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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 结论 有生命的书籍【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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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一位销售代表1778年巡游法国的旅程，我尝试说明当时的图书是怎样到达读者手中的；我还通过研究1769到1789年间书商们的通信，尝试说明这些图书具体是什么——也就是说，描述了旧制度时期最后几十年里在法国传播的图书的一般特征。这种书籍传播研究远不彻底，它忽略了被看作书籍传播方面最重要的内容：作者的创作和读者的反响。但我不怀疑研究这些内容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我认为它们非常重要。我把本书的调研工作限制在书籍史的一个方面，并从不同寻常的陌生视角加以审视——在街道上，载着图书的货车隆隆地碾过乡村；在书店内，书商们把书籍的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专心研究这些主题，就算无法回答两百多年前人们如何“消费”图书这个关键问题，也有可能提出有关书籍传播的一些可靠结论。书籍的生命经历（the lived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法文中的“la littérature vécue”——本质上是一个“阅读”的问题，而读者呢，很遗憾，他们在这个故事里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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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散落在材料各处，常常足以让我们形成一个关于阅读群体的大致概念。从书商信件里的参考名单，和像罗贝尔和戈蒂埃的破产文件这样的特殊文献来看，读者是由社会上中层的不同群体混合组成的，其中有贵族、地方法官、行政官员、军官、牧师、律师、医生、商人、乡村的富裕地主，或许还有城镇里比较富裕的商人店主。【302】这些人读书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仍然是个谜。最近，一些重构阅读史的尝试已经获得了重要进展，但一直没有摆脱可用资料匮乏的困境。(1)尽管档案资料中处处散落着提示性的页边注解、摘录簿、日志记录和其他文献，但它们不足以构成能够支持某种一般性解释的证据。我们只能做一些个案研究，其中许多做得很出色，但没有一项研究采用的方法可以提供一条回到过去的明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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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没有解决读者如何读书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读的是什么书。对书商生意的仔细研究，可以显示在每个城市的特定市场上什么书最受青睐。这些研究结果可以拼贴出一幅图书市场的全景图——甚至拼贴出一份回溯过往的畅销书单。当然，对这份书单也不必过于当真。它能为人们寻找需求量最大的书籍提供一般性的引导，但不是对每种书籍进行精确的排名，而且它关心的是当时市场上传播的著作，而不是图书馆里多年积存的那种图书。读者偏爱里科博尼夫人的小说，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一百年前出版的拉法耶特夫人的小说就失去了兴趣，更不必说所有源自古代的古典著作了，而正是这些书籍形成了受过教育的精英所承继的文化基础。宗教书籍，从每日祈祷书到神学小册子，也是许多读者的必读书。纳沙泰尔出版社主打新教书籍的销售，对天主教徒有吸引力的书卖得相对较少，然而，它的大多数客户很有可能也在某个时间读到过《效法基督》（L’Imitation de Jésus-Christ）——这本书自15世纪问世以来，已经出过两千多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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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估计有多么的粗略，有关图书数量的信息都可以通过仔细阅读书商们的信函来补充。书商们一边订货，一边和纳沙泰尔出版社保持对话，谈论市场状况、有潜力的版本、有竞争力的新品、受推崇的作家、有关同行的闲言碎语，以及其他一切跟生意有关的话题。信息的流动是他们生意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就他们连接供求关系的基本任务而言，这个因素极为关键。其他中间商也在各个连接点上发挥着作用。【303】书籍史应该为像费弗尔这样的偷运者、像皮翁这样的货车车夫、像雷沃尔这样的货运代理商，以及像法瓦尔热这样的销售代表保留一席之地。他们都在书籍传播体系中最为模糊的地带谋生，都应该在关于书籍的生命经历的叙述中拥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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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商的地位值得特别关注。尽管他们的生意规模和特征千差万别，但都可以用一种通用类型来描述。几家富裕的出版商兼批发商主宰着大城市周边地区的贸易。他们往往属于世袭的家族产业，与当地当权者相处得很好，而且很少冒险经营受严禁的书籍，尽管他们严重依赖盗版书的经营，但这在外省是普遍被容许的，即使在1777年法令执行以后也是如此。在他们的周围是一些较小的书商，这些人在零售贸易中艰难求生，在1770年代后期和1780年代，常常会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而破产。在图书贸易的外缘，一些个体商贩做着投机生意，出售他们认为有销路的任何图书，而零售商贩或流动商贩会越过法律的边界，沿街兜售各种图书，尤其是“哲学书籍”。这种普遍模式符合法瓦尔热逐个城镇评定书商的务实程度时所作的观察。这也是书商们自己在向国家提交的请愿中描述个人命运时的看法，当然，他们小心地把经营非法书籍的事统统略去不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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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很多书籍，甚至是大多数书籍，都是由边缘经销商售出的；因为对书籍的需求无处不在，单靠书商行会无法满足。