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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万象》:一个人的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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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孤岛时期”,上海的《万象》杂志很有名气,它曾经孕育出张爱玲、傅雷、郑逸梅、柯灵等许多文化名人。1998年,我们踏着前人的足迹,创办了新时期的《万象》。有人说是“老店新张”,有人说是“旧瓶装新酒”,几年来磕磕绊绊,总算编了七十九期,也不知道能否跨过九九八十一期。虽然创办时间这么久了,还是有好奇的人在问:这样一个海派文化的东西,怎么会落户在辽宁?它的编辑工作又是出自何人之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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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能在辽宁出版,本源于我与沈昌文先生的交往。当初,沈公刚刚从《读书》离任,满脑子的思维惯性哪里停得下来,就被我请来帮助辽教社编书。而我们的合作重点正是集中火力,侧重“抢掠”京沪两地的文化资源。那些年,我们经常在上海的街道里弄中转来转去,抢到了施蜇存的《沙上的脚迹》、黄裳的《关于美国兵》、王元化的《谈文短简》、希夫的《海上画梦录》。当然,还有当年老《万象》主编柯灵先生面授《万象》复刊的精神指向!就这样,我们在辽宁注册了《万象》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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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要编辑这样一个旨在承继前贤的海派杂志,我们辽宁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人物。还是沈昌文先生出的主意——因地制宜,在上海建立编辑部,并且请陆灏做编辑。说是“编辑部”,其实日常工作只有陆灏一个人在唱独角戏;沈公倒是时常光顾,吃吃饭,见见朋友,原则是“只出主意不出面”,好像是陆灏的“影子教父”。他们并称“万象书坊”,老的是“只说不作的老坊主”,小的就是“独打天下的小坊主”了。不过还有别的称谓,像毛尖就称陆灏为“掌柜的”或“《万象》的一个当妈的爹”。我们暗里却好称他为“沪上陆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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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陆灏一个人做下来,一晃便是8年。说起来经济上很划算,省钱又省力;业绩也不错,作为一个“小众文化”的阅读刊物,《万象》的印数始终稳定在近3万册。但是,令我倍感震动的还不是这些,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一个人”的客观设计,竟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主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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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杂志果然像一个人一样,有了鲜明的个性。谁的个性?陆灏的呗!毛尖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万象》一直坚持讲故事,不讲道理;讲迷信,不讲科学;讲趣味,不讲学术;讲感情,不讲理智;讲狐狸,不讲刺猬;讲潘金莲,不讲武大郎;讲党史里的玫瑰花,不讲玫瑰花的觉悟”——这不正是活脱脱的“陆灏思维”吗?当然,他背后还有老老少少的朋友们的点拨,其中还隐含着沈昌文绵密的文化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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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陆灏把杂志“具象化”—把编辑部化作他的会客厅。他的客厅被烘托出一种“家”的感觉,“一些老少文人就像进了自家客厅,便全身放松,卸去强大、坚硬的武装,开始了自娱自乐、自伤自恋的软弱情怀”(钱红丽语)。老的有黄裳、舒芜,少的有毛尖、巴宇特,香江彼岸有董桥、林行止,大洋彼岸有李欧梵、黄仁宇,死的有陈巨来,不见面目的有小白。他们乱纷纷宽衣解带、翻云覆雨,在虚幻的文字空间中操练、舞蹈。陆灏自然地站在一旁,热情地迎来送往,真诚地服务到家。有人问:“老是那么几个人,不厌烦吗?”陆灏答:“不会。朋友不在多,而在谈得来。”再诘问:“老是那几个人唱戏,会审美疲劳的!”答:“有人一辈子只看梅兰芳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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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创刊号(199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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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灏的培育下,《万象》塑造了一个“文人小意趣”的天堂。陆灏说是在“求俗”,而且求的是一种“甜俗”。何谓“甜俗”?不同的人,理解自然不同:有人说是“精神上伤风怜月的奢靡消费”;有人说是“越堕落越快乐,似乎鸦片真的成了精神上的良药”;也有人赞誉《万象》,“那样优雅、端庄,偶尔出出轨,好比高贵的少妇偶尔趁人不备小偷一情”……再如“小资读本”“老资杂碎”“波波入门”“腐朽的甜腻的枕边书”“西洋镜加老照片”“不做作的飘发女人”“可用于泻火”云云,不一而足!那么,陆灏自己怎么说?他说:“甜俗的感觉,就像《万象》的封面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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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陆灏有些怪气。那还用说,只是他怪而讲理,怪而可爱。记得最初谈合作时,他对我说:“今天我们用荤话说事儿。你说,我与沈公是做你的大小老婆,还是做你的情人?”我说:“这样的出版环境,婚姻是做不成的。”所以,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与出版社的关系,好比是情人关系——有感情的时候就厮守在一起,一旦没了感情,就分手。”这话就出自我们最初的“君子协定”。在工作中,当陆灏有了不愉快的时候,他会骂我是“昏君”;他还会嚷道:“这些年,我为《万象》付出了多少青春!”