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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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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的选录标准在其序文中有说明，为说明方便，转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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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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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选》的选录标准，学术界见仁见智，说法不一，但主要集中于《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理解和解释。从清代的阮元开始，到近代的章炳麟、黄侃、朱自清，以及今之国内外众多学者等都对《文选》的选文标准进行了探讨。无论各位学者所持何种观点，从《文选》本身来看，其在选录文章上，有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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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录经、子、史。在序文中，萧统说明了《文选》不录经、子、史等文章，并对其原因进行了解释。经书乃是圣人周公、孔子所定，地位至高无上，不能随意删定；老、庄、管、孟等子书，主要是为表达思想见解，所重不在文辞，故而不选；其他如贤人、忠臣、谋夫、辩士的言论多见于《左传》、《战国策》及一些子书、史书中，但这些文章内容繁博，且非单篇之文，所以不予选录；而记载历史事件的编年纪传类史书，因为是褒贬之文，亦不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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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录生人，即现存在世人的作品不入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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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常谓统著《文选》，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盖其人既往，而后其文克定，故所录皆前人作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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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有盖棺定论之说，人一生要死后才会有公允的评定论断，《文选》选文亦是如此。不录生人之例由《文选》所创，此后继其例者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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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形式上，偏向于华美的有韵之文。萧统在序文中叙其不选子书的原因是其书“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故所选之作品要“能文”方可；一般史书均不入选，但其中之赞、论、序、述等若是“综辑辞采”、“错比文华”者则予以收录。虽然学术界对《文选》选文标准的认识并不统一，但“辞采”、“文华”、“翰藻”等都是说明文章文采的词语，这是得到共识的。因此，作品具有文采是萧统选录文章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标准。故而在整部《文选》中，多选辞藻华丽、声律谐婉的汉赋与六朝骈文，诗歌也主要选对偶严谨的作品，《文选》录文倾向于有韵之文，而自然平抑的作品则较少。这也可以从《文选》选录作家的作品数量情况反映出来。《文选》于汉代作家，司马相如选7篇，扬雄选6篇，班固选9篇，张衡选6题9篇，在汉代作者中数量是最多的。贾谊3篇，蔡邕2篇，较少。建安文人中选录最多的有4人，即曹丕7题9篇，曹植32题32篇，王粲9题14篇，刘桢5题10篇。曹魏后期的阮籍，选3题19篇，亦较多。西晋文人，潘岳19题22篇，陆机28题61篇（《演连珠》50首作1篇计）；其次为左思4题15篇，张协3题12篇。刘宋谢、颜最多，谢灵运32题39篇，颜延之22题27篇；其次鲍照，11题20篇。南齐最多的3人，谢朓24题24篇，任昉19题21篇，沈约17题17篇。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是辞赋发达的时代，其特点是句式整齐，重排偶，辞藻富丽，已开骈体文学的先河，其代表作家，西汉为司马相如、扬雄，东汉为班固、张衡；而西汉的贾谊辞赋外兼长论文，东汉蔡邕特长碑文，两人的散文亦富文采，为后人所推重。建安时代，文人五言诗大为发展，语言也由过去民歌式的质朴趋向华美，同时文、赋也更加注重辞藻与对偶，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曹植、王粲等。西晋太康时代，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一群作家，沿着曹植、王粲的轨迹前进，文采却更加繁缛。刘宋元嘉时代，谢灵运、颜延之等作家扭转了玄言诗泛滥的局面，但他们的作品虽然重视日常生活与环境的描写，但在艺术上也更加重视华美细致，注意字句的雕琢新奇。南宋永明年间，沈约、谢朓在过去注重声韵之美的基础上提倡严格的声律论。其后到梁代庾信、徐陵，兼长诗、赋、骈文，对作品的辞藻、对偶、用典、声调等都很重视，刻意雕饰，使南朝长期发展的骈体文学达到高峰。从以上所举数字可以看出，《文选》中选篇最多的作家，大致上是骈体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而对其他作品则收录较少。如被称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文学成就无可置疑，但其中无一篇入选，这是因为《史记》是用散体文写成，缺少骈文文采之美；汉乐府民歌，《文选》中仅选《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边草”篇）、《伤歌行》（“昭昭素明月”篇）、《长歌行》（“青青园中葵”篇），对思想艺术价值颇高的《东门行》、《孤儿行》、《妇病行》、《孔雀东南飞》等均置之不论；对于语言质朴平淡、不尚辞藻的陶渊明诗歌，《文选》只选其中的8首。