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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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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82届，我嗅到了死亡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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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大学毕业，我们七八个来自不同院校的人，被陆续分配到辽宁人民出版社工作。那时人民社还没有分家，有文艺、美术、教育、政治、经济、文史、科技、少儿等10来个编辑室，其中有些就是后来各个专业出版社的前身。不觉20多年过去，我们这几个“文革”后的一两批毕业生（77届、78届）运气不错，都当上了社长、副社长之类的出版要职，“成才率”几乎100％。但是，这些年情况有了变化，我们七八个人不再“比翼齐飞”，有升迁的，有退休的，有下岗的，还有逝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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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我们这一代人活得很波折。虽然一同毕业于1982年，但是“十年动乱”搞得我们上大学时老的老、小的小，年龄差有在10岁上下的，生活背景也很复杂。不过我们还算幸运。那时我们参加高考，面对的是10年堆积下来的知识青年，50个才录取1个！当时我是下乡知识青年，在铁岭那座“大城市”种地。高考前，我作为青年点的“点长”，白天“抓革命，促生产”，晚上趴在炕头上“因式分解”。进入考场，打开试卷，我一阵惊喜，那道20多分的“古文今译”大题，竟然选的是《汉书》中刘邦与吕后的著名对话“安刘氏者必勃也”。它讲的是，刘邦临终前告诉吕后谁可以保佑汉室的平安：萧何之后是曹参，曹参之后是王陵；王陵有不足之处，需要陈平、周勃辅助，而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我们念中学时古文读得少，最怕今译，但这段文字我恰好读过。为什么？原来当时流传着一段故事，说毛主席晚年选接班人选得很苦，又是林彪，又是王洪文，都不合适。有一次，又有某某人向主席讨教谁可以“按既定方针办”，于是主席就讲述了刘邦与吕后的这段对话。至于谁是主席心目中的“周勃”，坊间版本不一。记得老爸听到这段传闻，当即把我叫到他的书柜前，翻开《汉书》，将这段故事给我讲解了一遍。真是苍天有眼，大概也是命题老师别有用心，让我碰取了不少分数！据说我当时的成绩列铁岭县考生的第27位，足以让我混取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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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学讲的是精英教育，录取人数少，加上“文革”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人才匮乏，因此我们那几届毕业生占尽了风光。可是风光着风光着，兴奋劲儿还没过去，20年就过去了。我们头发日渐花白稀少，精力也露出了下世的光景，不由得理解了杜甫“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意思，也不再嘲笑“老草寇”宋江“尽教头上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的无赖心态。这一日心绪烦乱，不由得想起我们七八个人眼下的处境。别的都还说得过去，只是那两位英年早逝的同志让我禁不住流下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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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王大路。他于去年3月7日因病不幸辞世。我们是同一年进入出版界的，他长我7岁，毕业时就已经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加上个人极其努力，所以在我们七八个人中，他进步的速度最快，知名度最高，编了许多好书，做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像上世纪80年代他编辑的“东西方美学丛书”“西方心理学丛书”“人与文化丛书”等，都有引领一代阅读风气的作用。说大路工作努力，不是空话。在他事业的高峰期，他可以一周三次往返于京沈两地，甚至一日往返于沪沈之间的事也是有的。那时有人称大路是“中国出版界的基辛格”。当然，还有《中国图书评论》的创刊，“中国图书奖”的建立，中国出版学会的发展等，都和大路的工作分不开。但是，在大路逝世和他一周年祭奠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1982年我们七八个人在一起见习校对的情景。大路与我并肩而坐，乍一来他就显得很成熟，我们扯淡、打扑克、嘻嘻哈哈，他从不参与。我最佩服他的文字功底。那时我刚从数学系毕业，想给一家报社写一篇500字的科普文章，却不知如何落笔。实不相瞒，我的第一篇短文是大路帮我修改后才得以发表的。我记得，那时大路已经能写出一万多字的影评，好像评的是《高山下的花环》，发表在一家大学学报上。我还记得，我们嫌大路太正经，总想与他开玩笑，又见他面色黝黑，一着急脸上就会渗出滴滴汗珠，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张思德”！他听到后，憨厚地笑了。他私下对我说：“晓群，你才26岁，太年轻了，我都30多岁了，不努力就没有机会了。”那时，我们还生活在相对单纯的心境之中。后来，无论大家发展得怎样如火如荼，只要一见面，总喜欢提起那段“单纯的日子”。即使在冥冥之中，也是这样。于是，我依稀看见大路额角上的汗水，眼角不由又渗出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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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是王越男。他比我小一岁，今年3月14日不幸病逝。大学毕业后，我们俩是同一天到出版社报到的。他总逗我当时的装束：带一顶军帽，穿一件军装，蹬一双便鞋，还是下乡知识青年的打扮。