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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史话 第七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图书（1840～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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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洋印刷术的传入和我国图书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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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经历了康雍乾盛世以后，逐渐衰落了。特别是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统治阶级的日趋腐败，官吏贪污成风，军备废弛，国势显著下降；同时由于土地兼并，致使广大农民丧失土地，流离失所，阶级矛盾日趋激烈。而此时的西方，特别是英国在完成了工业革命以后，走上了寻求殖民地的侵略道路。作为远东的中国，丰富的资源自然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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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屈膝投降而告终，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又经过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一个又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上的深刻变化，自然对文化、学术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图书发展史上表现为西洋印刷术的引进和逐步推广使用；资本主义化的出版业的产生，图书形式的变化以及图书新品种——报纸、杂志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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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最初由我国发明，传到国外后，技术上不断得到改革。在西欧，德国人谷腾堡发明了铅活字和印刷机；1829年法国人谢罗发明了纸型，使欧洲的技术迅速发展，并且随着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又传回到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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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将铅字印刷术传入我国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马礼逊于嘉庆十二年（1807）来到澳门，传播基督教，尝试中文印刷。到1819年，马礼逊在马六甲设立的印刷所里印成第一部中文的《新旧约圣经》，这是第一部用西方铅活字印刷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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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新加坡伦敦教会的教士台约尔将他的“华英书院”迁入香港，铸造中文铅字开局印刷，完成了一千八百四十五个字模。道光二十四年（1844）美国长老会设“花华圣经书房”于澳门，利用了台约尔的字模，又继续铸造用来印书。这种中文铅字，相当于现在四号字大小，由于制造于香港，故称“香港字”。1845年，花华圣经书房迁往宁波，改名“美华书馆”。后来爱尔兰人姜别利来到中国，首创了电镀中文字模来铸造铅字，发明了将字粒分为七个号码。咸丰十年（1860）又发明了元宝式排字架，将字粒分为常用、备用、罕用，按《康熙字典》部首排列，把中文印铅技术大大推进了一步。但这一时期的印刷技术主要是教会印制宗教宣传品，对我国文化教育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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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了《申报》，是我国境内最早的日报。它首先采用手摇印刷机并兼营出版事业。随后设立申昌书局分开经营。它用铅活字排印了许多小说、笔记和其他书籍，称为《申报馆聚珍版丛书》，共有一百六十余种。1884年又以图书集成局的名义，用制造的扁体铅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随后又排印了《二十四史》。这些是早期铅字排印的大部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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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石印技术也传入我国。最初采用石印机的是1876年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最早用以印制宗教宣传品。1879年申报馆老板美查组织了“点石斋印务局”，出版《点石斋画报》，翻印古书善本，使石印技术开始成为出版业中的重要力量。1881年我国商人自己成立了同文书局、拜石山房两个大规模的石印书局。同文书局初设时即购备石印机十二架，雇工五百名，颇具规模。石印事业的发展沿着影印古书和印刷彩色图画两个方向发展。点石斋、同文书局、拜石山房、蜚英馆都影印了许多古书。所用底本相当精良，印刷清晰、装订灵巧、携带便利、价格低廉，因此深受一般读书人的欢迎。彩印图画以鸿文堂五彩书局为最早，其次是光绪八年（1882）中国人自己开设的中西五彩书局，和以后开设的彩文书局、崇文书局。文明书局成立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设彩色石印部，印刷彩色课本、图画和地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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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方印刷术的采用，我国的图书制度也出现了变革。初期的铅印书籍形式上仍然模仿雕版书籍的传统形式。其版面构造、格式与雕版书完全一样，栏、界、中缝齐全，双叶单面刷印，甚至装订也还是线装。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书籍产量提高，其形式也出现了变化，西式装订和横排的中文书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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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装订是指平装和精装的书籍装订方法。书籍装订形式的变革，是与印刷所用的纸张有关。原先手工制作的各种软纸产量低、成本高，不能满足图书大量生产的需要。外国新闻纸的传入，书籍开始采用新闻纸、铜版纸等，出现了单页两面印字的书籍，使版式发生了变化，线装已经不合适了。当时除了雕版印刷的书还需线装外，全部改成包背装。所谓精装是用厚纸包上皮或布，烫上金字或印上黑字。而不用厚纸面，只用各种书皮纸印成封面作为包背装，这就是平装。这两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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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出版业进一步发达起来。到20世纪初，仅上海就有新式出版企业四十多家。其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和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的文明书局是规模最大的民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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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初专营印刷，主要以商业用品的名片、广告、簿记、账册为主，故名曰“商务”。1900年以后致力于图书出版。1902年成立编译所开始编制中小学、师范、女校等各类学校教科书，并编辑政治、法律与其他各种参考图书、杂志，成为当时我国最大的私营书店，并拥有一个设备齐全、技术先进的印刷所。而文明书局也有自己的印刷所，当时以印刷地图、图画著名。1912年以后，中国图书公司并入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并入中华书局，进一步扩大了印刷力量，使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出版印刷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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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刊印刷现代化同时，雕版印刷作为一种传统工艺在图书出版业中仍起作用。影响最大的是太平天国失败以后（1864），清政府从维护自身统治出发，为了“教养”民众，防止人民再起反抗而成立了各省官书局。最初曾国藩在南京成立金陵书局（后改名江南官书局），刊印古代经史方面的书和文集。