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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纪事本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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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乾嘉时期的繁盛，由于仍然沿袭前代的编撰方法，而不能为晚清以来内忧外患的局面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方略至同光二朝渐趋衰落。这个时期的史家为了更好地适应此时社会形势的需要，对纪事本末体史书加以不同程度的变通和改进，从而促进了纪事本末这一体裁的继续发展。如魏源所撰《圣武记》14卷，此书对纪事本末体的发展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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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史料来源广泛。如前所述，方略一般以各地官员汇报战事的奏折和皇帝批复的上谕为采撰对象，而《圣武记》在取材上则更为广泛，除却实录、诏令等档案材料外，还有大量的私人著述以及实地调查得来的一手资料。材料来源的广泛性使得《圣武记》比前代方略的记载更加完整、充实，其史料价值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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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史论突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中史论均系抄录司马光原文；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间有评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虽每篇都有，但多系卷末。而《圣武记》的史论则有三种形式，正文前有序论，论述了作者编撰此书的原因、史料来源及旨趣；前10卷关于清开国至道光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中有“臣源曰”的评论，阐述了作者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点；后4卷《武事余记》则为史论专篇，对军事制度、战守形势、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可见，史论是《圣武记》重要组成部分，其分量之大、形式之多、内容之广均超越了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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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史书的组织方式有所改变。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以时间为序排列众多的历史事件；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有所变化，采取以国为序的方法；而《圣武记》则结合当时的时代特点，确定“以地为序”的组织方式，把清朝的军事活动事件放到广阔的地域范围内进行叙述。正是由于魏源对于以往纪事本末的发展，其书问世后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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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之后，以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著述中都注意加大人物叙述的分量，增加人物事迹的记载，使纪事本末体只重叙事不重叙人的弊端得到改观。夏燮著《中西纪事》，是把序录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典范。他在《海疆靖难记》中说：“是编纪殉难之臣，不论文武，不叙官阶，悉以死事年月之先后为次，其兵勇、绅民、妇女之死难者附注于后，仿序录之例，兼备纪事之体，俾后之蓃八史志者，得以考见其本末。”(178)通过有意识的撰写序录，作者把在定海战役中遇难的非官之人物事迹记录下来，相当于是他们的人物传记。这种方法把人物事迹和事件始末结合，有效地纠正了纪事本末体重视叙事而忽视人的精神的弊端，是对纪事本末体的改造与创新。王闿运《湘军志》则吸收纪传体的优点，特别注意有关人物的描述与记载，其曾军篇和曾军后篇均以人物命篇，重点记载曾国藩创建湘军的历史背景，湘军的建制分合，以及成军后所经历的战役，突出了曾国藩创建湘军的历史功绩。篇中还记载了胡林翼、彭玉麟、罗泽南、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战争中的表现，彰显了纪事本末体中的人物形象。这些对后世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编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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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认为以往的纪事本末体记事范围过于狭窄，“对于集团的分合未能十分圆满”(179)。梁启超对史迹“集团”解释为：“史迹集团之名，吾所自创，与一段之‘纪事本末’，意义略相近（本末仅函时间观念，集团兼函空间观念；但此名似仍末妥，容更订定）。”(180)可见梁启超十分重视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因而其所著《戊戌政变记》注意从时、空两方面整体把握事件的发展，使纪事本末体史书的记述面大大拓展，是对扩大纪事本末体史书记载范围进行改造的成功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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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史界革命”的浪潮开始冲击传统史学，章节体的优点为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所认可。郭孝成1912年编撰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借鉴章节体叙述的优点，编撰出新式纪事本末体史书。商务印书馆刊印序言中说：“郭君孝成有鉴于是，乃荟萃见闻所得，详加纂定，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一书，都凡三编：第一编曰中国革命缘起及湖北革命始末；第二编曰各省革命志略；第三编曰民清议和及共和立国。一编之中，各分章节，措辞浅显，叙事翔实……后之欲考革命信史者，当以是书为源汇矣。”(181)郭孝成于总体以本末为体的各编之中又各分别章节来记叙这段历史，将纪事本末体与章节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显示出纪事本末体因时制宜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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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发展是当时的史学家们于现实的历史环境之中不断探索的结果，其对本末体史书的改造与创新已不仅仅停留在对既有史书的改编、补充或考证，而是尽量吸收各种史体的长处，力图用新的史书形式来探求解决民族危亡从而振兴家国的方法。它反映了客观的社会现实和时代要求，使纪事本末体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过渡，史书的编撰方式因此得到进一步发展、成熟和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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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四、方志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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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又叫地方志，是以行政区划为范围，记载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资料著述，举凡一地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风俗、灾异等，皆包括在内。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史悠久。据统计，我国现存方志8500余种、10万卷以上，约占现存古籍的1/10，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项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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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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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方志形成了不同的种类，依据不同标准划分出来的不同种类的方志，体现着其在名称形式、记录范围、时间断限、内容详略、撰写方式、编排结构等编例方面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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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名称形式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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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名称形式，方志可划分为以下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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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即文字记录或记载事物的著述，是盛行于汉晋时期的方志形式，隋唐时逐渐衰落，被图经所代替。如《吴地记》、《十州记》、《三秦记》、《太平寰宇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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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经：即地图加上说明，图指地图，经指文字说明，也叫图记、图志、图副等。最初以图为主，后来图退居其次，而以经为主。图经始于汉而盛于唐，南宋以后，图经这一名称逐渐减少消失；图志是隋、唐、宋、元时代对方志的叫法。如唐代的《沙州图经》、《巴郡图经》、《元和郡县图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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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主要是记人物、风俗，始于东汉光武帝时的《南阳风俗传》，流行于魏晋。如东汉的《海内先贤传》、北齐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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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志者，记也”，亦即文字记录或记载事物的著述，南宋时代替图经而成为方志的主要形式，元明继续发展，清代达到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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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始于魏晋，以后历代都有，但数量不多。如吴韦昭《吴兴录》、后魏刘芳的《徐地录》等，其中宋代程大昌的《雍录》和高似孙的《剡录》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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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为载录历史之意，因袭春秋战国时国别史晋《乘》之名而来。始于元代于钦的《齐乘》，明代有王齐、唐功的两种《雄乘》、谢肇淛的《西吴支乘》，清代有陈弘绪的《南昌郡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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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历代方志还有以书、考、鉴、览、簿、论、谱、志略、志稿、志余、备志、志补、补遗、补乘、纪略、述略、要略、识略、辑要、旧闻、故、掌故等命名的，但数量不多，影响不大。如东汉袁康、吴平等人的《越绝书》，明陈沂的《金陵古今图考》、谢肇淛的《滇略》，清乾隆官修的《日下旧闻考》、王先谦的《日本源流考》、傅榘的《成都通览》、袁昶的《吉林志略》、杨宾的《柳边纪略》、徐宗亮的《黑龙江述略》、祁韵士的《西陲要略》、徐松原的《新疆识略》、王志沂的《陕西志辑要》、彭遵泗的《蜀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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