书商行会缺乏执行国家法令的能力，而且常常与盗版书籍的贸易合作，而不是打击它。除了在马赛和波尔多之类的大城市，外省的图书贸易一般得不到有效监管。像卢丹的马勒布和布卢瓦的莱尔这样的非法书商，他们的生意就没有受到当局的干预。(3)他们主要是苦于资金不足，容易为经济衰退所拖累；同时他们也因总是想把投机生意扩大到自身的偿债能力无法承受的程度而遭受磨难。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破产的边缘挣扎，很多人经营失败、血本无归，但他们有时也会东山再起，尤其是如果能够驾马拉车拼命干活，就像被称作“皮斯托尔”的诺埃尔·吉尔，“在法国四处奔波”。【304】更常见的情况是，大祸临头时他们就逃之夭夭，如马塞的卡尔德塞格那样抛妻别子，或者如常言所说的，“把钥匙塞在门底下”，溜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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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前夕法国的书籍世界是一个移动的世界。就连正规的书商，如罗贝尔和戈蒂埃，偶尔也要驾着马车在路上奔波，来满足村镇居民对书籍的需求。对图书的需求一直在扩大，直到旧制度时期的最后十年；而这是从17世纪继承下来的行会结构所无法满足的。正是为了满足需求，众多小企业主和中间商应运而生，他们在官方机构的边缘经营，常常要突破法律限制。到1770年，书籍的流通就已经溢出了那些曾经限制它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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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试图操控书籍流通而常常被它卷走的图书贸易从业者，在18世纪法国的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他们的故事属于最广义的书籍史。这些故事在19世纪早期依然存在，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巴尔扎克捕捉到，被写进了《幻灭》。但在巴尔扎克之前，要让书籍到达思想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就得上演整个一部人间喜剧。人物角色如何发挥作用，书籍世界怎样像情报通信系统那样运转，这是本书讨论的中心问题。这个故事引发了书籍需求的识别问题——这是一个经验性问题，可以得到解答。当然，它还提出了更宏大的问题，关于书籍与革命的关系，关涉公共舆论和集体行动，都能引发无休止的辩论。这些问题虽然很重要，但我在本书里没有深究，因为随着书籍史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学问，我决定只讨论在这个知识领域内可以解答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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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过推测，我感到这项研究可能有助于人们理解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渊源。关于书籍需求的统计表明，启蒙思想已经深深地渗入了旧制度时期的文化。当然，启蒙哲人们的著作表现出许多不同的思想张力，但是如果非要选出一部最能证明启蒙思想普及情况的著作，那就非梅西耶的《2440年》莫属。这部顶级畅销书展现了一幅按卢梭式原则治理社会的美好图景，与梅西耶另一部揭露当时社会秩序的残【305】酷不公的畅销书《巴黎图景》形成了鲜明对照。我还想强调书商们的信函中经常提到的其他三位作家——雷纳尔、米拉波和兰盖——的知名度。在伏尔泰和卢梭去世后，这三位作家对公众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把专制权力对普通法国人自由的威胁人格化了。政治毁谤书的最佳代表是《杜巴丽伯爵夫人逸事》，强化了专制主义的主题，并把它跟顶层社会腐败堕落的画面联系了起来。但是，这种诽谤引起的共鸣，或许比不上那些喜爱像《感情的考验》这类小说和像《儿童读物，或既能让孩子们快乐又能让他们爱美德的小故事选》这类儿童书籍的读者被引发的情感共鸣。有些最流行的书籍以伏尔泰的风格拔高并讥讽既定秩序，而伏尔泰自己的作品也频频出现在书商的订单中。然而，书籍作为一个整体，贯穿其中的主调还是呼唤温情（sensiblerie）与美德。与时政有直接联系的书籍很少，有关内克内阁的论战作品除外。最畅销的书籍传达的不是明确的政治信息，而是与既定秩序格格不入的一般观点。在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中，这种观点的表达铿锵有力。这部皇皇巨著虽然写得混乱无序，充满了破绽和矛盾，却处处跃动着能量，而且大多表现为道德上的义愤填膺。这些书籍尽管五花八门，却都传达了一种灌注着隐藏信息的世界观：眼前的世界不是世界应有的样子。另一种现实正在头脑中建构。随着书籍自1769年以来在商业渠道的传播，到1789年，思想即将变成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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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把满足读者对书籍的需求当作生意的图书贸易从业者们，谁也不会想到自己正在为一场革命铺垫道路。他们专心致志地忙着手头的生意，而当他们回顾自己的经历时，又听起来似有所悟。身为出版商，奥斯特瓦尔德曾说道：“你只能相信你亲眼所见的和你五指所握的。”(4)身为书商，图尔的让-弗朗索瓦·比约（Jean-François Billaut）在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里写道：“您肯定知道我们这里有句俗语或粗话……99个烤肉师傅富得流油，一个卖书的饿得要死。”(5)【306】他们所经历的书籍世界严酷无情，深深植根于旧制度，难以捱过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因此，这个世界最终幻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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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罗杰·夏蒂埃和古列尔莫·卡瓦洛（Gulielmo Cavallo）编，《西方阅读史》（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出版社，2003。