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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时而异，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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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著作都产生于一定的时代，每个时代的图书编撰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其编例因此也具有了时代性，余嘉锡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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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天下书纵不可遍观，而一时有一时之文体，一代有一代之通例。参互考较，可以得其情；排比钩稽，可以知其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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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是我国长久以来的习俗，古书中避讳的方法有多种，但具体到各朝代，其采用的方法又有所不同，如唐以前多采用改字法，用其他的字代替需要避讳之字；宋代则普遍采用缺笔法，将所需避讳之字少写其中某个笔画。而在书写格式上，宋代刻本遇到帝王名字，则跳行书之，《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多有记载，如《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30卷“前列高保衡等进书序，遇明圣主上等字俱跳行，当仍宋刻旧式”(6)；《周髀英经》2卷“跋语中遇国家及中兴字目俱跳行顶格，知此本从宋椠传录也”(7)；《琴史》6卷“卷中遇帝字皆跳行，犹依宋本式也”(8)。这种书写格式是宋代特有的，故钱大昕“读欧阳文忠公集五十卷，每卷首题‘临江后学唐鲁得之考异’，卷末题‘熙宁五年秋七月南发等编定，绍兴二年三月郡人孙谦益校正’……此书于宋诸帝不跳行，知为元刻矣”(9)。再如，由于受《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等官修类书分类编排的影响，宋编唐诗别集多分类编次；而由于文坛的复古运动，明编唐诗别集则往往将内容分体编排。同是唐诗别集，但在不同时代其编排方式也不相同，这正体现了编例因时而异、与时俱进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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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三、影响古书编例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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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编例的产生与发展受到社会、政治、学术、编撰者、出版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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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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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现实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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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图书是一种精神产品，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其采用的编写方式归根结底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由司马迁《史记》创造、后代史学相沿不废的纪传体体裁就是与当时社会现实相适应的，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叙述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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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时异，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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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纪、世家、表、书（志）、列传五种体裁的组合构成了一个整体，它突出了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形象地映照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思想体制，是当时汉代封建统一社会的反映。(11)纪传体确立之后，为历代正史所采用，各史根据各代具体的社会现实，其具体类目的设置也有改换或创新，如北魏政治组织源于部落，其氏族多与官职有关，《魏书》因并为官氏志；辽代兵制与各代不同，故《辽史》在兵卫志之外，又立营卫志；兵卫志与前代各史之兵志相近，而营卫志则是辽代所特有。再如国别体是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历史事件的史书体裁，《国语》记述了由周穆王到鲁悼公大约五百年间有关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这正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周王室衰微，诸侯国林立，诸侯群起称雄争霸的社会现实；此后，陈寿《三国志》也采取国别史的形式记述魏、蜀、吴三国的历史，这正反映了东汉之后西晋以前我国历史上三国鼎立的历史事实。清浦起龙曰：“此是国别家，惟分封分割之代有之。”(12)准确地概括了国别体书籍产生的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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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风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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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气是一时的社会习惯，也会影响图书的编例。如清朝初期所编辑的文集，其序跋多不记编纂时间，刘声木记载这种现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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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名人为人撰诗文集或杂著序，素无年月日，专喜自称‘同学弟’或‘同学友’。如新城王文简公士祯，长洲汪苕文太史琬，宣城施愚山学士闰章，萧山毛西河太史奇龄，泽州陈文贞公廷敬，无锡严荪友□□绳孙，江都顾书宣太史图河等所撰诸书皆是。亦一时风会所趣，有不知然而然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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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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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编例也受到当时的政治环境、时势情况的影响。如史书本应据事直书，但历代史书都有回护之处，这除了修撰者的主观因素外，还有政治因素。作史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得不使用“曲笔”，避免触犯当权者，惹来杀身之祸，陈寿《三国志》就是很好的一例。陈寿生于西晋，其书必不敢得罪西晋统治者，而西晋乃是司马氏篡魏所得，这与曹魏篡汉一脉相承、异曲同工，故陈寿所作三国之史在书法上不得不先为魏国回护隐讳。赵翼《廿二史劄记》论《三国志》书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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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左氏、司马迁以来，作史者皆自成一家言，非如后世官修之书也。陈寿《三国志》亦系私史……然其体例则已开后世国史记载之法。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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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陈寿在全书编例上特别加意者有多处，“如《魏纪》书天子以公令冀州牧，为丞相，为魏公，为魏王之类，一似皆出于汉帝之酬庸让德，而非曹氏之攘者，此例一定，则齐王芳之进司马懿为丞相，高贵乡公之加司马师黄钺，加司马昭衮冕、赤舄、八命、九锡，封晋公，位相国，陈留王之封昭为晋王，冕十二旒、建天子旌旗，以及禅位于司马炎等事，自可一例叙述，不烦另改书法，此陈寿创例之本意也……曹魏则立本纪，蜀、吴二主则但立传，以魏为正统，二国皆僭窃也。《魏志》称操曰太祖，封武平侯后称公，封魏王后称王，曹丕受禅后称帝，而于蜀、吴二主则直书曰刘备，曰孙权，不以邻国待之也。蜀、吴二志，凡与曹魏相涉者，必曰曹公，曰魏文帝，曰魏明帝，以见魏非其与国也。《魏书》于蜀、吴二主之死与袭，皆不书……其于魏帝之死与袭，虽亦不书，而于本国之君之即位，必记明魏之年号……此亦何与于魏，而必系以魏年，更欲以见正统之在魏也。正统在魏，则晋之承魏为正统，自不待言。此陈寿仕于晋，不得不尊晋也。”(15)虽然史书的回护书法掩盖甚至歪曲了历史，实不该为，但从修史者的角度看，却也是时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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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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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各朝各代均出现过著名的学者，他们对图书编撰发表过各自的见解，这些理论有的为后人所采用，从而影响了古书的编例。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史通》对唐以前史书修撰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总结，其中对史书编例的论述占据了大半的篇幅，史书编撰中本纪、世家、列传、表、志五种体裁及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序传等各种问题均有涉及，对纪传体史书的修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对后来史书的编例产生了影响。如对正史中载言问题，《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中都是既记言又记事，叙事中夹杂着大量的诏议、奏疏，“方述一事，得其纲纪，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批阅之者有所懵然”(16)，给阅读者造成很大麻烦。刘知幾因此主张把纪、传中的诏令、奏议抽出，按类区分，于纪传表志之外专设记言的篇章，称之为“制册章表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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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主之制典诏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如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他皆仿此，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者也。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窃谓宜从古诗例，断入书中。亦犹《舜典》列元首之歌，《夏书》包五子之咏者也。夫能使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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