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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别吵了，“索引时代”已经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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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20多年前，我初做编辑，在处理第一本译著《不等式启蒙》时，一位前辈对我说：“处理译稿，首先要学会做减法：一是不合国情的内容要删去，二是索引一般也要删去。”对于后者，我不太理解。因为当时我正在读M. 克莱因的巨著《古今数学思想》（上海科技出版社，1981），洋洋4卷本，每册都附有“名词索引”。如果删去它们，再想查找某一个词汇，那不成“大海捞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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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自从上世纪初“索引”的概念伴着西学进入中国以来，文化界就一直围绕着它争吵不休。最初的争论在于对索引有用与无用、正确与错误的判断。正方说，索引代表着一种科学的学习方法，它是我们应对“知识爆炸”局面的最佳对策；反方说，索引乃舶来之物，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与方法相悖，它只能帮助懒惰的人投机取巧，对于真正的学者而言，索引是无用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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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也有人把废除“索引”的责任归咎于出版社——一怕编排索引太麻烦，还容易出错；二怕增加页码，增加书的成本云云。奇怪的是，出版行业如此明显的“不良认识”，却听不到官方的批评，见不到行业的修正。即使有读者高呼“坚决不买无索引的学术著作”，出版界依然表现得很冷漠，删除译著索引的现象依然满视野，中国学者的专著依然十之八九不做索引。在国家的政策法规中，在图书的各类评奖活动中，都很少见到强调“索引”的规定或评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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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现象，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文化差异与冲突的问题。比如，当我们赞扬一些前辈学者时，最常见的词汇就是“博闻强识”。钱锺书先生能背诵《十三经注疏》；陈寅恪先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给学生上课，仍然可以准确地指出每一段引文的出处；金克木写文章，桌上没有一本参考书，因为他早已经把那些资料熟稔于胸了。更为有趣的是，在我国的文化氛围中，那些强记的大师们即使背错了引文、写错了文章，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成为一时的佳话。前些年，有人指出钱著中引文不准确，就有人解释说：“钱先生是凭记忆引用古文的，出现一点笔误可以理解，这也是大师的风格。”由此，我想到梁启超先生写于1923年的一篇文章《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梁先生在文中凭记忆默写《诗经》《尚书》《易传》等经书中带有“阴”“阳”“阴阳”等字词的句子，还在旁边注道：“这些引文信手拈来，没有核对原文，可能会有疏漏，请读者注意核对。”结果我发现，他果然不小心漏掉了《易传》中“阴阳不测之谓神”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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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儿时乃至成年后读到这些故事时，往往会自惭地想到：与大师比较，我们没有天赋，我们不用功，我们没受过私塾中“背书”一类的基础教育，我们只会四处查检资料。你看，正是大师们“博闻强识”的文化传统，始终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方法与行为规范，使我们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迟迟不肯提升对“索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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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我们组织出版“国学丛书”时，总策划葛兆光先生等人坚持要编综合索引。作者中有响应的，如江晓原先生就在《天学真原》交稿信（1991年5月22日）中写道：“我打算搞一份综合索引，包括主题（某些重要书名也在内）、人名等。考之西人学术著作，这也是最常见的做法。”也有反对的，如《谶纬论略》的作者钟肇鹏先生来信（1991年7月4日）写道：“索引我没有时间做，这是技术性的，如果一定要做，我也得请人。别人提出：按国际标准编排是什么意思？索引的稿费怎么付？”这两封信，真实地记录了两类学者研究方法的冲突。究其根源，江先生所在的科学史研究领域，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产物；而钟先生的谶纬研究，则是再传统不过的领域了。在索引的问题上，一个是本学科功能的沿用，另一个则是外来研究方法的移植。值得提及的是，后来台湾洪叶出版社出版“国学丛书”繁体字版，竟然又删去了每本书的综合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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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热衷于编“索引”的人也是有的。写此文时，我翻阅了近几十年出版的图书，发现有两类图书索引做得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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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像商务印书馆等几家老牌出版社，他们对索引的编排是用了心思的。据沈昌文先生说，上世纪60年代，他们为了既保留外文书的索引，又避免修改页码的麻烦，就想出一个取巧的办法，即把原版书的页码印在中文版正文书肩的空白处，或称为“边码”。商务出版学术译著最多，他们大多是用这样的方法保留原书索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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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天读书时，我却发现了一件怪事。一本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他们编索引时似乎没有取巧，其中的页码已经是中文版的页码了。可是，当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此书时，他们的索引又改用了所谓“边码”的方式。起初，我还叹息他们在“走回头路”。后来发现，外国也有“边码”的用法，他们不是为了取巧，而是为了保留一些名著原始出处的页码，便于研究者查找，也是为那些学贯中外的学者，提供对照原著的方便。比如，我见到的“页码”最多的译著是《康德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63），他们在书中标出了5种版本的页码，即一版、二版、1867年全集版、选读版和中文版。