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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排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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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统在序文中也对全书的编排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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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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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全书按文体划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共38体，此所谓“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赋、诗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内容分类，赋依次细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共15小类；诗依次划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共23小类，此即所谓“又以类分”。每类之中，所选录的文章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如“赋”之“京都”类中，先列班固的作品，次列张子长的作品，其他各类亦是如此，此即所谓“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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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体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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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选》的分类，后世学者以其过于琐碎而多有批评。宋吴子良云：“太史公言：‘离骚者，遭忧也。’离训遭，骚训忧，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则赋也。故班固《艺文志》有屈原赋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选》，并不归赋门，而别命之曰骚。后人沿袭，皆以骚称，可谓无义。篇题名义且不知，况文乎？”(55)浦铣《复小斋赋话》卷上：“赋始于兰陵而屈宋为之增华，故班固《艺文志》云：屈原赋二十五篇。予尝谓集赋者当以骚列于首，自来选家从不归并赋门，可谓数典忘祖。”(56)姚鼐《古文辞类纂》序云：“汉世校书，有《辞赋略》，其所列者甚当。昭明《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为法。”(57)章学诚云：“赋先于诗，骚别于赋，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文选》，其显然者也。若夫《封禅》、《美新》、《典引》皆颂也，称符命以颂功德，而别类其体为符命，则王子渊以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亦当别类其体为主臣矣。班固次韵，乃《汉书》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纪》第一’，‘述《陈项传》第一’者，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史迁有作于先，故己退居于述尔。今于史论之外，别出一体为史赞，则迁书自序所谓‘作《五帝纪》第一’、‘作伯夷传第一’者，又当别立一体为史作赞矣。汉武《诏策贤良》即策问也，进以出于帝制，遂于策问之外别名曰诏，然则制策之对，当离诸策而别名为表矣。贾谊《过秦》盖《贾子》之篇目也，因陆机《辨亡》之论，规仿《过秦》，遂援左思‘著论准《过秦》’之说，而标体为论；魏文《典论》，盖犹桓谭《新论》、王充《论衡》之以论名书耳，《论文》其篇目也；今与《六代》、《辨亡》诸篇同次于论，然则昭明自序所谓‘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立意为宗，补遗能文为本’，其例不收诸子篇次者，岂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题论而改子为集乎？《七林》之文，皆设问也。今以枚生发问有七，而遂标为七，则《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标为九乎？《难蜀父老》，亦设问也。今以篇题为难，而别为难体，则《客难》当与同编，而《解嘲》当别为嘲体，《宾戏》当别为戏体矣。”(58)俞樾《第一楼丛书·湖楼笔谈六》对萧统赋类之下为单篇立目甚有意见：“《文选》一书，辞章家奉为准绳，乃其体例，实多可讥。如赋、诗宜以时代为次，多为标目，反或拘牵。且特立耕籍之目，而所录止潘安仁《藉田赋》一首，特立论文之目，而所录止陆士衡《文赋》一首，然则耕籍即潘赋之正名，论文乃陆赋之本义，题前立题，犹屋上架屋矣。又如风、月、雪赋之物色，义即不通，而《秋兴》一赋，又非其伦，斯亦义例之未安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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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众人的批评，都是因为《文选》分类琐碎而致，其中吴子良、浦铣与姚鼐三人都认为《文选》不应将赋与骚分为二体。先秦时期，赋作为文体名称被明确标示出来，《汉书·艺文志》将骚归入赋类之下，因此很多人主张骚、赋一体。其实，《文选》之前，已有明确将骚别于赋者。南朝宋齐之间的孔逭与当时文士看法不同，据现存文献，他是视骚、赋为不同文体的最早学者。(59)据《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载其《文苑》百卷，此书今佚，但《中兴书目》记其情况云：“逭集汉以后诸儒文章，今存十九卷，赋、颂、骚、铭、诔、吊、典、书、表、论，凡十属目。”(60)可见，在他所编的总集中，赋与骚是两种并列的不同的文体。骆鸿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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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赋出于骚，骚为赋之祖，究可自为一类。