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14部自成体系纪事本末体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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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编著者 卷数 记史范围 《左传纪事本末》 （清）高士奇 53 春秋史事 《通鉴前编纪事本末》 沈朝阳 100 唐尧～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通鉴纪事本末》 （宋）袁枢 239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五代末 《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 （清）李铭汉 110 宋～明末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宋）杨仲良 150 北宋太祖～钦宗 《宋史纪事本末》 （明）冯琦编，陈邦瞻补 26 太祖～文天祥谢枋得之死 《辽史纪事本末》 （清）李有棠 40 太祖～西辽 《金史纪事本末》 （清）李有棠 52 有金一代 《西夏纪事本末》 （明）张鉴 36 李思恭～李睍 《元史纪事本末》 （明）陈邦瞻 4 世祖至元中～顺帝末 《明史纪事本末》 （清）谷应泰 80 太祖起兵～清兵入关 《续明史纪事本末》 （清）倪在田 18 南明史事 《三藩纪事本末》 （清）杨陆荣 4 明末福王、唐王、桂王事 《清史纪事本末》 黄鸿寿 80 太祖～德宗 明至清前期的纪事本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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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以历史事件为主轴，将众多的史料条分缕析，使每一历史事件独立成篇，每篇又按时间顺序编写，完整地叙述了历史事件的起因、过程及结果，达到了“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记述效果。但其也有明显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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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该书各事件之间缺乏联系。《通鉴纪事本末》将《通鉴》的材料归纳为许多条目，将各历史事件单独撰写成篇。此举固可以使单一历史事件的始末过程清晰了然，但同时也使得事件各自孤立，彼此缺乏必然的联系，同一时期各历史事件的关联不能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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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该书史料价值有限。《通鉴纪事本末》乃因《资治通鉴》改编而成，内容全系抄录《通鉴》而成，史料价值非常有限。《资治通鉴》以记载政治、军事为主，有关经济、文化等其他方面的记载很少，《通鉴纪事本末》又重在表现历史的治乱兴衰，对政治之外的其他记载则更少，局限性更为突出。正如梁启超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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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所述仅局于政治，其于社会他部分之事项，多付阙如，其分目又仍涉琐碎，未及贯通之能事。(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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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虽侧重“治乱之迹”，但不能系统论述古今历史的各个方面，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反映并不充分，有所欠缺。因此以后各代编撰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注意弥补这些缺陷，在《通鉴纪事本末》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使得纪事本末体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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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至清前期有较大发展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主要有《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左传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及方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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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史纪事本末》与《元史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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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纪事本末》与《元史纪事本末》是明代陈邦瞻所撰的两部纪事本末体史书。陈邦瞻（？～1623年），字德远，江西高安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曾任南京吏部稽勋司郎中，后官至兵部左侍郎。在他之前，明冯琦《宋史纪事本末》、沈越《事纪》都尝试用纪事本末体编写宋代史事，但均未完成。陈邦瞻在冯琦同名遗稿的基础上，参考沈越《事纪》，综括《宋史》，成《宋史纪事本末》。此书共计26卷，将宋代300多年间之事概括为109个题目，起于“太祖代周”，迄于“文（天祥）谢（枋得）之死”，使“一代兴废治乱之迹梗概略具”。《元史纪事本末》4卷，凡列标题27个。《宋史纪事本末》“论次宋事而比之，以续袁氏《通鉴》之编”(167)。既以续袁书为目的，则其体例与袁书基本相同，但仍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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