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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方志编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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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志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的《国语》等国别体史书，《山海经》、《禹贡》等地理书以及《周礼》等著作即是其导源。秦汉时期，方志产生，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充实，到隋唐时期形成雏形，并在赵宋完成定型，至明清则达到鼎盛。在方志发展的过程中，其编例不断完善，成为方志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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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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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南北朝时期是方志初步发展的时期，其在编例方面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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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方志的各种形式都初现端倪。方志至宋代才得以定型，而其早期的各种形式，如地记、地志、图经、传、谱等在秦汉时期均已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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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记、地志，即有关地理的记载，主要记载内容为地方的疆域山川、古迹、物产、风俗等情况。地记最早出现于西汉，东汉开始繁盛，魏晋南北朝时极为盛行，成为当时方志的主要形式。地记多围绕某一地区进行记述，以地命名，内容较为单一，但记述重点不同，有记地理的，如汉东方朔《十州记》、辛氏《三秦记》，三国魏张晏《地理记》、阮籍《宜阳记》，晋陆机《洛阳记》、潘岳《关中记》，南北朝谢灵运《永嘉记》等；有的记风俗，如汉佚名《诸番风俗记》、《北荒风俗记》，北齐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等；有的记岁时节令，如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等；有的记物产，如东汉杨孚《异物志》和《交州异物志》，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等；有的记山水，如晋宗居士《衡山记》、庚仲雍《汉水记》等；有的记都邑，如《西京记》、《洛阳记》等；有的记寺庙，如佚名《庙记》，后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等；有的记道里，如《西京道里记》。隋唐时候，地记逐渐与地图合为一体形成图经，而成为志书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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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经，是以图为主或图文并重的形式记述地方情况的专门著作，又称图志、图记。图经由地图发展而来，我国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就已经有了各自的舆地图，如秦绘有《秦地图》，至汉代出现了图经。图，是指地图，用绘制技术标示一个地区的疆域、沿革、山川、土地等情况；经，是对图的文字说明。由于古代绘图技术的限制，有些内容仅靠图面难以表达清楚，必须借助文字进行说明，而图像以外的内容则更非文字不能标示，图经于是应运而生。现知最早的图经是东汉的《巴郡图经》，其书已佚，据《华阳国志》记载，汉桓帝永兴二年（154年）三月，巴郡太守但望上疏云：“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余万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这段文字记述了巴郡的建置、疆域、户口等情况，由此可推知此时图经的记载内容。南北朝时期，图经渐多，主要有《广陵郡图经》、《幽州图经》、《冀州图经》、《齐州图经》、《荆州图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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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汉魏时期的方志，有以“传”命名的，多记人物事迹，如汉代的《沛国耆旧传》、《巴蜀耆旧传》、《益州耆旧杂传记》、《三辅耆旧传》、《鲁国先贤传》、《京兆耆旧传》、《陈留风俗传》、《南阳风俗传》等，魏晋时期的《广州先贤传》、《汝南先贤传》、《豫章烈士传》、《益部耆旧传》等；有以“录”命名的，如三国末虞预的《会稽典录》；有以“谱”命名的，主要记谱牒，如《冀州姓族谱》；有以“簿”命名的，如《会稽贡举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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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综合性志书出现。无论是地记或图经，秦汉魏晋时期的志书多侧重某一方面的记述，或地理，或人物，或风俗，或历史。与此同时，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少数几部内容较为全面的志书，其代表是袁康、吴平的《越绝书》和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此二书在编写上统合古今，兼述史地，与后世方志记述有相同之处，故而清代洪亮吉曾云“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有常璩《华阳国志》”(182)，它们被视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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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绝书》25卷，现存15卷，是记载我国早期吴越历史的重要典籍，上自吴太伯，下至汉代，记载了这一时期吴越地区的地理沿革、城市建设、山川、生产和风俗等，其中《吴内传》、《外传记范伯》、《外传计倪》、《外传春申君》详细叙述了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伍子胥、范蠡、文种等人物的事迹。由于此书兼及人物、历史和地理，在体例上已经初具后世方志的规模，当代方志学家傅振伦认为：“《越绝书》先记山川、城郭、冢墓，次及纪传，独传于今。后世方志，实仿于此。”