彦和析论文体，以《辨骚》与《诠赋》分篇，是亦别骚于赋矣。《隋书·经籍志》集部特立《楚辞》一类，后世仍之，尤见推崇骚体，不与其它文辞同列之意。审是，可无疑于昭明之失当矣。(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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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赋、骚分立二体于萧统之前即已存在，《文选》如此立类体现了当时文体分类的现实，是当时文体观念的客观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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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批评中，有对《文选》将七体、设问分体的指责。枚乘《七发》之后，模仿创作者甚众，形成了一个七体系列，这类文章都分为七个部分，内容多是关于宫室、音乐、田猎、饮食等之感官享受，终归劝谏之义。由于这类作品数量众多，引起当时文人的注意，他们将“七”类著作独立于赋体之外的意识渐渐增强。晋初傅玄是现可考知最早独立“七”体并为之编集的学者，其《七谟序》中连续开列了自枚乘到晋初十六家十六篇“七”体作品，几乎包括了此体当时所有作家的作品，并结合文体特征对这些作品进行了简短精当的评论，其“七”体意识已相当自觉。(62)其后之范晔《后汉书》在记述传主生平著述时，便将赋与“七”体、设论分开，如《崔骃传》云：“所著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63)《张衡传》云：“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间》、《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64)《文心雕龙·杂文》将七体、设问、应对、连珠等归为杂文一类。可见，《文选》将七体、设问著作单独分列成类也是有根据的，并非妄意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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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分体细碎，前人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但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文选》编纂时的客观环境与当时文学发展的现状。对此，骆鸿凯总结说：“章氏以昭明论文，惟拘形貌，而昧于文学之流别，斯言诚中其失。然夷考尔时刘氏《文心》，列体亦繁。世传任昉《文章缘起》，屡举八十五种，杂碎尤甚。任以专书辨析众制，尚复如此，知昭明分体，亦仍前规耳。《文心·诠赋篇》云：‘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体国经野，义尚广大。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触兴致情，因便取会。’据此，是赋之分类，昭明仍前贤也。《颂赞篇》云：‘迁、固著书，讬赞褒贬。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颜师古《匡谬正俗》亦云：‘挚虞《流别集》全取孟坚书序为一卷，谓之汉述。’是史述赞之名，昭明亦承仲洽之误者也。又《吴志·阚泽传》有《过秦论》之称，则此篇称论已旧，非始昭明明矣。至物色之名，本六朝常语，延年取以入咏，《雕龙》亦用题篇，其义犹汉人言云雾，今人言光景，远出郑君，词非晦解。俞氏诮为不通，何耶？”(65)骆氏这段话回答了章学诚与俞樾的批评，同时也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解释了《文选》分体琐碎的缘由。总之，“《文选》文体分类方面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这是常识。尽管平心而论，这一贡献多的只是继承而非其新的建树，然而，这一继承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建树同，即其在客观上使被继承过来的东西有了许多新的生长点”(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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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目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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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全书各篇目的具体编次，按照序文所言“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的原则进行。大体上，全书各类文章依此进行排列，但也有不少“失序”之处。《文选》卷20“公宴”之“曹子建”下，李善注云：“‘赠答’、‘杂诗’，子建在仲宣之后，而此在前，疑误。”(67)卷22“招隐”之“左太冲”下，李善注云：“‘杂诗’，左居陆后，而此在前，误也。”卷23“哀伤”（诗）之“曹子建”下，李善注云：“‘赠答’，子建在仲宣之后，而此在前，误也。”卷26“行旅”之“潘安仁”下，李善云：“‘哀伤’（诗）、‘赠答’，皆潘居陆后，而此在前，疑误也。”卷29“杂诗”之“何敬祖”下，李善云：“‘赠答’何在陆前，而此居后，误也。”可见，在唐代，李善为《文选》作注时就发现了其排序方面存在的问题。后世研究者们则发现了更多的“失序”之处。骆鸿凯《文选学》除了列举上述李善所述几处外，又有：“书类朱叔元《为幽州牧与彭宠书》一首，何屺瞻曰：‘此书在建武中兴之初，而列七子之伍，误矣。’论类李萧远《运命论》一首，文列《养生论》后。按：叔夜卒于魏常道乡公景元三年，而萧远为魏明帝时人，前后倒置，亦误。”(68)而据王晓东“粗略统计”，“《文选》对所录作品的编次存在问题计有十八处”(69)。《文选》在编次上之所以出现诸多的“失序”问题，主要是由于它的成书是多人编纂的结果，故而一书之中同样作家的排序前后出现了不一致。傅刚对此分析说：“《文选》由多人参加编纂，在其作家作品排列的不同顺序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关于建安诗人曹植、王粲、刘桢的排列，‘公宴’、‘哀伤’与‘咏史’、‘杂史’不同，前者顺序为曹、王、刘，后者则为王、刘、曹；关于西晋诗人陆机、潘岳的排列，‘赠答’与‘行旅’不同”，前者为陆、潘，后者为潘、陆；关于左思、陆机的排列，‘招隐’与‘杂诗’不同，前者为左、陆，后者为陆、左。……上述作家顺序排列的矛盾情况，说明了《文选》并非由一人编纂。”