总体而言，《文选》在选录上偏向于有韵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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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内容上，注重典雅。虽然《文选》在选录上强调文章的形式美，但并没有因此忽视文章的内容。有研究者认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本身就反映了文质并重的文学观点。(53)骆鸿凯《文选学·义例第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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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明芟次七代，荟萃群言，择其文之尤典雅者，勒为一书，用以切劘时趋，标指先正。迹其所录，高文典册十之七，清辞秀句十之五，纤靡之音百不得一。以致班、张、潘、陆、颜、谢之文，班班在列，而齐梁有名文士若吴均、柳恽之流，概从刊落，崇雅黜靡，昭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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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内容上对《文选》所录之文的分析与评介。就所录文章实际情况来看，《文选》中确实几乎找不到描写女性淫艳色彩的宫体诗，这与专门收录“艳歌”的《玉台新咏》形成鲜明对比，雅俗之别，判然分明。《文选》基本不收汉乐府民歌及南朝乐府民歌，不收弥漫于南朝诗坛的咏物诗，这也是其重雅轻俗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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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在选录标准上具有这样的特点，是由当时的文学风尚和主持者萧统的文学主张所决定的。六朝是骈文发达、骈体文学昌盛的时代，“在这期间，骈文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传统散文的阵地”(54)。当时的文人几乎都是骈文的拥护者和创造者，而一般的读者对骈文也都是普遍肯定和接受的态度，在这样的文学氛围中，《文选》选录的文章对骈文具有倾向性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与此同时，主持编纂《文选》的萧统由于从小所受儒家教育的影响，具有比较正统的文学思想，他认为文章的内容要“有益于风教”，主张“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的文质观。正是由于此，《文选》选录文章重视形式美的同时也注重文章内容的教化功能和典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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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文章的选录上《文选》总体呈现出以上特点，但后代研究者们对其去取标准仍议论纷纷，意见不同。骆鸿凯《文选学·义例第二》列举了众人认为《文选》选文的多种不妥之处，分“入选之文有为赝品者”、“入选之文有事与人不足录者”、“入选之文道理事理文理俱无者”、“入选之文失于滑泽者”、“未选之文有宜取者”、“未选之文从而为之词者”6类，条列了古今诸家的意见。虽然骆鸿凯已为其一一辩白，但这些确实说明了《文选》在选文上的不足之处，可供以后的研究者们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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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排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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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统在序文中也对全书的编排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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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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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全书按文体划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共38体，此所谓“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赋、诗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内容分类，赋依次细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共15小类；诗依次划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共23小类，此即所谓“又以类分”。每类之中，所选录的文章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如“赋”之“京都”类中，先列班固的作品，次列张子长的作品，其他各类亦是如此，此即所谓“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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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体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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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选》的分类，后世学者以其过于琐碎而多有批评。