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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史话 [:170484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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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两汉三国时期图书收集和校理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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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焚书后不到两年，就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战争继续发展，尽管当刘邦攻入咸阳时，萧何尽收秦王朝的律令文书，但项羽在阿房宫的一把大火几乎将留下的典籍焚烧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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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建立初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由萧何、张苍、叔孙通等编纂了有关律令、礼仪、历法等方面的官书。然而禁书令依然存在。直到汉惠帝四年（前191）才正式取消禁书令，使民间藏书成为合法。同时民间的学术文化气氛逐渐浓了起来。民间藏在山洞、墙壁中的书籍开始陆续出现，私人著述也不断问世，书籍也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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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前140～前87），第一次由政府下令在全国征集图书。《汉书·艺文志·序》载：“汉兴，改秦之制，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设置“太史公”，命天下计簿之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元朔五年（前124）下令，丞相公孙弘设法多方面收集图书，建筑了藏书的馆舍，置抄写图书的官吏，图书不断充实，总数达三万三千零九十卷。为了适应高度集权的统一的中央王朝国家的需要，汉武帝把思想、文化、教育工作提到议事日程，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加强了对思想、文化、教育的控制。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尊崇儒家学说，设置五经博士，以儒家的经典教育人民，使儒家学说成为代表最高统治者的正统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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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帝时，又命陈农为使，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书，使汉代藏书极为丰富。但由于古代图书主要书写在简策上，贮藏时间久了自然容易散乱残缺，因此成帝在命人收集图书的同时又下令进行校理，由刘向主持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进行的古籍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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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首先把简册整编好，除去重复，相互补充，确定篇章和它的名目及先后次序，然后校正文字；对没有书名或书名重的，还要命定书名，最后抄写成定本。校定一本书后，再撰写一篇叙录，说明本书撰者的生平事迹，全书内容大意及校对、缮写情况等，奏请成帝过目。刘向又将各书的叙录汇编成书，名为《别录》，这是一部国家藏书的提要汇编。经过二十年时间，刘向终于完成了校书整理工作，一共整理了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刘向去世后，这一工作由其子刘歆继任。刘歆根据刘向编的叙录汇总起来，编成了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将西汉政府藏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大类），其下又分成若干小类，如六艺略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六略各有大序，三十八个小类各有小序，分别阐述大、小类目的意义和学术源流、派别，叫做“辑略”，置于六略之前，以阐明六略的相互关系和书的用途，成为“六略之总最”。《别录》、《七略》到唐代就亡散了，但它的基本概貌被保留在东汉班固（32～92）所著的《汉书·艺文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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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刘歆父子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在科学地校理古代文化典籍的基础上，开拓了我国校雠学和目录学领域，他们所创立的分类体系奠定了封建时期图书分类的基础，对以后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图书分类和编目工作产生了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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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的藏书，在王莽末年的战乱中又遭受到一次摧残。正如隋代牛弘所称，是中国图书的“二厄”，即第二次厄运。东汉光武帝刘秀统一中国时，宫廷尚存少量藏书，经过一番搜集整理，至迁都洛阳时有书二千车。后来又经明帝、章帝几十年的大力搜集，才使国家藏书的石室、兰台得到充实，后又在东观和仁寿阁集藏新书，由校书郎班固、傅毅等掌管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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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官府藏书充实以后，沿着西汉的旧例不断派员清理校点图书。据记载，汉明帝时有班固、贾逵等在东观校书。汉安帝时，刘珍、马融等曾校书，蔡伦监典其事。汉顺帝时，伏无忌与黄景曾校书。汉灵帝时，蔡邕等曾在东观、兰台校书。他们的校书活动，都涉及官府藏书的各部类图书，并重新整理出定本，以作为儒生的标准读物。著名的《熹平石经》就是蔡邕校书的成果之一。但到汉末，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军阀割据，连年战乱，使西汉以来建立的国家图书再遭严重损失。特别是汉献帝初年，董卓奉献帝从洛阳迁都回长安，道途中典章文籍大量流失。隋代牛弘称此为我国图书史上第三次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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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私人藏书也相当多。汉惠帝解禁书令后，使民间藏书得以合法，因此，私人藏书极为普遍。刘向校书时曾利用许多由私人藏书提供的本子。而东汉蔡邕有更多的私人藏书，蔡文姬回答曹操说：“昔亡父赐书四千余卷”（《汉书·列女传》），足见其所藏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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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治文化环境稳定，图书需求量增大，西汉末年就开始出现“书肆”，出现了图书的买卖。《后汉书·王充传》说，王充（27～97）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阅就能诵忆，可见那时已有抄卖图书的店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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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两汉三国时期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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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封建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巩固时期。