牢骚归牢骚,我心里清楚,陆灏是深爱《万象》的。当听到人们称赞《万象》“一些些知识分子的端庄,一点点晚来风急的人性化”的时候,我不信,陆灏的“沪式娇嗔”还发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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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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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新世纪万有文库”十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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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作为一个出版人,在过去的10年间,你所编辑的最难以忘怀的图书是什么?”我一定回答:“新世纪万有文库”!不会是别的,即使在我整个的出版生涯中。为什么?因为这套书中包含了太多的人与书的故事,太多的快乐与感伤,太多的世事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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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个小人物的情绪是不值得公众化的。关键是这里面有一个重要词汇意蕴悠长,它甚至贯通了中国百年出版的脉络,那就是—“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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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初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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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回溯到1995年。那时我已经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做了3年的总编辑,正处在工作的兴头上,像“书趣文丛”和《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等,都是我当时操作的项目。一天早晨,总编室主任王之江说,马路湾古旧书店正在处理当年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其中有不少好书,不妨去看一看。我就去挑了几本,有三上义夫的《中国算学之特色》、戴震校的《算经十书》、江永的《数学》以及《古微书》《世本》《孟子杂记》《五色线》《诗地理考》等,都是我个人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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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翻看之间,我偶然读到书前的一篇文章,心绪为之激荡得东倒西歪。那就是主编王云五所写的《印行“万有文库”缘起》一文,他讲述了编辑此书的要点:论规模,“冀以两年有半之期间,刊行第一集一千有十种,共一万一千五百万言,订为二千册,另附十巨册”;论范围,“广延专家,选世界名著多种而汉译之。并编印各种治学门径之书,如百科小丛书,国学小丛书……”;论市场经济,“一方在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贡献于社会,一方则采用最经济与适用之排印方法,俾前此一二千元所不能致之图书,今可以三四百元致之”;论参与者,胡适之、杨杏佛、张菊生等均在其中;论编辑,“更按拙作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刊类号于书脊;每种复附书名片,依拙作四角号码检字法注明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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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看着,我不由得自卑起来——人家的编辑思想多么完整!在出版的意义上,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出超越他们的自信!正一阵长吁短叹之际,恰好湖北的王建辉来电话,他说《中国出版》要开一个栏目——“青年编辑谈如何跨世纪”,约我写一点东西。我带着上面的情绪叹道:“我们的所作所为,远不及老辈的胆识和业绩,哪有谈论跨世纪的脸面!”建辉兄笑笑说:“你的思考总会与众不同,就写这不同吧。”于是我写了《向老辈们学习》一文,其中充满了对王云五及“万有文库”的崇敬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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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编辑新“万有文库”的想法已经在我心中萌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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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最重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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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把这想法向扬之水倾述,她向我推荐了第一位重要人物——杨成凯。杨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吕叔湘的弟子。他的学术功力见于他的专著《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而我们更看重他广博的版本学知识。他知道许多古代典籍的价值,知道哪些版本应该重印、应该抢救,甚至知道它们辗转世间的踪迹,知道如何按图索骥找到它们!王之江就曾经几次陪伴杨先生去江南民间寻书。那种体验,自然包含着我们这一代出版人的追求,以及追随前辈的热情和勇气。当然,在杨的身后还有一大批高人参与,如傅璇琮、袁行霈、王学泰等,更多的名字可以在书中见到。后来,“新世纪万有文库”古代部分的书目,正是在这些人的手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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