(183)朱士嘉甚至认为“这部书已具有地方志的雏形”(184)。可见，《越绝书》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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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志》，一称《华阳国记》，东晋常璩撰写。全书12卷，附录1卷，其篇目依次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及梁益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全书记载了从远古到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间梁、益、宁三州，即今四川、陕西汉中及云南部分地区的史事，内容涉及地理、历史、风俗、史迹、人物、少数民族等情况。全书由三大部分组成：卷一至卷四以地域为纲，着重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地区自然、经济、人文等各方面地理状况，类似于正史中地理志；卷五至卷九以年代为纲，主要叙述汉晋期间据蜀各政权统治者之政治兴亡，体裁属编年体，与正史中本纪相仿；卷十至卷十二以人物为纲，重点介绍西汉至东晋初蜀中各方面名人，相当于正史中人物列传。该书在内容上将地理、历史、人物相结合，体裁上综合了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这种编纂方法成为方志史上的创举，对后代方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代刘知幾、南宋李塈等对《华阳国志》都有很高评价。清文献学家王谟所编《汉唐地理书钞》受此书影响甚巨，他说：“昔常氏之志华阳也，于一方人物丁宁反复，如恐有遗，虽蛮髦之民，井臼之妇，苟有可纪，必著于书。谟尝三复其书而矜其志，亦发愤思网罗乡里放失旧闻。”梁启超亦称赞其“有义法，有条贯，卓然著作之林”(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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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全国性总志产生。西汉汉武帝时，为掌握全国经济、地理和贡赋情况，下令各地将记载当地物产、贡赋和交通情况的资料送到太史处保存；汉成帝时，刘向将全国的行政区划和分野资料进行了整理，丞相张禹掌管全国财赋，搜集了许多资料，令属官朱赣编写地理书。汉明帝时，作为兰台令史的班固利用兰台收藏的大量资料和图书，在吸收刘向和朱赣成果的基础上，写成了全国性总志《汉书·地理志》。此志以西汉的103个政区郡国所属的1314个县邑、32个道、241个侯国为纲，分别记述了户口、山川、物产、水泽、水利设施、关塞、名胜、物产等。《汉书·地理志》之后，历代正史必列地理一志，其内容和体例为后世全国性总志的编写创立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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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以全国区域为范围编纂的总志有东汉应劭的《十三州记》、晋挚虞的《畿服经》、陈顾野王的《舆地志》、北魏阚骃的《十三州志》等，其中，以《畿服经》的体例较为完备。该书170卷，仿《禹贡》、《周官》而作，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俱悉”(186)。与《汉书·地理志》相比，《畿服经》增加了社会与人文的内容，其体例又前进了一步，已经初具后世总志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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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隋唐五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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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中央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定期编呈图经版籍的制度，为方志编例的进一步完善创立了条件。这个时期，图经、图志已成为方志的主流，汉晋时盛行的地记退居其后，此时的图经，内容更加丰富，文字已摆脱了附于地图之后的地位，而与地图同列并举。图经地位不断提高，并且与图、志日趋融会，为方志日后的繁荣和定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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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图经的繁盛。汉魏虽有图经，但由于地记盛行，其发展缓慢。到隋唐，图经开始繁盛，唐政府命令各州郡每三年编修一次（后改为五年一次）图经上报朝廷，这一举措极大地促进了图经的发展，图经代替地记而成为隋唐方志的主要形式。唐代州县图经，有《润州图经》、《夷陵图经》、《茶陵图经》、《岳州图经》、《邵阳图经》、《湘阴图经》、《汉阳图经》、《夔州图经》等约十几种。这一时期的图经，在编例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现存最早的图经是编修于唐开元年间的《沙州图经》，于清末在甘肃敦煌石室中发现，仅有残卷。从残余部分看，该书记述分门别类，图文并茂，内容涉及行政机构及区划、官署、河流、学校、驿道、寺庙、古迹、天象、歌谣等，虽然内容仍然主要是地理方面，但较前有所创新，其增加歌谣的记载，开方志记载艺文的先例，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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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的图经，已开始称为“图志”或“志”，且文字说明部分的比重开始加大，而原为主体的图的比例逐渐减少，图经开始出现图少文多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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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全国性总志的发展。唐代出现了大量的地区性图经，这为全国性图经的编纂奠定了基础。主要有《贞观郡国志》、《括地志》、《职方记》、《长安四年十道图》、《开元三年十道图》、《十道录》、《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贞元十道录》、《元和郡县图志》、《十道图》、《郡国志》、《域中郡国山川图经》、《郡道山河地名要略》、《十道四蕃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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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最早纂成的地理总志是《括地志》，由唐初魏王李泰招集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蒋亚卿、功曹谢偃等所编写，历时四年而成。