宋吴子良云：“太史公言：‘离骚者，遭忧也。’离训遭，骚训忧，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则赋也。故班固《艺文志》有屈原赋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选》，并不归赋门，而别命之曰骚。后人沿袭，皆以骚称，可谓无义。篇题名义且不知，况文乎？”(55)浦铣《复小斋赋话》卷上：“赋始于兰陵而屈宋为之增华，故班固《艺文志》云：屈原赋二十五篇。予尝谓集赋者当以骚列于首，自来选家从不归并赋门，可谓数典忘祖。”(56)姚鼐《古文辞类纂》序云：“汉世校书，有《辞赋略》，其所列者甚当。昭明《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为法。”(57)章学诚云：“赋先于诗，骚别于赋，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文选》，其显然者也。若夫《封禅》、《美新》、《典引》皆颂也，称符命以颂功德，而别类其体为符命，则王子渊以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亦当别类其体为主臣矣。班固次韵，乃《汉书》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纪》第一’，‘述《陈项传》第一’者，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史迁有作于先，故己退居于述尔。今于史论之外，别出一体为史赞，则迁书自序所谓‘作《五帝纪》第一’、‘作伯夷传第一’者，又当别立一体为史作赞矣。汉武《诏策贤良》即策问也，进以出于帝制，遂于策问之外别名曰诏，然则制策之对，当离诸策而别名为表矣。贾谊《过秦》盖《贾子》之篇目也，因陆机《辨亡》之论，规仿《过秦》，遂援左思‘著论准《过秦》’之说，而标体为论；魏文《典论》，盖犹桓谭《新论》、王充《论衡》之以论名书耳，《论文》其篇目也；今与《六代》、《辨亡》诸篇同次于论，然则昭明自序所谓‘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立意为宗，补遗能文为本’，其例不收诸子篇次者，岂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题论而改子为集乎？《七林》之文，皆设问也。今以枚生发问有七，而遂标为七，则《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标为九乎？《难蜀父老》，亦设问也。今以篇题为难，而别为难体，则《客难》当与同编，而《解嘲》当别为嘲体，《宾戏》当别为戏体矣。”(58)俞樾《第一楼丛书·湖楼笔谈六》对萧统赋类之下为单篇立目甚有意见：“《文选》一书，辞章家奉为准绳，乃其体例，实多可讥。如赋、诗宜以时代为次，多为标目，反或拘牵。且特立耕籍之目，而所录止潘安仁《藉田赋》一首，特立论文之目，而所录止陆士衡《文赋》一首，然则耕籍即潘赋之正名，论文乃陆赋之本义，题前立题，犹屋上架屋矣。又如风、月、雪赋之物色，义即不通，而《秋兴》一赋，又非其伦，斯亦义例之未安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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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众人的批评，都是因为《文选》分类琐碎而致，其中吴子良、浦铣与姚鼐三人都认为《文选》不应将赋与骚分为二体。先秦时期，赋作为文体名称被明确标示出来，《汉书·艺文志》将骚归入赋类之下，因此很多人主张骚、赋一体。其实，《文选》之前，已有明确将骚别于赋者。南朝宋齐之间的孔逭与当时文士看法不同，据现存文献，他是视骚、赋为不同文体的最早学者。(59)据《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载其《文苑》百卷，此书今佚，但《中兴书目》记其情况云：“逭集汉以后诸儒文章，今存十九卷，赋、颂、骚、铭、诔、吊、典、书、表、论，凡十属目。”(60)可见，在他所编的总集中，赋与骚是两种并列的不同的文体。骆鸿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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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赋出于骚，骚为赋之祖，究可自为一类。彦和析论文体，以《辨骚》与《诠赋》分篇，是亦别骚于赋矣。《隋书·经籍志》集部特立《楚辞》一类，后世仍之，尤见推崇骚体，不与其它文辞同列之意。审是，可无疑于昭明之失当矣。(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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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赋、骚分立二体于萧统之前即已存在，《文选》如此立类体现了当时文体分类的现实，是当时文体观念的客观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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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批评中，有对《文选》将七体、设问分体的指责。枚乘《七发》之后，模仿创作者甚众，形成了一个七体系列，这类文章都分为七个部分，内容多是关于宫室、音乐、田猎、饮食等之感官享受，终归劝谏之义。由于这类作品数量众多，引起当时文人的注意，他们将“七”类著作独立于赋体之外的意识渐渐增强。晋初傅玄是现可考知最早独立“七”体并为之编集的学者，其《七谟序》中连续开列了自枚乘到晋初十六家十六篇“七”体作品，几乎包括了此体当时所有作家的作品，并结合文体特征对这些作品进行了简短精当的评论，其“七”体意识已相当自觉。(62)其后之范晔《后汉书》在记述传主生平著述时，便将赋与“七”体、设论分开，如《崔骃传》云：“所著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63)《张衡传》云：“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间》、《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64)《文心雕龙·杂文》将七体、设问、应对、连珠等归为杂文一类。可见，《文选》将七体、设问著作单独分列成类也是有根据的，并非妄意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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