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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编著者 卷数 记史范围 《左传纪事本末》 (清)高士奇 53 春秋史事 《通鉴前编纪事本末》 沈朝阳 100 唐尧~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通鉴纪事本末》 (宋)袁枢 239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五代末 《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 (清)李铭汉 110 宋~明末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宋)杨仲良 150 北宋太祖~钦宗 《宋史纪事本末》 (明)冯琦编,陈邦瞻补 26 太祖~文天祥谢枋得之死 《辽史纪事本末》 (清)李有棠 40 太祖~西辽 《金史纪事本末》 (清)李有棠 52 有金一代 《西夏纪事本末》 (明)张鉴 36 李思恭~李睍 《元史纪事本末》 (明)陈邦瞻 4 世祖至元中~顺帝末 《明史纪事本末》 (清)谷应泰 80 太祖起兵~清兵入关 《续明史纪事本末》 (清)倪在田 18 南明史事 《三藩纪事本末》 (清)杨陆荣 4 明末福王、唐王、桂王事 《清史纪事本末》 黄鸿寿 80 太祖~德宗 明至清前期的纪事本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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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以历史事件为主轴,将众多的史料条分缕析,使每一历史事件独立成篇,每篇又按时间顺序编写,完整地叙述了历史事件的起因、过程及结果,达到了“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记述效果。但其也有明显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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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该书各事件之间缺乏联系。《通鉴纪事本末》将《通鉴》的材料归纳为许多条目,将各历史事件单独撰写成篇。此举固可以使单一历史事件的始末过程清晰了然,但同时也使得事件各自孤立,彼此缺乏必然的联系,同一时期各历史事件的关联不能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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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该书史料价值有限。《通鉴纪事本末》乃因《资治通鉴》改编而成,内容全系抄录《通鉴》而成,史料价值非常有限。《资治通鉴》以记载政治、军事为主,有关经济、文化等其他方面的记载很少,《通鉴纪事本末》又重在表现历史的治乱兴衰,对政治之外的其他记载则更少,局限性更为突出。正如梁启超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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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所述仅局于政治,其于社会他部分之事项,多付阙如,其分目又仍涉琐碎,未及贯通之能事。(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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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虽侧重“治乱之迹”,但不能系统论述古今历史的各个方面,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反映并不充分,有所欠缺。因此以后各代编撰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注意弥补这些缺陷,在《通鉴纪事本末》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使得纪事本末体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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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至清前期有较大发展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主要有《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左传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及方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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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史纪事本末》与《元史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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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纪事本末》与《元史纪事本末》是明代陈邦瞻所撰的两部纪事本末体史书。陈邦瞻(?~1623年),字德远,江西高安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曾任南京吏部稽勋司郎中,后官至兵部左侍郎。在他之前,明冯琦《宋史纪事本末》、沈越《事纪》都尝试用纪事本末体编写宋代史事,但均未完成。陈邦瞻在冯琦同名遗稿的基础上,参考沈越《事纪》,综括《宋史》,成《宋史纪事本末》。此书共计26卷,将宋代300多年间之事概括为109个题目,起于“太祖代周”,迄于“文(天祥)谢(枋得)之死”,使“一代兴废治乱之迹梗概略具”。《元史纪事本末》4卷,凡列标题27个。《宋史纪事本末》“论次宋事而比之,以续袁氏《通鉴》之编”(167)。既以续袁书为目的,则其体例与袁书基本相同,但仍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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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取材范围由编年体史书变为纪传体史书。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取材司马光《资治通鉴》,之后同时仿其作者有宋代章冲的《春秋左传事类始末》、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也均以编年体裁的《左传》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为史料来源;而《宋史纪事本末》则取资《宋史》,是第一部取材于纪传体史书的纪事本末体著述,这扩大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取材范围,推动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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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记叙的内容范围更大。《宋史纪事本末》承用袁枢之例,每事各有起讫,自为标题。但记载内容除政治事件外,还记载了宋代的典章制度、农民起义、工程设施、民族外患、天文历法等内容;《元史纪事本末》对元代推步之法、科举学校之制、漕运河渠、天文历法等内容也都有专题叙述。这是较之于《通鉴纪事本末》的又一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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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加入史评史论。对于关键性史事,陈氏在叙述之后都直接发表评论或意见,虽然并非每篇都有,但相对于《通鉴纪事本末》而言,是对纪事本末体的又一发展。《二十四史》中,《宋史》篇幅最大,内容庞杂;《元史》由于编写仓促,内容也较杂乱。陈邦瞻的这两部纪事本末体史书选题立目、编排史实,都较精当,叙述清晰,条理分明,被认为是继《通鉴纪事本末》后编写得较为成功的著作。《四库总目提要》评《宋史纪事本末》说:“于记载冗杂之内,实有披棒得路之功。读《通鉴》者,不可无袁枢之书,读《宋史》者,亦不可无此一编也。”(168)评《元史纪事本末》说:“记载颇为明晰,其他治乱之迹,亦尚能撮举大概,揽其指要,固未尝不可以资考镜也。”(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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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史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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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纪事本末》80卷,清谷应泰(1620~1690年)等撰。谷应泰,字庚虞,号霖仓,直隶丰润(河北丰润县)人。顺治四年进士,官至浙江提学佥学。《明史纪事本末》即是他在官任浙江时聘请陆圻、徐倬等共同编撰的。《明史纪事本末》叙有明一代300多年的历史,上起朱元璋起兵,下迄李自成进北京,共选取80件大事,每事为一卷。此书对纪事本末体的发展贡献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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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取材范围更加扩大,史料价值增加。