这是一部出色的论文集，包含这个日益发展的研究领域中许多其他出版物的参考资料。我自己为勾画这个领域的轮廓所做的尝试是“迈向阅读史的最初几步”（First Steps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这篇文章，首次发表于《澳大利亚法国研究杂志》（Australian Journal of French Studies），23（1986），第5—30页；后又重印于《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The Kiss of Lamourette：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纽约：Norton，1996，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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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国国家图书馆，法文全宗22073，“里昂、鲁昂、图卢兹、马赛和尼姆的书商与印刷商关于出版业专卖权及其延续的商议的陈情书”，1776年10月15日：“他们［外省的书商］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包括那些自己印刷［书籍］或者让他人印刷，并在书商之间从事批发业务的书商。通过互相交换他们出版的书籍，他们拥有了品种齐全的存货来供应零售商。第二类由那些自己不印刷、光靠订购的书商组成。其中一些人住在小城市和集镇，他们再从那里向乡村扩散。……这最后一类还可以细分，区分为除了向读者零售外，还向极小乡镇的书商销售。……后者又把购买来的书籍卖给走村串乡的流动书贩，由他们卖到集市上和传教士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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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莱尔最终通过购买“书商执照”成为合法经销商。我相信有许多像他这样的从业者存在，尽管无法统计他们的数量，因为他们不被列入《出版年鉴》这种管理档案，就像法瓦尔热所发现的，根据《出版年鉴》来了解书商的人数不准确。对于非法从业者的案例研究见我的专题论文，“禁止的生意：法国大革命前夕一个地下书商的生活”，刊于《扩大的圈子：关于18世纪欧洲书籍传播的论文集》，保罗·J.科辛编，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第1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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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奥斯特瓦尔德从巴黎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0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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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比约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6年9月29日，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ms.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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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 致谢【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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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65年起一直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堆里工作，因此我要特别感谢纳沙泰尔公共与大学图书馆的职员和负责人。图书馆的负责人提供了慷慨的帮助，从埃里克·贝尔图（Eric Berthoud）到雅克·里希内（Jacques Rychner）、米歇尔·施吕普（Michel Schlup）和蒂埃里·夏特兰（Thierry Chatelain），先是允许我不受限制地查阅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然后又帮助我用缩微胶卷拍摄、影印，将几百份文献数字化。我尤其想感谢米歇尔·施吕普，他提供了本书中的大多数插图，并邀请我参与创作图书馆出版的两部巨著：一是《启蒙运动时代纳沙泰尔的出版业：纳沙泰尔出版社（1769—1789）》（L’Édition neuchâtelois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La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1769-1789］，纳沙泰尔：纳沙泰尔公共与大学图书馆，2002），一是《一家出版社在启蒙运动欧洲中的影响：纳沙泰尔出版社（1769—1789）》（Le Rayonnement d’une maison d’édition dans l’Europe des Lumières：La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1769-1789］，纳沙泰尔：Attinger，2005）。莫里斯·德特里博莱（Maurice de Tribolet）引导我查阅纳沙泰尔州档案馆的迷宫般的公证文件，纳沙泰尔的其他朋友也以许多方式帮助我，包括提供住宿，这对一个预算很少但人数很多的家庭来说是个大难题。除了许多次短暂的访问外，我们在纳沙泰尔和周围的乡村度过了14个暑假和一个寒假。我对以下几位朋友充满感激之情：已故的夏利和莉莉安娜·居约（Charly and Liliane Guyot），1966年和1967年，【308】他们把公寓借给我的妻子苏珊和我住；雅克·里希内，他为我们在沿湖的村庄寻找住处；雷米·舍雷（Rémy Scheurer），他把我们介绍给已故的安妮·古特克内希特（Annie Gutknecht），她在勒朗德龙，是我们深爱的女房东；莫里斯和尼古拉·德特里博莱，与我们分享他们在莫捷的城堡，里面全是18世纪的家具，而且充满了关于卢梭的记忆；菲利普和玛丽-安娜·马格拉（Philippe and Marie-Anne Marguerat），他们多次在坐落于葡萄园上方的家中为我们提供住宿；还有阿兰和安·罗贝尔（Alain and Ann Robert），无数次在他们的山边别墅里请我们吃饭。