(70)《文选》在排序上确实存在上述缺陷，但此种现象在古代文集的编选中普遍存在，像《元文类》、《明文衡》、《骈体文钞》等都有类似问题，即使在今时亦所难免，所以我们不能苛求于《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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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编例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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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因其文学价值在成书后不久就受到世人关注，其编例本身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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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类方法为后世所效仿。如前所述，《文选》是先按文体分类，再以题材列目来编次全书的，后世的许多总集也都效仿这种方法进行编集，甚至在具体类目上也很相似。例如，宋初李昉等奉敕编纂《文苑英华》，将所收诗文按文体分为38类，其分类数目与《文选》同，只不过《文苑英华》在这些文体之下的部分二级类目又分出三级类目，划分更加细琐。其书虽各类目名称不尽同于《文选》，但基本上遵循了昭明之格局，故四库馆臣以为：“其分类编辑体例亦略（与《文选》）相同，而门目更为烦碎，则后来文体日增，非旧目所能括也。”(71)《文苑英华》编纂的目的有绍继《文选》的考虑，明胡维新《重刻文苑英华序》就以为：“坟经义貌，词华郁蔓，延刘汉而接萧梁，昭明之《选》备矣。《苑》之集始于梁，而部系类分悉宗《选》例，非嗣文以承统乎？”(72)两书虽文体类目名称及数量有别，然所用的方法却是一致的。又如真宗年间姚铉编纂的《唐文粹》，全书分文体为22类，共设子目316类，其文体分类在《文选》的基础上进行了删并改进，例如符命、诔、哀文、吊文、祭文归于文；移并于檄，史论归于论，墓志并于碑，笺归于书；新增状、露布、文、议、故、记、诫、物铭8类等，其情况与《文苑英华》相似。此后宋吕祖谦所编《宋文鉴》、元苏天爵所编《元文类》等皆沿其波，收文范围及其文体分类都受到《文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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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列赋为首为后世所承用。按照文学发展的先后来说，诗骚之体应该先于赋体，但《文选》在排列上则以赋体为首，置于诗骚之前。有研究者认为，“《文选》序文，以赋为首，诗骚反列于后，此乃萧统之创格也”(73)。此种编次方式，后世文集，无论总集或别集，承之者不乏其例。总集如宋李昉《文苑英华》、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元苏天爵《元文类》，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清张金吾《金文最》、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乾隆御定《唐宋文醇》等；别集如陆机《陆士衡文集》，唐王维《王右丞集》、韩愈《昌黎先生集》、杜牧《樊川文集》，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王安石《荆川先生文集》，清朱彝尊《曝书亭集》、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等，均是以赋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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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著者称字为后世所沿袭。古代称字是对对方的尊重，《文选》中对所采作品的作者只称其字，后世文集多有沿用者，如《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仿《文选》之例，于作者止书其字”(74)，《名公书判清明集》“辑宋元人案牍判语，分类编次，皆署其人之别号，盖用《文选》称字之例”(75)。虽然这种称谓方式会湮没名声不显者的作品，但《文选》此例对后代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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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文选》的影响是深远的，后世文集无论是断代还是通代，它们在分体次文上都受到了《文选》一书编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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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标卷数者，为《四库全书总目》与《清人文集别录》未明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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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54［M］．《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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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60［M］．《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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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曹寅等．全唐诗：卷340［M］．《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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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M］．仓修良，编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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