后来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直到1998年他被调到辽宁民族出版社任副社长。越男毕业于东北大学物理系，活泼好动，在我们七八个人中，最好整事儿，最好恶作剧。记得有一次，他装作人事科的人给王大路打电话说：“我们正式通知你，由于你工作出色，所以将你破格留在校对科了。”当时把大路吓得够呛。我们也逗越男说：“你是物理系毕业的，却不会修理电灯。”他自我解嘲说：“我学的是理论物理！”越男是典型的辽西人的性格，讲义气，又有些狡黠，心里的事儿都放在脸上。我们在一起编了许多好书，有“国学丛书”“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以及《世纪之交，与高科技专家对话》《牛津少儿百科全书》等。出门办事时，他从来都是打先锋。安排日程，约见客人，酒桌上插科打诨、调节气氛，遇到难谈的书稿排解局面等，都是他的强项。《读书》杂志的吴彬就曾经开玩笑说：“晓群与越男搭档组稿，一文一武，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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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越男病了，日渐消瘦，心胸不大开阔，我常常开导他。但是，毕竟他还年轻，我怎么也无法将死亡与他联系起来。去年岁末，我去看望越男，他说过完春节天气暖和些，就到北京看病，找到症结，一定会好起来。现在，无法相信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当我含着眼泪向越男遗体鞠躬之后，缓步走出告别厅，那大厅的铁门却不知何故将我的手指狠狠地挤了一下，鲜血一滴滴落下。越男是最好热闹的人，我们20年在一起风风雨雨，现在却要把他一个人留在那荒郊野外，让孤寂的游魂伴随着塞北凛冽的寒风……我想，他是在怪我们不够意思，哥们儿一场，就这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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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走了。我想起当年越男常说自己的名字起得不好，“越男越男，越走越难”。我还开玩笑说：“不，是越过困难！”然而，这一关他没能越过，死神推倒了他还未衰老的肉身，冷冷地牵走了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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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届，“文革”后的一代人，很有些时代沉浮的印记。就说我们这七八个人，直到现在，最大的还不到60岁，成才率100％，死亡率30％！我不禁要问：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强烈的生死碰撞？我们是否应该把这种现象归因于时代或时运？共和国50年，赋予我们丰富的人生经历，赋予我们许多的光荣与梦想，也使我们的肉体与精神留下种种伤疤——每逢天阴雨湿，还会隐隐作痛。今天，我们这些苟活者依然在路上，气喘嘘嘘地跋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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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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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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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书之爱，父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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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的父亲95岁了。他不老，在这些天的老干部聚会上，他还在唱《五月的鲜花》。我深爱父亲，崇拜他，敬重他。但是，我很少与父亲做思想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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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我最小。母亲说，她和父亲原计划就是要生四个孩子，最好是两男两女。而且在我之前，爸妈的这个目的已经实现了，他们已经有过四个孩子，即：大姐安娜、大哥小平、二哥悠悠、二姐小勇。不幸的是，二哥生来身体虚弱，在3岁时就不幸夭折了。姥姥时常说，都是因为名字没起好，你看——“安娜”安全，“小平”平安，“小勇”勇敢，可是“悠悠”多不稳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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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哥的死，使妈妈受了很大的刺激。在一段时间里，她看见谁抱着孩子，都想走过去看一看是不是她的小悠悠。所以妈妈才下决心，一定要再生一个孩子，那就是我了。可能是有了前面的波折，妈妈对我极其关爱。为此，父亲经常提出意见，说母亲溺爱不明，会毁掉一个孩子。我与父亲的关系，也始终表现得尊敬有加，亲热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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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点我与父亲是心心相通的，那就是“爱书”。父亲有许多藏书，这在那些当年跟着毛主席打天下的老干部中是不多见的。那时许多老干部的生活是很享受的，业余活动很多。可是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不跳舞、不结党，整天买书、看书，办公室里也摆满了书柜。