我们的朋友带着我们沿汝拉山脊远足，在高山牧场驻足吃饭，品尝乡村的火腿，若在秋天，就去吃红酒烧鹿肉。夏日里，雅克和安格丽·里希内与我们在图书馆外的湖边野餐。用游泳消耗掉我们吃的奶酪塔，然后雅克和我会一起去档案馆，肩并肩地工作，他查阅印刷厂的记录，我查阅有关图书贸易的文件。米歇尔·施吕普和卡罗琳·卡拉默（Caroline Calame）带我们登山，体验“高人一等”（gens du haut）的感觉，并享受拉绍德封附近山村“农场餐厅”（fermes-restaurants）的乐趣。菲利普·马格拉帮我找到进入大学的路，让我作为客座教授教了一学期的课，并且常常回去演讲和参加学术会议。其他朋友也在别的方面提供了帮助。我对他们永远感激不尽。他们接纳我和妻子进入他们的生活，并且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五十多年里，当我年复一年逐个卷宗地埋头查阅档案时，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一起成长，我们这些大人也变老了，一起分担忧伤，分享喜悦。本书——以及不久的将来就要完成的姊妹篇——就是这种经历的结晶，所以我要把它献给我在纳沙泰尔的朋友们，纪念逝者，亲善故友。我尤其想念雅克·里希内，当我完成终稿时，他却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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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补充我在纳沙泰尔的研究，我还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查阅巴黎的档案，尤其是阿尼松-迪佩隆收藏（Collection Anisson-Duperron）和法国国家图书馆里巴黎书商与印刷商行会的文件，还有阿斯纳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的巴士底狱的文件，以及其他各种档案。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从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到让-诺埃尔·让纳内（Jean-Noël Jeanneney）和布鲁诺·拉辛（Bruno Racine），【309】对我的支持始终如一，我尤其还得到了他们的馆员的帮助，特别是让-多米尼克·梅洛（Jean-Dominique Mellot）和雅克利娜·桑松（Jacqueline Sa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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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和巴黎的原始资料来源太过丰富而广泛，靠一本书是无法让它们充分发挥价值的。因此，我决定把最重要的文献，连同地图、插画、论文和我此前刊发的部分文章一起，放到一个可以公开访问的网站robertdarnton.org上，这是我在2013年上线的网站。本书读者可以登录这个网站查询更多的文献资料。网站上呈现的一切都是集体的劳动成果，转录所有数字化手稿、鉴定所有书籍、汇总统计数据，这些仅凭个人是无法完成的。过去二十年里，在这项事业的不同阶段，我都得到了研究生和助手们的协助，我要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他们长期付出的辛勤劳动。他们是埃莉萨·贝尔（Elissa Bell）、萨拉·本哈雷克（Sarah Benharrech）、马蒂娜·邦雅曼（Martine Benjamin）、安德鲁·克拉克（Andrew Clark）、布里吉德·多尔西（Brigid Dorsey）、纳撒尼尔·海（Nathaniel Hay）、弗雷德里克·安德维尔迪（Frédéric Inderwildi）、米里亚姆·尼科利（Miriam Nicoli）、蒂埃里·里戈涅（Thierry Rigogne）、玛德莱娜·施瓦茨（Madeleine Schwartz）、詹妮弗·钱（Jennifer Tsien）和凯瑟琳·威特（Catherine Witt）。网站由罗伯特·利弗斯（Robert Levers）和阿里斯托斯·科亚尼斯（Aristos Koyanis）策划设计，他们得到了我的得力助手阿林·纳瓦罗（Arlene Navarro）的大力协助。哈佛图书馆制图部的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提供了地图，这得益于他处理历史原始材料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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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对普林斯顿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和弗洛伦斯·A.古尔德基金会（Florence A. Gould Foundation）表示感谢，他们支持本项目许多年。我尤其要感谢弗洛伦斯·A.古尔德基金会主席约翰·R.扬（John R. Young）和他已故的妻子玛丽。为了如期完成工作并履行职责，尤其是在我2007年到2015年担任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期间，我不得不中断这个项目的工作，而他们几次继续提供了援款。我在巴黎高等研究所（Institute d’Etudes Avancées de Paris）任研究员时，得到由法国国家科研署管理的法国国家基金，即“未来投资”（“Investissements d’avenir”）计划的财政资助（ANR-11-LABX-0027-01 Labex RFIEA+），完成了本书的最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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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感谢我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蒂莫西·本特（Timothy Bent）和伽利马尔出版社法文版的译者让-弗朗索瓦·塞内（Jean-François Sené），他们为润色文字付出了长期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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