前朝诸纪事本末体史书无论采自何书,均来源于一部史书。但《明史纪事本末》编写之时并未有一部可供独据取资的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则打破这种单资一书的惯例,“广稽博采,勒成一编”(170),其主要史源有谈迁的《国榷》、张岱的《石匮藏书》、《鸿猷录》以及其他稗史等,是一部集众家之长编撰而成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广泛的材料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前代诸纪事本末体史书独取一书而史料价值非常有限的缺点,从而受到后人的重视。清人王颂蔚《明史考证捃逸》,卷9考证列传第四十二共34条,引证《明史纪事本末》多达20余条,占将近百分之六十;卷36考证宦官、阉党传共有98条,其中有39条引证《明史纪事本末》,占将近百分之四十。(171)博采众书是此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把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阶段,从此,纪事本末体史书不再单单是研读某一正史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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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史论较前纪事本末体史书更有发展。陈邦瞻宋、元二史纪事本末加入了史评史论,但只是少数篇章有之。《明史纪事本末》全书80卷,除了《亲征漠北》与《俺答封贡》两卷外,“每篇各附论断”(172),其写法仿《晋书》论赞,用骈俪之文。这些史论,多为谷氏自己所作,间有直接引用他人之语者,表达了作者的历史见解和观点。有学者指出,至《明史纪事本末》,纪事本末体史书臻于完善。《四库总目》评价此书云:“排比纂次,详略得中,首尾井然,于一代事实,极为淹贯。”(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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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左传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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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纪事本末》53卷,清高士奇撰。高士奇(1645~1704年),字澹人,号江村,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官至礼部侍郎。此书正文取自《左传》,编写上基本继承袁枢的纪事本末体例,但又有相当的增益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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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事件排列方式改变。以往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将历史大事以事标目,各历史大事按时间顺序排列;而《左传纪事本末》“列国大事,各从其类,不以时序而以国序”。即各重大历史事件先按国排序,分国之后再立目纪事。全书大事按周、鲁、齐、晋、宋、卫、郑、楚、吴、秦列国的顺序排列,将战国时期纷乱琐碎的史事清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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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正文之外,还增添了“补逸”、“考异”、“辨误”、“考证”、“发明”诸项内容。高士奇在此书“凡例”中解释说:“三代、秦、汉之书,经史诸子,杂出繁多,其与《左氏》相表里者,皆博取而附载之,谓之‘补逸’;其与《左氏》异同迥别者,并存其说,以备参伍,谓之‘考异’;其有踳驳不伦、传闻失实者,为厘辨之,谓之‘辨误’;其有证据明白,可为典要者,别而志之,谓之‘考证’;参以管见,聊附臆说,谓之‘发明’云。”由此可见,高氏编写此书时,正文虽全自《左传》,但就全书而言,则参考了经、史、子等各类书籍,这种做法一方面弥补了简单抄录一书而史料价值不高的缺陷;另一方面,所增诸项,“补逸”补传文之不足,“考异”列他书与传文异同,“辨误”指出传文记载之讹,“考证”备史事之佐证或提供补充,“发明”示作者之看法,这些都是编撰者的研究成果,体现出学术研究的特点,纪事本末体史书不再是简单的“钞书”,而具有了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是《明史纪事本末》及其以后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对纪事本末体裁的又一贡献、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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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辽史纪事本末》与《金史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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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纪事本末》40卷、《金史纪事本末》40卷,清末李有棠撰。李有棠(1837~1905年),字芾生,萍乡(今江西萍乡)人,光绪间曾任峡江训导,此二书即是他在峡江任上编撰的。此二书是晚期纪事本末的代表作,与之前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相比,其最大特色是作者所撰学术色彩更强的“考异”。辽、金纪事本末正文“俱本正史”,但“其或事有异同,词有详略,兼仿裴世期补注《三国志》及胡身之注《通鉴》,取温公所著《考异》三十卷散入各条例,小注分行,分载每条之下,名曰‘考异’,以便浏览,而资参证”(174)。“考异”是作者用力最著的部分,分别占全书的一半以上;“考异”征引书目近百种,涉及范围十分广泛,有同名异名考、地理沿革考、史实异同考等多种类型;“考异”注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汪祖辉《辽史同名录》和《金史同名录》多用于考订同名异名,厉鹗、施国祁等人的有关著作也多有征引,其史料价值在《辽史》、《金史》之上,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虽然二书也有不足,但“编撰者力图增加该书的资料性和学术性的用心还是十分清楚的,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纪事本末体史书在编撰方面所追求的目标,足以说明后期本末的特色”(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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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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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纪事本末体史书,均为一书备多事之本末者,称为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另外还有一种纪事本末体史书,为一书只具一事之本末的战争专史,即方略,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有人称为“别体”。方略产生于明代,当时就有记载朱元璋翦除群雄的专史问世,如《平蜀记》、《平淮记》等。到了清代,“每次军功告蒇及遇有政事之大者,皆奏奉谕旨纪其始末,纂辑成书,或曰方略,或曰纪略,随时奏请钦定,亦有他书奉旨交辑者,均率在馆人员承办”(176)。方略在清代的编纂颇为兴盛,其始于康熙时,在乾隆年间则设专修方略的方略馆。据统计,从康熙至光绪,官修方略共25部,总计2480卷,可谓卷帙浩繁。清代的方略仍属于纪事本末体,但已不同于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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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取材不同。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多是据旧有的编年或纪传体史书改编抄录而成,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改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改编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改编自《左传》。后来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及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与《金史纪事本末》等,不再是简单的抄录旧文,而是杂采众书,扩大了史料来源;但总体而言,其正文仍是以一部或几部著作为主,史料价值虽有提高但仍有限。清代的方略则是一种资料汇编性质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它是将军前和各地官员有关战事的奏折和皇帝批复的上谕按时间顺序编排比次而成,其资料来源是当朝相关战争的档案材料,而不同于传统纪事本末的旧史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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