由于社会的基本稳定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力强盛，反映在文化学术方面也十分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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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在思想领域里占主导地位。当时的儒家学派，又有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分，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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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学派。他的代表作是《春秋繁露》。书中推崇春秋公羊学，阐发“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并杂凑阴阳五行学说，对自然和人事作攀附，建立“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思想体系，其中包括了以后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推崇的“三纲”、“五常”等说。它对我国封建制度及其伦理道德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东汉班固等人编的《白虎通义》，综合了当时全部今文学，是今文学的政治学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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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经学派则对先秦的儒家经典着重训释。《尔雅》、《说文解字》是汉代古文经学派的两部重要著作。《尔雅》实际上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是汉初的学者根据有关资料编辑增补而成。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所收一般词语用同义词解释；《释亲》、《释宫》、《释器》以下各篇是关于各种名物的解释，这是一本考证词义与古代名物的重要图书，为《十三经》之一。东汉经学大师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个，按文字形体及偏旁构造，分列五百四十部，首创部首编排法。以小篆字体为主，有古文、籀文等异体，则列为重文。每个字的解释，先说字义，后形体构造和读音，依据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解说文字。它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原的字书，也是世界最早的字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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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在两汉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重要的创造。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中国历史上不朽的大作。司马迁（约前135～？）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汉武帝时他继承父职任太史令，从公元前104年起，他花了十四年时间，历经千辛万苦，经受了腐刑，终于完成划时代巨著——《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叙述了从上古到汉武帝时三千多年的历史，资料丰富翔实，人物事件生动活泼，文字优美。《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以人物纪传为主，把君主的大政、大事按年代记载辟为“本纪”；其他人物传记为“世家”、“列传”；再以“书”、“表”分别记述典章制度和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情况，开创了我国史书的纪传体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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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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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班固（32～92）所撰《汉书》（又称《前汉书》）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著作。它叙述了从汉高祖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二百三十年间的历史，它的体例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包括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其中创造了“十志”，即“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和“艺文志”，是研究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特别是创立《艺文志》，它是班固以《七略》为基础，删节各书的说明，把“辑略”所包括的大序、小序移至各大小类之后，同时增加了《七略》以后三十年间的著作。《艺文志》开创了正史艺文志的先例，记一代藏书之盛，后来史书都有《经籍志》、《艺文志》，使人们得以知道中国文化典籍的丰富，并可以指导人们怎样去翻阅这些分门别类的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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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还有一部集体创作的史书《东观汉记》，经过一百多年，几十个人之手编成，共一百四十三卷。《东观汉记》从东汉明帝诏班固、陈宗、尹敏、孟异等开始，经安帝诏刘珍、李尤、伏无忌、黄景等参与编著，桓帝元嘉（151～152）时复命边韶、崔寔等，灵帝熹平（172～177）时又命马日磾、蔡邕、杨彪等参与编著完成。《东观汉记》现仅存辑本二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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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东汉还有赵晔著的《吴越春秋》和袁康著的《越绝书》，专记本地典故，开创了地方志著作的先例，对后来地方志著作及其发展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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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方面，王充（约27～97）的《论衡》是针对汉代的神学迷信而进行斗争的一部哲学著作，全书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书中首先否定了天的神秘性，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自然存在，并不是天意创造的。王充反对“生而知之”的唯心思想，认为那种“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圣人是没有的。王充在《论衡》中不仅批判了韩非子的一些观点，而且敢于批判孔子、孟子那样的“圣人”，指出了他们许多言行是自相矛盾的、荒谬的。他的思想和观点处处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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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到汉代特别是东汉末三国时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后汉书》专门设《文苑传》，说明文学大体上已与儒学分离，成为文士的一种专门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