后又有湖北的崇文书局、湖南的思贤书局、广东的广雅书局等的成立。这些官书局除独自刊印书籍外，还相互合作，如江南、淮南、浙江、湖北等书局曾合作，据“汲古阁”本刊印《二十四史》。进入民国以后，各省官书局陆续停办，它的藏书和版本多数移交新成立的省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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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国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是雕版、铅字、石印印刷三者并用，而铅字印刷逐步取得了主要地位，我国的印书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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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代书刊的兴起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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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印刷事业的发达和新闻事业的需要，使出版物内容不断丰富，出版物类型不断增多。而杂志、报纸是书籍的衍生品种，在清代前期，我国还没有正式出版过。据记载，直到清嘉庆二十年（1815）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出版了第一部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一共发行了七卷。其内容主要是有关宗教、新闻时事和西方知识。随后，道光三年（1823）在巴达亚的教会发行了以宣传宗教、历史、时事为内容的杂志《特选撮要》四卷。这时的杂志以雕版印刷为主。1828年传教士麦都士在马六甲创办《天下新闻》，以中国新闻、欧洲新闻、科学、历史、宗教等为内容。这是一份接近现代标准的综合性杂志，并采用了铅活字印刷。道光十三年（1833）在广州的传教士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杂志，刊登宗教、政治、科学、商业等消息和文章。这是我国境内最早的一份杂志。通过这些中文杂志，使我国一部分人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对西洋情况有了初步认识。然而，以宣传西方宗教文化为主的这些杂志，在鸦片战争后成为助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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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杂志和报纸没有严格的区别。有的杂志载有新闻报导，有的报纸也载有论著或专著。据当时所编的一些日报杂志目录记载，杂志被称为“丛报”或“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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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传教士和商人纷纷进入我国境内传教和经商，也促进了近代报刊在我国的发展。如咸丰三年（1853）在香港发行了《遐迩贯真》，咸丰七年（1857）在上海发行了《六合丛谈》，以及《香港新闻》、《上海新报》（《北华捷报周刊》的中文版）、《申报》、《新闻报》等。其中《申报》是我国近代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我国境内最早的报纸，在我国影响很大。1876年，又附刊了《民报》作为报纸副刊，1884年又附刊《瀛寰画报》是报纸图画副刊的开始。《小孩月报》是我国最早的儿童刊物，以诗歌、故事、名人传记、博物、科学等为内容。自此之后至19世纪终，外国人在我国内地出版的杂志还有上海的《益闻录》、《图画新闻》、《东亚时报》、《大同报》和汉口的《益文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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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人在华创办中文报刊的影响刺激下，国内人士开始了自办近代化报刊的活动。其中以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为最早。在内地则以1872年广州创刊的《羊城采新实录》和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主编的《昭文新报》为最早。同治十三年（1874）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它是第一份传播资产阶级政治改良思想的报纸。甲午战争以后，随着资产阶级政治改良思想的兴盛，为宣传各自主张，使我国报业大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北京）、《强学报》（上海）、《时务报》、《湘学报》（长沙）等等，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报刊的发展仍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据梁启超在《中国各报存佚表》中统计，国内包括港澳先后出版的报刊（即包括存亡）有一百种，其中报纸六十二种，杂志三十八种。从此，报刊作为书籍的一种新品，深入我国社会各阶层的读者中间，对我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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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也办了不少报纸。1900年孙中山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作为兴中会的机关报，用来揭露清朝腐败统治，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主张。随后在与保皇派和顽固势力论战中，革命知识分子在日本、上海和全国各地创办报刊，宣传革命主张，反对保皇党的污蔑，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唤起人民的觉悟。1896年章太炎在杭州创刊《经世报》，同年胡璋在上海创办《苏报》，由于吴稚晖、汪文溥、章士钊等的主笔，成为宣传民族革命的阵地。后因刊登邹容《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引发了“苏报案”，成为当时一起重大政治事件。而严复创办的《国闻报》、《国闻汇编》（旬刊）（1897）是维新派的报纸。1904年，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揭露帝俄侵占东北的罪行。后改名为《警钟日报》，是继《苏报》后的又一份革命报刊。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创办了《民报》作为机关刊，宣传三民主义。而梁启超等创刊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从保皇出发，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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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具有进步思想的杂志也纷纷出现。如1900年由留日学生在横滨创办的《译书汇编》和《开智录》，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政治名著，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学说为主。在帝国主义不断侵略的刺激下，这些论著激发了我国留日学生的爱国革命思潮，也创办了不少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国内则有湖北的《楚报》、《湖北日报》、《大江报》，上海的《国民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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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一般的社会、政治和科学刊物也先后出现。如罗振玉创办的《农学报》（1896）；亚泉书馆的《亚泉杂志》（1900）是我国人士自办最早的一种科学杂志；商务印书馆的《外交报》（1901）、《东方杂志》（1904）。1897年出版的还有《格致新闻》、《工商学报》、《商务报》等。另外还有一些专门性杂志，如专刊文艺的《新小说》、《小说林》，有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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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后，一时报纸、杂志风起云涌，最多时全国出版的报纸达五百多家，其中北京占五分之一。1912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以后，许多报纸遭到查禁，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北京仅剩二十多家；上海除了外国人办的外，仅存五家；汉口只存二家。有的被袁世凯收买用来鼓吹复辟帝制，其中以《亚细亚报》最突出。对于袁世凯的阴谋，抨击揭露的著名报纸有北京的《国民公报》、《国风报》，上海《民国日报》等，最终遭到了袁世凯的查禁。这一时期还出版有供一般民众阅读的白话文报刊，几乎遍及每个省，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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