全书正文550卷，序略5卷。它以贞观10道为纲，以所领360州、1557县为目，全面记录了贞观年间全国各政区的建置沿革、山川形势、河流湖泊、风俗物产、历史遗迹、地名渊源、历史人物掌故等。该志吸收了班固《汉书·地理志》和顾野王《舆地志》编纂上的特点，创立了一种新的总志形式，打破了汉魏以来地记类著作以山川为纲的传统惯例，采取以州县二级政区为主体，详细记载各政区情况的编纂方法，为唐代地理总志的编纂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范式，后来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在全书结构、记事侧重甚至行文方面均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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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全国性总志，全书40卷，目录2卷，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宰相李吉甫撰。该书以当时全国一级行政区划的10道和安史之乱后形成的一级行政兼容区划的47镇为纲，记述各府州县的情况。每府、州首记治城、地方等级、户数、乡数、沿革、疆域、八到、贡赋，次分县记等级、沿革、山川、古迹、道里、关塞等。因每镇篇首有图，故称《元和郡县图志》，南宋以后图亡佚，书名随之改称为《元和郡县志》。《元和郡县图志》的编写继承了《汉书·地理志》以一朝疆域为范围，以州郡为纲、县为目，记叙地理沿革、户口、山川、古迹、物产等情况的方式，并有所创新。《元和郡县图志》中，府（州）境、八到、贡赋等目均为其首次开创，而在对各地户口进行记载时，则兼记不同时代的户口数。方志对户口的记载始于《汉书·地理志》，但其对西汉一代的户口，只记平帝元始二年（2年）的数字；而《元和郡县图志》不仅记载开元年间的户数，也记载元和时的户数，为后世提供了安史之乱前后各地户口变动的资料。由于体例的完善，《元和郡县图志》影响深远，为后世总志的编写奠定了基础。宋《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及元明清一统志，在体例上即是《元和郡县图志》的继承和发展。故而《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舆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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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代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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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宋代皇帝多次下诏修志，并设立了专门的修志机构——九域图志局。这一时期，由于朝廷的重视，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志亦空前发达，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编例也日趋完善。方志的研究者们因此普遍认为，宋代是我国方志的定型时期。这个时期，方志已初步形成了平目体、纲目体和纪传体三种结构形式；图经、图志与方志已融合为一，内容不仅包括山川地理、疆域沿革等，也兼记人文历史。正如张国淦所云：“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隋唐以前，则多分别单行，各自为书，其门类亦不过地图、山川、风土、人物、物产数种而已。”(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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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记载范围的扩大。宋代方志，其记载范围扩大，不再像隋唐以前志书重地理而轻人文，类目的设置体现了由地理向人文的转变。《太平寰宇记》，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乐史纂。全书200卷，仿效唐《元和郡县志》十三道区划列目，包括河南道、关西道、河东道、河北道、剑南西道、剑南东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江南道、山南西道、山南东道、陇右道、岭南道以及四夷，即东夷17国、南蛮59国、西戎83国、北狄44国。除此之外，《太平寰宇记》中，乐史增加了土产、风俗、古迹、人物、姓氏、艺文等门类，还仿郦道元《水经注》列诗文、碑记之法，引用了不少诗赋和碑文，使志书的体例更为完善。《太平寰宇记》扩大了方志记载的范围，改变了我国方志只记沿革地理，轻视经济文化的习惯，为后世方志确立史、地、文并重的内容形式，提供了范例，在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四库馆臣评价云：“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若张祐《金山诗》之类，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而始详，体例亦至是而大变。”(189)清人周中孚说：“有宋一代志舆地者，当以子正为巨擘。”(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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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郡图经续记》，北宋朱长文编纂，书成于元丰七年（1084年）。该书3卷，上卷分封域、城邑、户口、坊市、物产、风俗、门名、学校、州宅、南园、仓务、海道、亭馆、牧守、人物15门，中卷分桥梁、祠庙、宫观、寺院、山、水6门，下卷分治水、往迹、园第、冢墓、碑碣、事志、杂录7门。从其所分门类可以看出，其内容已不限于传统图经的地理风俗物产等，而是兼叙诸般人物政事，其内容和体例已经较为完备。此外，宋敏求纂修的《长安志》也表现了记载内容由偏重地理向兼记人文转变的这一特点，对南宋方志编纂具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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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平目体志书的产生。平目体是在旧图经门类的基础上加以扩充而形成的多门类结构形式。最著名的是南宋范成大的《吴郡志》，是书成于绍熙三年（1192年），共50卷。全书分列39目，分沿革、分野、户口税租、土贡、风俗、城郭、学校、营寨、官宇、仓库、坊市、古迹、封爵、牧守、题名、官吏、祠庙、园亭、山、虎丘、桥梁、水利、川、人物、进士题名、土物、宫观、府郭寺、郭外寺、县记、冢墓、仙事、浮屠、方技、奇事、异闻、考证、杂咏、杂志等，并设场务、列女、武举3个附目。该志是宋代方志体例结构定型化的代表作，后世之作多有仿效。四库馆臣称其“征引浩博，而叙述简赅，为地方志之善本”(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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