因此，他后来被任命为党校校长，在老干部的圈子里有“老夫子”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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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懂事时，父亲已经被打成了“走资派”。那些书先是被造反派抄家收走，后来又被退还给我们。它们被装在一个个麻袋里，放在我家的一张大床的靠墙那一边。我就睡在那张床上，头朝外，脚抵着那些装书的麻袋。那时“文革”闹得很凶，大字报都贴到我家的大门上，我记得有一个题目是“向高薪阶层猛烈开炮”。我们不敢出屋，外面的小孩见到我就喊“狗崽子”。比我长7岁的大姐，看到我被外面的口号声吓得发抖，总好把我搂在怀里，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盯上了父亲的那几麻袋书。我记得，哥哥看《少年维特之烦恼》最来劲，看到激动时还学着维特自杀的姿势，用手指着头部作开枪状，然后轰然倒在床上。有一天，哥哥正在与我谈此书时，被心绪烦乱的父亲发现了，他抢下书，把它撕得粉碎。不久，哥哥又读起了鲁迅，激动时挥笔将鲁迅的四句诗抄下来贴在墙上，诗云；“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父亲看到后二话没说，又给撕掉了。这次哥哥反驳说：“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闻此言，父亲苦苦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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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父亲的罪名是“特务”。记得抄家那天，已是半夜时分，我家的门被敲得山响。一位造反派头头一进门就大声宣布：“俞未平，根据我们内查外调，你是国民党特务。”他的话音刚落，父亲突然朗声大笑。那是一个勇士的笑声！我们都被那超大的声音震得呆在那里，只听那个造反派低声说：“你不要笑，我们是有证据的。”妈妈很沉着，她小声问那位头头：“是哪个派系的特务？”那位头头答道：“中统CC特务。”当时，年仅10岁的我心里乱极了，想到了“渣子洞”“白公馆”“李玉和”“密电码”，也想到了前几天，我与二姐还翻出了一张父亲穿国民党军装的照片，当时胆小的二姐脸都吓白了。二姐从小就爱哭，所以爸妈才给他起名曰“小勇”，希望她能勇敢起来。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张照片是父亲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进入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去做统战工作时拍的。事后，我还问妈妈：“‘CC特务’是什么意思？”妈妈说：“‘CC’代表陈果夫、陈立夫，他们都是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子。”后来，我们也问过父亲：“你为什么那么坦然？”他说：“因为我经历过‘延安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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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还能做什么？只能偷看父亲的书。为什么要“偷看”？因为父亲说，那些都是“封资修”，看了会中毒的。他越这么说，我越想看，先是偷看插图本的《水浒传》，接着是《一千零一夜》《聊斋》《红楼梦》。我记得父亲的那套《红楼梦》是线装的，分两函，每函8本。我偷看时，只能一本一本地抽出来，看完后再塞回去，换看另一本。可是，我抽出一本书之后，函套就会松下来，很容易被父亲发现。为此，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我抽出书后，把一片与一本书一样厚的海绵夹在空档里，而海绵的颜色又与泛黄的旧书相同，再系紧函套，很难被发现。我这样做，骗了父亲好长时间。终于有一天，他发现了，勒令我把书交出来。我交书时，偷看一眼父亲的表情——他很得意，眼中似乎还蕴涵着一些对我嘉许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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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我中学毕业，按照当时的形势，需要“上山下乡”。作为“走资派”的子女，我被强令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我不愿意去，父亲就因此被贴了许多大字报，说他“走资派还在走”。无奈，我只好去了。临行前，我在一张纸上写了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中的那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后来父亲看见了，在下面写道：“此儿素有大志。”接着，他也引李白的一句诗云：“但仰山岳秀，不知江海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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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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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的一生都在母亲大爱的笼罩之下。她不需要父爱的补充，甚至拒绝社会对我的评判。记得“文革”时，造反派批判母亲对我娇生惯养的大字报就贴了整整一面墙。许多人都说我不会有出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上学都要有一个保姆在后面跟着”。即使“文革”冲掉了我这种优越的生活环境，但是仍然无法阻止母亲对我拼命地呵护。记得我“上山下乡”的那一年，母亲没能把我留住，急得一下子拔掉了3颗牙齿。我26岁结婚的那一年，母亲对我说：“小四儿，你可以自立了，你现在一切都是健康的，妈妈身体不行了，但我的心会一直呵护你的人生。”两年后，妈妈离开了人世。这些年来，每当我想起母亲的这段话，都会满眼含泪，心如刀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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