如此精细的做法，显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取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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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是政治类的图书，那索引做得真是好上加好。我手边的一套《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6）就附有完备的“人名索引”。显然，为“马恩列斯”一类政治著作编索引，谁都不会也不敢争论或嫌麻烦。“批林批孔”时期，《论语批注》（中华书局，1974）的索引做得极好，既有“名词索引”，还有“人名索引”，比如一个“礼”字，它把《论语》中的50余条相关的句子，都标出了所在章节和页码，“批判”起来方便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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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伴随着网络“搜索引擎”的出现，有人预言，新世纪将是一个“索引的时代”。如果说电子书正在冲击着传统的出版形式，那么搜索引擎正在彻底地改变着我们的阅读方式。据说，西方的索引专家们如今都成了抢手货，他们大多兼任着一些网站的工作，或者干脆离开了传统的部门，到“谷歌”上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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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传统的出版人，还要为“索引”的事情争吵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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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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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旧三厄，新三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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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中写道，除了水火兵虫之外，古书有“三大厄”。首先是清代陆心源所言“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后面“两厄”是鲁迅提出的：一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再一是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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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是70多年前的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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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国运亨通，书业也跟随着发达起来，其中一景，正是古书出版的风起云涌。在这一段时间里，几乎全国所有的出版社，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场商业争斗。我想，如此状况，一定不是70年前的鲁迅先生想像得到的。以他的学养，以他一贯的挑剔与尖刻，以他“三厄说”的判断，倘若他死去的魂灵可以醒来，看到这一轮轰轰烈烈的“思远古之幽情”，一定又会发出冷冷的笑声，再伴随着一连串乒乒乓乓的口诛笔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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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三厄说”是有道理的。我初读古书时，就有老师指点我学习的方法：首先是看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为最好；其次是选择本子，最好看影印本，重排的东西总会有差错的概率；再次是看整理者，一定要选择行家的作品。回想1989年，我编辑出版《九章算术汇校本》，汇校者郭书春先生始终战战兢兢，不断强调不能有一处一字的桀误。我不太理解，还说：“国家规定，允许有万分之几的差错率；时下无差错的书，大概只有《毛泽东选集》了。”闻此言，郭先生正色道：“既然称汇校，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遍查古人的错。我辈原本习古不精，若又添新乱，哪还有自称汇校的脸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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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反响不小，其中古代文化部分，却陷入不讨好的境地。有人批评如此简体、白本、重排、横排，问题太多。网上甚至有人（网友谭伯牛）写道：“一个辽教，一个晋古，都属于‘好刻古书而古书亡’的典型案例。”这样的话，当然来自上述鲁迅先生“三厄”的说法。后来，《新京报》采访“新世纪万有文库”古代文化部分学术策划杨成凯先生时，杨先生承认，文库中存在一些问题，但他也引用鲁迅先生《关于翻译（下）》中的话加以反驳：“这苹果有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的。”那篇采访的题目就是《吃烂苹果有总胜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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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点儿题外话。鲁迅的那篇文章中还谈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最受毛泽东赞赏。据说在毛逝世的前一年8月，他还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朗读此文，并且用颤抖的手，在《鲁迅全集》的封面上，写下“吃烂苹果”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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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往矣。如果我们把鲁迅先生的话称为“旧三厄”，对应时下的局面，显然它们的弊端尚未消去；遗憾的是，新的三厄又款款而来。何谓书之“新三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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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白话。这当然是新文化运动的功劳了。近30年，古文今译之风大为盛行，几乎所有的古书都有了白话的本子。且不论译得对错，“今人好译古书而古书亡”，这话总是有道理的吧？不瞒你说，我也组织出版过“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丛”，包括《周髀算经》《洗冤集录》《天工开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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